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中的生存斗争与限制

社会成员或公民这些伦理人的做法，与野蛮的原始人或纯粹作为动物王国成员的那些非伦理人的做法背道而驰。后者为生存而斗争，像所有动物一样至死方休，前者倾其所能去完成限制生存斗争的目标。
    原始人也和野兽一样，最弱小、最愚蠢的人被淘汰，而那些最强壮、最精明的人，由于最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但在其他意义上不一定是最好的），得以生存下来。生活就是无休止的不受限制的斗争。在有限且短暂的家庭关系之外，个体对全体的霍布斯式的战争，是生存的常态。人类与其他物种一样，在进化大河中，用力击水、奋力挣扎，尽全力将头部伸出水面，既不去想从哪儿来，也不去想往哪儿去。
    从另一个角度说，文明史，也就是说社会史，记录了人类为摆脱这种状态所做的各种尝试。当人们第一次用和睦相处的状态取代相互作战的状态，且不论推动他们迈出这一步的动机是什么，社会由此而产生了。但在建立和平的过程中，人们显然对生存斗争进行了限制。在社会成员之间，不论怎样，是不准决一死战的。在接下来的所有社会形态中，几近于完美的社会是，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受到最严厉的限制。
    原始的野蛮人，拜伊什塔尔为师，凡是自己喜欢的，全都据为己有，凡是与其作对的，只要能力所及，一律杀死。相反，伦理人的理想是，把他的行为自由限制在不妨碍他人自由的范围之内，追求公共福利如同追求自己的福利，把公共福利真正视为自身福利的基本组成部分。和平既是他的目的，也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他把生活建立在或多或少彻底的自我克制之上，即反对不受限制的生存斗争。他尽力从非道德的进化原则自由驰骋的动物王国中挣脱出来，努力去建立一个受道德进化的原则约束的人的王国，因为社会不仅有一个道德目标，而且完美的社会生活就是道德的化身。
    只要社会上有天生懒惰、生性恶毒的人，有因病或因意外事故而丧失劳动力的人，有父母双亡在世上无依无靠的人，那么，在每个大的人类集合体中，不可避免地总会有一定比例的社会成员生活在“绝望的泥沼”。只要这个比例是在可容忍的限度内，人类就能够妥善处理；即使比例有所上升，但只要是上述原因引起的，那么人类可以也必须耐心忍受。但是，如果社会组织不但不去减缓这种趋势，反而予以保持和强化，如果某一社会秩序明显地在惩善扬恶，那么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开始琢磨，是尝试一种新试验的时候了。动物人一旦发现伦理人使其陷入绝望的泥沼，就会重新恢复古老的统治，宣布无政府状态。实质上，这种建议将使社会秩序重返混乱状态，再次开始残酷的生存斗争。
    凡是了解所有大型工业中心人口状况的人，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都知道，这里人口众多而且还在不断增长，极度悲惨的状况占绝对统治地位。……在工业发达的整个欧洲，没有一个大型制造业城市不是聚集着大量生活在上述悲惨境况下的人群，还有更多的人在社会泥沼的边缘挣扎，一旦对他们产品的需求下降，他们极易陷入绝望的泥沼之中。而且，身处泥沼中的人数以及正向泥沼下滑的人数，虽然数目已经十分庞大，但随着人口的每一次增加，还会持续不断地上升。
……
    因此，工业人口的生产能力要获得充分而又持久的发展，必须有一个与之匹配的社会组织，并以这个社会组织为基础——这种社会组织向工业人口提供必要的身心福利，扬善抑恶。自然科学和宗教热忱很少能够携手合作，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倒是志同道合。再缺乏同情心的博物学家，也不得不钦佩已故的沙夫茨伯里伯爵①这样的社会改革家的洞察力和献身精神。在最近出版的遗著《生平与书信》中，沙夫茨伯里伯爵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五十年前工人阶级状况的生动图画，也描绘了一幅英国工业由于无视这些明显的事实而正在自掘坟墓的生动图画。

    ①Lord Shaftesbury，1671一1713年，英格兰政治家、哲学家和作家，其思想对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的道德、美学和宗教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