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用彼得・理森（Peter Richerson）和罗伯特·博伊德（Robert Boyd）的话说，人类“对文化的极度依赖从根本上改变了演化过程的许多方面。文化的演化潜力让前所未有的适应性成为可能一就像我们现代的复杂社会建立在毫无关联的人们之间的合作基础上，这也带来了几乎同样惊人的不适应现象（maladaptation）一例如现代社会生育率暴跌”。结果造成现代智人与过去1万至2万年完全不同的演化轨迹和生态学轨迹。文化是人类与其他物种如此不同的主要原因。但是，就文化的意义而言，我们和所有其他物种有这么大的不同吗？
文化传播是与基因传播既有相似性又有不同点的过程。毫无疑问，它受到遗传学的影响，反过来，它本身也会影响遗传学。文化的传播就像遗传学一样，是一种种群现象，因为文化可以是一个种群的特征，而且在一个种群内部还可以有所不同。与过去几十年来在某些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分歧乃至深仇大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物科学直是相当和谐且成果颇丰的”。生物学家的研究对象范围极广，从基因的生物化学到海洋生态的复杂性，普遍认同“现代综合论”（modernsynthesis）是他们工作的基础。现代综合论发展于20世纪30、40年代，是一个融合了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自然选择和格雷戈尔·门德尔（Gregor Mendel）的遗传学理论与实证的集合体，它已经在过去70多年里成为生物学非凡进展的基石60。
现代综合论还在不断地被审视与改进。非基因的生物遗传性（如表观遗传效应）正在被添加到该综合论中。
Mesoudi，Whiten，and Laland，2006。虽然“演化”（evolution，常被译为“进化”）一词最初在古希腊被使用，但它最早在现代学术话语中被用来描述社会应该不可避免地从不文明的“野蛮”到19世纪中叶欧洲开明世故的文明的进步的过程。尽管事实上这些社会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其殖民帝国的残酷奴役和掠夺，由于同样的这些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表现出的野蛮行为以及他们在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上面的集体无能，这种荒谬的想法就被搁置了。人类学家（当时唯一正式研究文化的学者）正确而全面地否定了这种对于文化演化的线性观点（Carneiro，2003）。然而，遗憾的是，有些人一直无法或不愿承认这种演化观与达尔文的通过自然选择进行进化的惊人强大理论所代表的思想之间的区别。优生学一认为通过控制繁殖来“改进”人类种族的伪科学概念一的兴起并没有帮助到这一点，而这是在20世纪30年代时被一些不知情的演化生物学煽动出来的。这种对达尔文主义的扭曲也被认为是在让纳粹最堕落的野蛮行为合法化。演化生物学像人类学家拒绝演化的线性改进概念（即“进化”）一样全面地拒绝优生学，但怀疑依然徘徊不去。感情仍然高涨，而且在那些认识到达尔文理论将人类文化变化研究置于科学基础之上所具备的潜在力量的人，与那些在文化可能按照基因和物种相似的原则演化的暗示中嗅出了一丝殖民或优生学的诡异气味的人，他们之间的冲突有时非常激烈（Ingold，，2004；Mesoudi，Whiten and Laland，2006）。作为每天接触达尔文理论，以及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看到许多不完美之处的生物学家，我们并没有嗅到这种气味。当我们彻底倒掉优生学的洗澡水时，把达尔文的孩子也扔出去是错误的。
作为鲸鱼科学家，我们最初只是跌跌撞撞地进入鲸鱼文化的研究领域，我们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长期大规模的观测，以及（许多）偶发事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本书零星散布着一些奇闻逸事，比如，我们观察到鲸鱼们和海豚们（或者有时是一头鲸鱼或一头海豚）做了某件事。在行为科学中，“逸事”是一个不好界定的术语。它一般指的是那种“一次性”的观察，而这些 “一次性”的观察长期以来一直被质疑能否作为科学推断的基础。不过，逸事也有各种不同的风味，有一些是被在行为观察领域里没什么经验的人看到了，然后经常讲起，有时会讲很多次；还有一些来自经验丰富的科学家对特定物种的行为观察记录，其中可能包括对该事件的视频或声音记录。这两种逸事并不相同。认为后者实际上是极其有价值的信息来源的人并不只有我们“。鲸鱼文化通常是没法来做对照实验的，而且对大规模数据集的统计分析只适用于某类行为，例如有声方言及运动模式。对于奇怪的类型比如游戏行为、工具使用和与道德有关的迹象，通常只会留下一些逸事。有些文化形式，比如道德，只是偶尔在行为中外显地表现出来；其他一些文化形式，如身体问候仪式，在鲸类做出这些行为时却很难正好被看到或识认出来。所以我们很少看得到这些文化的外显行为表现，手上就只留下一些逸事。这本书中的逸事是“一次性的”，但并非不可靠的一至少我们希望如此。我们只使用有可靠来源的逸事，它们通常是由对被观测物种颇具经验的观察者在观测时记录下来的信息。因此我们知道这种行为至少发生过一次。这些逸事告诉我们，至少有些鲸鱼和海豚能做到这些事，从而为动物的能力设定了一条最低标准线。如果有好几件逸事都是关于类似行为，那么这表明该行为可能相当广泛，且这种行为对应的能力几乎是鲸鱼和海豚普遍具备的。
我们早先在对文化进行定义时提到过人类学家金·希尔的思想，他在2009年宣称在任何非人类中都找不到关于“通过社会性学习而学到的习俗、伦理、仪式、宗教或道德”的证据1。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普遍的观点。例如，唐纳德·布鲁姆（Donald Broom）对道德的看法就与之大相径庭。从生物学家的角度来看，他在范围很广的动物物种中都找到了道德的证据，动物行为学家马・（Mark Bekoff）斯（Jessica Pierce）也是如此，他们认为，以人类为中心的道德观实在过于狭隘。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也认为，共情（empathy）作为道德的情感根源之一，其演化之根远比人类这个物种要深。
    我们已经对“文化”的含义有了一个概念，也已经看到，非人类可能拥有文化的这种见解在某些领域是多么地充满争议。我们也看到学界对这些争论点的理解是怎样地瞬息万变。在获得辨别文化对野生动物的重要性的有效方法之前，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但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情况已经向着有利于拥有文化的部分非人类物种的方向转变。如果没有它们互相之间学到的那些信息，它们的行为将会大相径庭。我们希望今天的学者不要再认为“与其他动物物种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许多变异是文化上的”，像罗伯特·博伊德和乔·亨里奇这么有见地的学者可是在遥远的1998年才得出这种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