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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马克思学说来解释快闪党，或会说这是从属群体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被异化，就采用这种“快闪”行为来抵抗强势阶级。
涂尔干或会说这种“快闪”行为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仪式，参与者通过一起“快闪”可以分享共同的情感，从而增加他们与社会的整合度，实现局部的有机团结。
韦伯的解释又或会跟前面两种不同，在他看来现代社会被纳入“去魅”的科层制度中，生活变得如此无趣，于是人们就通过策划和参加“快闪”活动，让生活“再魅”。
马克思意识形态的隐性概念则要悲观得多，是有关失望或挫败的故事，这个概念认为无产阶级可能依然无法看清自己的处境或者被意识形态所蒙蔽。意识形态的隐性概念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系列的表征/再现（a system of representations），它帮助维持现有阶级支配关系。意识形态让人们遵循过去而非面向未来，或者被掩饰阶级关系的形象与理想迷惑，从而阻碍社会变革。这个概念之所以是“隐性”的，首先因为马克思在此没有明确使用意识形态一词。第二个原因在于隐性定义承认历史的复杂性，意识形态中的符号建构（symbolicconcion）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和效力，而不仅仅由经济基础所决定。也就是说，这个隐性概念是无法纳人马克思著名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型的，又或是意识形态的隐性概念发展了这个模型，使得马克思学说不至于真正落入经济简约主义（economic reductionism）的误区。不过马克思意识形态的附属概念和隐性概念都存在一个共同的向题就是阶级简约主义（class reductionism），即将意识形态讨论通通理解为由阶级关系所决定，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文化/意识形态问题也就是符号的社会使用问题，当符号及其意义为权力所用时，当意义系统呈现不对称分布（asymmetrical distribution）时，文化问题就演绎出了意识形态问题。
多元自由主义与多元歧义论是互相兼容的，但多元歧义论并不完全等同于多元自由主义。两者都强调媒介文本的开放性和市场力量。多元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的自由竞争能够产生多元媒介及自由社会，而多元歧义论认为受众通过消费可以抵抗强势意识形态。多元自由主义更强调意义间的相互竞争，展现一幅没有权力差异的理想图画。多元歧义论强调受众的主动解读，费斯克自信其多元歧义论是有着多轴的权力竞争和霸权斗争的，但多元歧义论有别于强势意识论的地方在于，费斯克坚信从属阶级有能力去打破强势。
那种将人们从第一现代社会机构中抽离出来的力量，自身也变成一种社会机构——机构化的个人主义。这是一种独立、自主、自由、多元的个人叙事，是一种依赖众多机构、处于恒久抽离—再嵌入状态的生活，是不得不自我负责的个人化。

吉登斯谈选择时其思想背景是人类从传统社会的限定性中解放出来，我们自己做决定；而贝克的思想背景是第二现代个人化成为内在的现代性，迫使我们必须做选择，我们无从逃避必须做选择的宿命。

失业率高企，让人们从抱怨自己被剥削，转变为担心自己没有机会被剥削。正如学者卡斯特所言，“世人努力避免让自己变得无关紧要，而尽量置身于有意义的关系之中，例如我们所谓的剥削关系”。……金融危机充分展现了信息叠加在市场形成的反思错乱。阶级概念变得模糊破碎，我们无法将自己明确归入哪个阶级，并从中寻求一些以阶级为集体利益的团体的保护。
鲍曼谈解放时反复警示人们注意私人领域对公共领域的殖民，这源于鲍曼对吉登斯生活政治概念的批评。生活政治是被吉登斯正面论述的重要概念，所指的是通过个人选择生活方式成全自由自主的自我。但这个概念在鲍曼看来却是负面的，现代人生活中悲惨的一面正是生活政治蔓延的结果，亦即是说个人抉择把社会推向全面分化。
生活政治概念本身没有问题，只有生活政治而没有公共政治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