此生只合老书帷——塾师陆元辅~义仆与恶仆

      侯岐曾被捕后，他（陆元辅）不计个人安危，挺身救孤，谱写了其人生最悲壮也最精彩的一页。此后，他始终以隐者自居，四处授经，但又不拒绝与达官显宦交往，甚至长期客居京华，设帐豪门。其人生经历和心态变化，在易代之际知识分子中，颇有代表性。
      归庄在文中专门解释了陆元辅以“小宛"名斋的用心，其实也借机阐述了遗民对待生死的普遍态度——既不诎身贬节以求苟免，也不必轻弃性命，“扦文网，触机阱”做无谓的牺牲。
      说明人虽无法选择时代，但只要道宗先圣，心存正统，即使参加了异族政权，也可以使“儒道不坠”，收到“时否而心亨， 迹污而道洁”的效果。 前后仅数年的时间，陆元辅对新政权的态度即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这显然与他结合自身处境所做的思考有关。
       明清易代之际，文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极为复杂。明末文人喜结社，文社之间的攀比和竞争，本来就带有意气的成分，客观上已造成了士人群体的分裂。入清后，新旧社会矛盾加上民族矛盾，更引发社会价值观的混乱和冲突，加剧了士人的分化。陆元辅曾收集明末死难者的事迹编为《争光集》，欲请钱澄之作序，钱澄之却回信要他区别“期死而死者”与“不期死而死者”。理由是若对“烈烈而死者”与“碌碌而死者”不加区别，则“烈烈与碌碌者一例，其光犹之幽也”(《与陆翼王》， 《田间文集》卷五)。所谓“光犹之幽”，意思是有光芒也被掩盖了。若按这种细分的逻辑，对清初遗民群体加以审视的话，陆元辅的“市隐”， 与顾炎武、徐枋、归庄等以清贫自守的隐者相比，当然也有很大的不同。
      作为读书人，陆元辅一直重视对师友著作的保护。在带着侯檠匆忙出逃的紧急时刻，他都不忘“视所藏书有侯氏先世及广成父子之遗文，与夫雍瞻所作，搜取凡数十束，载小舟潜去”(《菊隐陆先生墓志铭》)，使侯氏家集得以保留到乱后。夏完淳父子的《幸存录》和《续幸存录》，也是经他保存下来的。
       “与民更始”是帝王即位改元时诏书中常用的套语，字面上虽有废除旧政、革故鼎新的意思，但多数情形下只是一种姿态。而黠奴以此为据，想废除既有的主仆关系，甚至借机欺凌故主，显与诏书的意旨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