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西洋

《储蕃志》完全表明，截至宋代，中国对西洋业已知之。不过，“知究竟不同于“行”。纸上之“知”何时转化为切身之“行”，其起点目前仍尚难确定。近代以来，南洋至非洲各处发现不少早于明代的中国物件。例如，1827年新加坡掘出中国铜钱，“多数为宋钱”；1860年爪哇发现中国铜钱，“亦过半为宋钱”；1888年“英人于非洲东岸之桑给巴尔（即赵汝适《诸蕃志》之层拔国）”，“掘土得宋代铜钱”；1898年“德人于同洲东岸索马里滨海”，“即明费信《星槎胜览》卷四之木骨都束”，“亦掘得宋代铜钱”。①又如，东非基尔瓦地方发现有“唐宋时期的越窑瓷和白的瓷”©，“马达加斯加岛东北端的武黑马发现很多元代瓷器”⑧
    这些痕迹，既可由中国人携至，亦可能是他国往返贸易者留下，但至少存在着中国有人抵于以上诸地的可能性。桑原骘藏曾经考证，自唐代起，“往来波斯、印度南洋”的中国海船不少，“蕃商乘者颇多”④。
    揣其语意，要指中国海船及海员为“蕃商”所雇佣，而往来东西洋，尚非以个人身份前去游历，或因货殖、访问等特定目的奔赴西洋。
    但是在元代，这样的记录终于出现了，有两份确凿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