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马佐夫兄弟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1846—1918)，本姓斯尼特金娜，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速记员，1867年成为他的续弦夫人。她曾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予陀氏很大帮助。陀氏死后，她又为保存对这位作家永恒的纪念作出许多贡献。除著有回忆录、1867年日记以及编辑出版过六部陀氏全集外，她还在莫斯科历史博物馆内建立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的分馆，那里藏有陀氏的手稿、书籍、照片和遗物。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如若不死，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

在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反拿破仑战争联盟国家与法国议和的条件，基本上是由年轻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提出的。当时的俄国自以为凌驾于整个欧洲之上。然而，农奴制在俄国一直延续到一八六一年，冥顽残忍的贵族阶层统治着国家，权力很大的教会死抱住黑暗的过去不放，人民无法挣脱愚昧、贫困的状态。在西欧早已确立的人身自由观念刚刚开始东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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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酝酿社会政治变革的大动荡时代。在最终引发与过去彻底决裂的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前，俄罗斯还得在躁动与困惑中度过一个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生活在变革中的俄国，这个风雷激荡的时代对他的影响至深至巨。他提炼了此阶段形形色色的思想，没有哪位作家曾像他那样在自己的作品中把本国人民从里到外展现得如此全面充分，淋漓尽致。尽管从陀氏初登文坛算起，历史已翻过了一百五十多年，俄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揭示的俄罗斯人的灵魂究竟有多大程度的改观呢？要了解俄国和俄国人民，陀氏的书被认为是这方面最好的材料。极而言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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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七年，商人家庭出身的陀氏之母去世。次年，费奥多尔进入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他的父亲于丧妻后不久便从医院退职，接着迁往图拉省置有一份薄产（两个小村落）的乡下居住，恣意纵情酒色，残暴虐待农奴，以致一八三九年六月被十余名忍无可忍的农奴群起而杀之。在酗酒、淫乱、集人类恶劣品质之大成的老卡拉马佐夫身上，就有陀氏父亲的影子。（“1928年，弗洛伊德发表了一篇名为《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弑父》的论文并在其中探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身的精神及其对于这部小说的作用。在论文中他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病并非自然发生，而是对于父亲死亡含有愧疚的生理表现。在他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他小说中的那些儿子）由于潜在的占有母亲的欲望而期盼父亲的死亡。值得关注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病也正是在他的父亲死去那一年（他18岁时）首次发作，弗洛伊德再理论中引此为证。《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弑父与罪的主题，特别是伊万阐释的道德负罪，可以被认为是对于弗洛伊德理论的有利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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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失而复得的自由（尽管内务部仍对他实行秘密监视），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被套上了癫痫、赌瘾和债务的新枷锁，直至生命的终结。自幼潜伏在他身上的癫痫症如今频频发作，而且来势趋凶。赌博成了他无法戒绝的恶癖。由于债台高筑，他老是处在巨大的压力下，不得不拼命写作，把手稿交给期刊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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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弗洛伊德早生三十五年的陀氏，在小说中记录了他观察人类感情活动的惊人发现。他曾详细地写到过人的表现狂、俄狄浦斯情结和青春期变态心理，他认为梦是由潜意识心理活动引起的，并非源于理智，而是发自欲望。陀氏指出，笑可以显示一个人个性中隐秘的一面，笑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面具卸了下来。在他所描写的“偶合家庭”中，每一个成员都过着独立、封闭的生活，与其他成员处于隔离状态。《卡拉马佐夫兄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便是这样一户人家。陀氏观察到人身上有专横跋扈的倾向，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力欲。他发现爱的因素中包含着对所爱者行使权力的欲望。如果这种欲望得不到满足，所爱者就可能同时被既爱又恨。这一原理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得到了精妙入微的演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刻画自虐癖好以及把惩罚作为摆脱负罪感的手段，比现代的“死亡本能”理论和弗洛伊德的“超越快乐”准则都早得多。陀氏甚至作过“分裂人格”心态细节的记录。在他的作品中，简直很难说哪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不属于分裂人格。《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也罢，爱与恨同样火辣辣的卡捷琳娜也罢，“魔崽”莉兹也罢，尤其是在与魔鬼对话一章里两个自我猛烈碰撞的伊万……人格分裂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
陀氏关心的第二个R是革命，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生前死后遭到的抨击最多。他笔下的“革命者”、“社会主义者”，大概无例外地都是目无神明、唯恐天下不乱、蔑视一切道德准则的虚无主义者，《白痴》中的病态少年伊波利特，《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与阿辽沙一起当过见习修士的拉基津，也应归入此类。但集中浓墨重彩表现这种思想的无疑要数《鬼》一书。西方的评论家认为，这部发表于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二年的小说几乎提前半个世纪“预报”了后来爆发的俄国革命。此前一般都相信革命将席卷全世界，但陀氏却预料革命仅在俄国发生，它最早的一批领袖并不从工人中产生，认为俄国革命始发于无限制的自由，将发展到无限制的专制云云。
陀思妥耶夫斯基坚信，俄国的一切都是美妙的，俄国农民的灵魂是美丽的，伴随着受苦人的眼泪将从俄国的土地上涌出新世界的甘泉。这便是陀氏魂牵梦萦的第三个R——俄罗斯。他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蜕化变质，欧洲似乎只是一具死尸，而莫斯科乃是他心目中的圣城，他的“新耶路撒冷”。陀氏骨子里是个君主主义者，他爱沙皇。他讨厌欧美，憎恨波兰人、犹太人，觉得俄国无须向西方学习什么，而俄国的一切都值得西方学习。
宗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四个R，渗透到另外三个R的方方面面。他笃信宗教，其虔诚的程度在所有大作家中很难找出可与之颉颃者。从狭义上说，除了深深植根于拜占庭帝国的俄国正教，他认为此外一切宗教都是旁门左道。从广义上说，占据他脑海的是：善与恶、上帝与魔鬼、不分种族不分国界的人与救世主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他热烈地信奉基督式的博爱。针对“什么是地狱”这个问题，佐西马长老回答道：“苦于不能施爱，那就是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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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菲姆·彼得罗维奇便着手自己来关心那两个孤儿，而且对小的一个即阿列克塞还特别喜欢，所以阿列克塞有很长一段时间简直就像他家的人。我请求读者从一开始就注意这一点。如果说，那哥儿俩所受的抚养和教育之恩理当没齿不忘，那么他们要感谢的正是这位叶菲姆·彼得罗维奇，一个极其高尚、极其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人，这样的人是不多见的。他把将军夫人留给两个孩子的每人一千卢布为他们完整地保存起来，使这笔钱到他们成年时连利息翻了一番，而抚育他们的费用则由他自己支付，当然，花在每人身上的钱远远不止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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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之所以相信，只是因为他愿意相信，也许，他在说“我非看见……我总不信”时，内心深处就已经完全信了。
（“这是否可以看作是对相信内心真实的表述，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是现代主义的鼻祖不无道理，他的表述里对于这种现实的议论更偏向于主观的内心真实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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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修道院香火鼎盛、名扬全俄，正是由于它的历任长老的缘故，朝圣者成群结队、不远千里从俄国各地纷纷前来，就是为了一睹长老的仙颜，聆听长老的教诲。
那么，究竟什么是长老呢？长老就是能把你的灵魂、你的意志纳入他的灵魂和意志的人。一旦选定了长老，你就不再有自己的意志，自愿舍弃一切，完全交与长老，由他做主。受戒者自愿接受这种考验，接受这种可怕的试炼，希望在长期的考验之后战胜自我、控制自我，直至通过终生修炼最后能达到完全自由即不受自身制约的境界，免蹈一辈子始终未能找到自我的那些人的覆辙。
这一制度，即设置长老的办法，并没有什么理论基础，而是在东方从至今已有千年历史的实践中形成的。对长老的义务并不是一般的“修炼”，这在我们俄国的修道院里是向来就有的。凡立志受戒者必须永远向长老忏悔，施戒者与受戒者之间有不容破坏的师徒关系。
例如，在基督教兴起之初的古代，据说有这样的一名见习修士，有一次他没有完成长老给他布置的某项修炼课业，便离开长老和修道院远走他乡，由叙利亚前往埃及。他在异国经过长期的苦行，由于功业卓著，最后称得上历尽磨难，殉道以终。当教会追认他为圣者、为他举行葬礼时，随着执事发出“非我教徒，一律退出”的一声喊，突然，——棺材连同里边殉道者的尸体拔地而起被扔出教堂，如是者竟达三次之多。后来才知道这位受难的圣者曾经违背绝对服从的誓约，离开了自己的长老，而未经长老许可是不可能得到宽恕的，即使功业卓著亦不例外。直到那位长老被请来解除了他的誓约，他的安葬仪式才得以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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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切只是古老的传奇，然而也有发生在不久以前的一个事例。
我国当代有一位教士在阿索斯山隐修，他从自己心灵深处喜爱这个神圣、宁谧的安身之处；忽然，他的长老吩咐他离开阿索斯山，先上耶路撒冷朝拜圣地，而后返回俄国，到北方的西伯利亚去。“你应该到那里去，而不是待在此地。”教士震惊和伤心之余，前往君士坦丁堡谒见普世牧首，恳求解除他的誓约。可是，正教世界的这位最高主宰回答他说，一旦长老规定了他必须服从的义务，不但作为总主教的普世牧首无法解除他的誓约，而且全世界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哪一种权力能解除这种誓约，只有那位长老本人才有此权力。

——
由此可见，长老拥有的权力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受限制和不可思议的。正因为如此，长老制在我国许多修道院起初遭到排斥，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然而，长老们旋即开始受到民众的高度敬仰。比如，到我们城郊的修道院来觐见长老的既有普通老百姓，也有显赫的贵人，为的是匍匐在长老脚下，向他倾诉自己的疑虑和痛苦，忏悔自己的罪过，恳求长老指点迷津。见此情景，长老的反对者们在提出其他种种责难的同时还叫嚷道，忏悔的圣礼被轻率地恣意庸俗化了；其实，见习修士或在家人不间断地向长老倾诉自己的心事，根本不是作为圣礼仪式进行的。然而，结果却是长老制站稳了脚跟，并且渐渐在俄国的修道院里得到确立。这种经过千年考验的工具使人获得新生，由精神奴役向自由和道德完善升华；诚然，它也可能变成一件双刃利器，把某些人不是引向温顺和完全的自制，相反，会引向十足魔鬼式的傲慢，换言之，不是导向自由，而是导向锁链。
佐西马长老时年六十五岁上下，地主出身，少壮时当过军人，曾作为尉官在高加索服役。毋庸置疑，他以自己心灵的某种特殊素质征服了阿辽沙。阿辽沙就住在长老的修室内，因为长老十分喜欢他，所以收他为入室弟子。必须指出，阿辽沙那时虽住在修道院内，却还没有受到任何约束，他可以走出修道院去任何地方，哪怕整天不回去也行；如果说他身穿修士的长袍，那也是自愿的，为的是在修道院里不显得与众不同。当然，他自己也喜欢这样。也许，从他的长老身上不断放射出来的力量和荣耀之光，对阿辽沙年轻的想象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关于佐西马长老，许多人说，这么多年凡是来向他忏悔、渴望他提出忠告、企盼他用良言治心病的人，他从不拒之门外；他纳入自己心中的衷曲、隐痛、自白如此之多，到后来已练就一种明察秋毫的本能，他只要对来求见的陌生人脸上看一眼，就能猜到那人抱着什么目的而来，需要什么，甚至能猜到是什么样的痛苦折磨着他的良心。有时不等来者开口，长老对他心中的秘密已了如指掌，使来者感到诧异、困惑乃至惊慌。
阿辽沙注意到，许多第一次来求长老单独谈话的人，进去时惶恐不安，而出来时的神情几乎总是豁然开朗，即使满面愁容，也会变得喜气洋洋。还有一点也使阿辽沙异常心折，那就是：长老绝不严厉，相反，他对人的态度向来近乎欣悦。修士们谈到长老时常说，他最牵挂的恰恰是罪过较重的人；谁的罪孽最深最重，他对谁倾注的爱也最多。即使到了长老行将下世的残年，修士中也还有一些憎恨他、忌妒他的人，但为数已经很少，而且他们保持沉默，尽管其中有几位在修道院里地位十分显要，如年事最高的修士之一便是，此人以缄口默修和斋戒谨严著称。但毕竟绝大多数人无疑是拥护佐西马长老的，其中许多人甚至可以说全心全意、热烈而真诚地爱他，某些人对他的好感几乎带有迷信色彩。后面那些人干脆说（不过并非大声宣布）他是圣者，认为这一点已毫无疑义，他们眼看长老即将谢世，甚至预料立即会有奇迹显现，修道院亦将由于藏有圣者的遗骸而在不久的未来享有非同小可的光荣。
——
既然人人都有信仰，那么这是从何而起的呢？有人认为，这一切最初是由恐惧而起，人们害怕森严的自然现象，便产生出种种想象，而这些想象中的事情其实都是没有的。我在想：照这么说，即使我一辈子都有信仰，我死了以后照样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坟上会长出牛蒡草来’，像我从一位作家的书上读到的那样。这太可怕了！怎样才能把信仰找回来？事实上，我仅在很小很小的时候信过，那时反正什么都信，自己什么也不想……怎样能证明其存在？现在我来到此地，就是为了匍匐在您面前求您这件事。如果我再错过眼前这次机会的话，那么此生没有人能回答我了。拿什么来证明其存在？怎样才能确信无疑？哦，我真是太不幸了！我举目四顾，发现周围所有的人对什么都无所谓，差不多人人如此，现在谁也不关心此事，只有我一个人受不了。这真是要命，真是要命！”
———
“毫无疑问，是这样。但要证明实在办不到，确信其存在则是可能的。”
“怎样确信？通过什么？”
“通过切实的爱的经验。您要设法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地去爱世人。随着您在爱世人的实践中不断取得成功，您也就会逐步相信上帝确实存在，相信您的灵魂确实永生不灭。如果您在爱世人的努力中达到完全忘我的境界，那时您必将坚信不疑，任何疑惑哪怕想窥探您的心灵都不可能。这是经过了验证的，确实如此。”
“切实的爱？这又是个问题，而且是个很伤脑筋的问题！要知道，我是那么热爱人类，信不信由您，有时候我梦想能抛开一切，放弃我所有的一切，撇下莉兹，去当一名护士。我闭上眼睛，想着想着，就会心驰神往，在那样的时刻我觉得自己身上有不可战胜的力量。无论什么创伤，无论什么化脓的溃疡都吓不倒我。我会亲手加以包扎、清洗，我可以看护那些病人，我愿意吻那些脓疮……”
“您所梦想的是这个而非其他，这就相当不错了。指不定什么时候您真的能做出什么善举来。”
“是的，但在这样的生活中我能熬多久呢？”女地主热切和近乎狂乱地继续说，“这是最主要的问题！这是最使我苦恼的一个问题。我闭上眼睛，自己问自己：你在这条道路上能长期坚持吗？如果你给一个病人清洗脓疮，他不是马上向你表示感激，相反，还变着法儿折磨你，不赏识、不理会你仁爱为怀的服务精神，冲你大叫大嚷，粗暴地要这要那，甚至向某一位上司告状（这在忍受着巨大痛苦的病人身上是屡见不鲜的），——那怎么办？你的爱还维持得下去维持不下去？于是，您知道不，我胆战心惊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果说有什么会使我切切实实爱人类的一片热忱变得冰冷的话，唯一的可能就是别人毫无感恩之心。总之，我是施恩图报的，我要求立刻得到报答，也就是得到赞许和以爱还爱。否则我没法爱任何人！”
——
她处在阵发性的亢奋之中，十分真诚地鞭挞着自己。完了以后，她望着长老，坚定的目光不无挑战的意味。
“这跟一位医生跟我谈过的情形一模一样，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长老说，“他已经上了年纪，是位无可争辩的有识之士。他说得也像您一样坦率，虽然用了开玩笑的口吻，但那是辛酸的玩笑。他说：‘我爱人类，但我对自己实在大惑不解：我越是爱整个人类，就越是不爱具体的人，即一个一个的人。我在梦想中常常满怀激情打算为人类献身，而且一旦有此必要，或许为了人们我真的敢于走向十字架；然而，我根据经验知道，要我跟什么人共处一室，我连两天也待不住。任何人只要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他的个性就会压迫我的自尊心，妨碍我的自由。不出一昼夜，即便是最好的人也能令我憎恨：我会憎恨某甲进餐时间太长；我会憎恨某乙患感冒，不停地擤鼻涕。别人只要稍稍碰我一下，我就会视为仇敌。可事情偏偏总是这样子：我对具体的人越是憎恨，我对整个人类的爱便越是炽烈。’”
“那究竟该怎么办呢？这种情况究竟该怎么办？难道只能陷于绝望？”
“不，因为您在为此深感苦恼，有您这份心意就足够了。只要尽力而为，会给您记上一笔的。您已经做了很多，否则您不可能如此深刻地认识自己！可如果您现在对我如此坦诚相告，目的也只是要我对您的直率表示赞许，而且刚才您已经从我这里得到了赞许，那么，您在切实地爱世人的行动中当然达不到什么境界，一切仍将停留在您的梦想之中，整个一生会像幻影似的倏然消逝。在这种情况下，关于灵魂不灭的问题您自然也会淡忘的，最后您自己凑合着也就平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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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人都有信仰，那么这是从何而起的呢？有人认为，这一切最初是由恐惧而起，人们害怕森严的自然现象，便产生出种种想象，而这些想象中的事情其实都是没有的。我在想：照这么说，即使我一辈子都有信仰，我死了以后照样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坟上会长出牛蒡草来’，像我从一位作家的书上读到的那样。这太可怕了！怎样才能把信仰找回来？事实上，我仅在很小很小的时候信过，那时反正什么都信，自己什么也不想……怎样能证明其存在？现在我来到此地，就是为了匍匐在您面前求您这件事。如果我再错过眼前这次机会的话，那么此生没有人能回答我了。拿什么来证明其存在？怎样才能确信无疑？哦，我真是太不幸了！我举目四顾，发现周围所有的人对什么都无所谓，差不多人人如此，现在谁也不关心此事，只有我一个人受不了。这真是要命，真是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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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用了开玩笑的口吻，但那是辛酸的玩笑。他说：‘我爱人类，但我对自己实在大惑不解：我越是爱整个人类，就越是不爱具体的人，即一个一个的人。我在梦想中常常满怀激情打算为人类献身，而且一旦有此必要，或许为了人们我真的敢于走向十字架；然而，我根据经验知道，要我跟什么人共处一室，我连两天也待不住。任何人只要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他的个性就会压迫我的自尊心，妨碍我的自由。不出一昼夜，即便是最好的人也能令我憎恨：我会憎恨某甲进餐时间太长；我会憎恨某乙患感冒，不停地擤鼻涕。别人只要稍稍碰我一下，我就会视为仇敌。可事情偏偏总是这样子：我对具体的人越是憎恨，我对整个人类的爱便越是炽烈。’”

（“具体的人是日常的琐碎，整个人类是距离产生的美感。真的热爱其实是像呼吸，吃饭，睡觉一样平常的事情，因为失去就不存在了，意识到这种真爱前，我们都还在遥望，凝视前方的“艺术品”以显示自己的高雅，博识，一种虚伪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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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真的是非常善于沟通。一上来他不是指责和要求对方去做什么，先对对方表示了理解，说自己之前也遇到过别人这么想；他知道对方需要他的赞许，所以也对她给予了肯定。同时说你只要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尽力去做就好了，也没有对对方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
然后才提出自己的建议，你想获得我的赞许，我已经给了你，那么你应当进一步采取实际行动，才能提高你自己的精神境界。
所以他的话能够让人信服。如果换一种方式，说你向我坦白这一切，就是为了获得我的赞许，这个态度是不对的。你的境界还是太低了，爱不是像你说的这样，应当怎么怎么样。讲了一通大道理，这种方式肯定是非常让人反感的。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沟通方式的问题，而是体现出长老的人生境界。只有真正去爱每一个人，才能去理解、体谅他们的处境，从而采取恰当的沟通方式。长老劝别人爱要真诚，不是为了求得对方的回报，他自己是说到做到、知行合一的。对别人的爱其实就体现在每一个这种微小的细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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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因为您在为此深感苦恼，有您这份心意就足够了。只要尽力而为，会给您记上一笔的。您已经做了很多，否则您不可能如此深刻地认识自己！可如果您现在对我如此坦诚相告，目的也只是要我对您的直率表示赞许，而且刚才您已经从我这里得到了赞许，那么，您在切实地爱世人的行动中当然达不到什么境界，一切仍将停留在您的梦想之中，整个一生会像幻影似的倏然消逝。在这种情况下，关于灵魂不灭的问题您自然也会淡忘的，最后您自己凑合着也就平静下来了。”

“缺爱的人往往会更多地付出爱，因为他渴望得到别人的回报。但如果他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这个时候他就会产生不平衡心理，觉得这个世界对他不公平。进而不会去进一步付出。
我想这不是长老所讲的“切实的爱”，“切实的爱”注重的是过程，而不是过分在意结果和回报。”
———
“您这是真心话吗？听了您这番自白以后，现在我相信您是真诚的，心地是善良的。即使您达不到幸福的境界，请永远记住您是走在正道上，要努力不偏离这条路。主要的是力戒作假，力戒一切弄虚作假，尤其要力戒向自己作假。您得提防这一点，每时每刻加以警惕。此外，既不要嫌弃别人，也不要嫌弃自己。凡是您觉得自己内心存在什么要不得的想法，那么，您自己发现这一点本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把它净化了。您还要力戒恐惧，虽然恐惧只是一切作假的后果。在爱的征途上永远不要害怕您自己的怯懦心理，甚至对您在这过程中的不良行为也不必怕得要命。很抱歉，我不能对您说什么动听的话，因为与梦想中的爱比较起来，切实的爱是一件严酷和令人生畏的事情。

梦想中的爱图的是急功近利、立竿见影，渴望做出人人注目的壮举。怀着这样的梦想确实连命也舍得，只要这过程不持续很久，而是像在舞台上那样快快结束，只要人人都瞧着他表示赞许。

切实的爱则需要工作和毅力，对于某些人来说兴许还是一门学问。但我可以预言，一旦您惊恐地发现，尽管您作了一切努力，您非但没有向目标靠近，反而像是离得更远了，——恰恰在那个时刻，我可以向您预言，您将一下子达到目的，并将在自己的上方清楚地看到上帝神奇的力量，他一直在爱护您，一直在冥冥中指导您的行动。恕我不能继续奉陪了，有人还在等我。再见。”

【“缺爱的人往往会更多地付出爱，因为他渴望得到别人的回报。但如果他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这个时候他就会产生不平衡心理，觉得这个世界对他不公平。进而不会去进一步付出。
我想这不是长老所讲的“切实的爱”，“切实的爱”注重的是过程，而不是过分在意结果和回报。”】
——
论点之一：‘任何社会集团都不能够、也不应当把权力据为己有，以支配其成员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论点之二：‘刑事与民事裁判权不应属于教会，因为教会无论作为神职机构，还是作为人们为宗教目的而结成的联合体，这都是与它的性质不相容的。’最后，论点之三：‘教会乃不属于人世间的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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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是真正的王国，是受命进行统治的，而且最终无疑将成为统治整个大地的王国，——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得到上帝许诺的……”

（“教会变成上帝的代理人，宣扬只有上帝能让人得救，而宗教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君主统治的权力还要依附于教会。但“得到上帝许诺”的说法又是谁同意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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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的中心思想是这样的：古时候，在基督教创立之初的三个世纪内，基督教仅以教会形式出现在世上，也仅仅是教会。当异教的罗马国有意成为基督教国家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的局面：罗马成了基督教国家后，只是把教会包容在自身之内，但它本身在非常之多的活动中仍和以前一样是个异教国家。其实，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但在罗马这样一个国家内，异教文明和异教学问留下的东西太多了，例如国家的目的和基础便是。基督教会进入这个国家后，无疑不能放弃它的任何一条宗旨，不能偏离立教的基石，只能认定自己的目标走下去，那是上帝亲自给它指出的铁定目标，其中一项就是使全世界以及整个异教古国向教会转化。由此可见（我是说如果放眼未来的话），不应该由教会作为‘任何社会集团’或‘人们为宗教目的而结成的联合体’（拙文的论战对手提到教会时的用语）在国家内为自己谋一席之地，而是相反，地上的任何国家以后都必须完全向教会转化，并且只能成为教会，而非其他，凡是与教会目标不一致的任何目标一概加以排除。这一切丝毫不会辱没了它，不会剥夺它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名誉和光荣，不会使它的统治者丢面子，只会把它从虚伪的、仍然是异教的歧路引上通向永恒目标的唯一正道。因此，《论教会社会法庭之基础》一书的作者，如果在寻求并端出这些基础时，把它们仅仅看作一种权宜之计，看作在我们这个有罪和不完善的时代还少不了的一种妥协，那么，他的观点就对了。可是一旦该书的作者擅敢宣称，他现在端出的、其中一部分刚才帕伊西神父已经列举的那些基础，乃是坚如磐石、浑然天成和亘古不变的基础，那就直接背离了教会，背离了教会亘古不变和坚如磐石的神圣使命。这便是拙文的中心思想，可以说是它的一份完整的提纲。”
“简言之，”帕伊西神父又说了，他在每一个字上都用了强音，“按照在我们这个十九世纪暴露得太清楚的某些理论，教会应当蜕变为国家，仿佛是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化，然后消失在国家内，让位于科学、时代精神和文明。如果教会不干并且进行抵抗，那就在国家内划一个角落给它作为补偿，——在现今的欧洲大地上到处都是这样。按照俄国的观念和意愿，不应当让教会蜕变成国家并视之为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演化，相反，应当让国家最终有幸成为教会，只成为教会，而非其他。将来定当如此，定当如此！”
“哦，说实在的，听了你们刚才的话，我倒是不那么气馁了，”米乌索夫笑道，同时又倒换了一下他的二郎腿。“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实现这样的理想是无限遥远的前景，除非基督第二次降临人世。反正是理想，怎么想都可以。是啊，美妙的乌托邦式空想，那时战争、外交家、银行都将消失。甚至有点儿像社会主义。我本来还以为这一切都是真格的，以为教会现在就要干起来了，比如审理刑事案件，判处笞责和苦役，也许还有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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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在我们这个十九世纪暴露得太清楚的某些理论，教会应当蜕变为国家，仿佛是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化，然后消失在国家内，让位于科学、时代精神和文明。如果教会不干并且进行抵抗，那就在国家内划一个角落给它作为补偿，——在现今的欧洲大地上到处都是这样。按照俄国的观念和意愿，不应当让教会蜕变成国家并视之为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演化，相反，应当让国家最终有幸成为教会，只成为教会，而非其他。将来定当如此，定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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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国家撇在一边，把教会抬到国家的位置上！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教皇极权论，这简直是通天教皇极权论！这是连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插图]也不曾梦想过的！”

注释：格列高利七世（约1020—1085），罗马教皇，意大利人。宣扬教皇权力高于一切，不仅有权任命主教，而且可以废除君王。

——
“是的，我是这样看的。没有永生，就没有德行。”（“所以说，无功利参与下的坚持真的是难能可贵。从艺术到生活，从良知到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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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不完全是开玩笑，确实如此。这个问题在您心中还没有解决，并且在折磨着您的心。但是受难者有时喜欢拿自己的绝望取乐，这好像也是由于绝望的缘故。眼下您也是由于绝望而在苦中作乐——又是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又是在社交场中与人辩论，其实您自己并不信服自己的论点，并且忍着心中的痛楚在暗自发笑……在您思想上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这是您的大悲哀，因为它执著地要求得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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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尚奥，求索务高，因为我们的归宿在凌霄’。愿上帝保佑您的心在地上就能找到答案，愿上帝一路赐福予您。”
“让我们的思想飞得更高更远，让我们的双脚留在尘世稳稳当当。不然，如何拨开迷雾走完这“无聊”的一生呀。”

——
难道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所在？

“有人在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后精神状态变得不太好吗？

读完后觉得累应该是比较有普遍性的，这跟陀氏的文风以及人物塑造有关系。

在所有的作家里面，陀氏的风格应该是最有疾病隐喻的那一类了。他本身有癫痫，喜欢在小说里探讨癫痫，塑造过的一些重要人物本身也罹患癫痫(比如梅诗金公爵)。在阅读陀氏作品的过程中，即便翻译成了中文依然会有一种“抽搐”的感觉，大段的心理分析和内心独白将读者卷进人物心灵的漩涡，与其说是在阅读文学作品倒不如说是泅渡。人物本身被推向到极有张力的戏剧爆点，跟自己打架跟别人打架，即便是看起来非常脆弱，乃至于喝醉了、濒死了的人也能回光返照，绝地反杀，或者突然性情大变。这样的情节在陀氏小说里比比皆是，包括但是不限于: 由于道德洁癖突然启动自毁，出于穷人的尊严在家庭陷入无限困顿时拒绝救助，把世人无比艳羡、看重的金钱当众付之一炬，一群酒鬼浪荡汉在鱼龙混杂的龌龊之地突然道德高光……这样的设置，给人的冲突不是情节翻转，而是心灵过山车，你会发现自己经常陷于道德或者宗教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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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的境界比这要高。钱再多伊万也不贪。伊万追求的不是钱财，不是安逸。他追求的可能是苦难。”

自语：难道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所在？发现陀翁很喜欢歌颂苦难和痛苦，他人只有经历痛苦和苦难，才会真正的成长，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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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基津到处都有熟人，哪儿都能打听消息。他极其好事，忌妒心也极重。他完全意识到自己具有可观的才能，然而在自我评价时总是神经质地加以夸大。他认定自己将成为某一方面的大人物，但是对他很有好感的阿辽沙却为一件事苦恼：他的朋友拉基津并不诚实，而且自己丝毫也不意识到这一点，相反还认为，只要他不偷别人放在桌上的钱，那他便毫无疑问是再诚实不过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别说是阿辽沙，任何人都是无能为力的。
拉基津是个小角色，不可能被邀请赴宴，不过约西甫神父、帕伊西神父以及另外还有一位司祭修士得到了邀请。当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尔甘诺夫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走进院长的餐厅时，那几位神父已然等在那里。在一旁等候的还有地主马克西莫夫。院长神父走到屋子中央迎接客人。这是一位高大、瘦削，但还硬朗的老者，黑发已染上不少银霜，长长的脸给人清心寡欲、庄重严肃的印象。他默默地与客人们互相行礼，但这一回客人们都走到他跟前接受祝福。米乌索夫甚至试图吻一下手，但院长及时把手缩了回去，结果吻手礼没有行成。不过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和卡尔甘诺夫这一回却完成了全套礼仪，十分至诚地按平民信徒的方式吻了手。
“我们必须请您大大恕罪，院长阁下，”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笑容可掬地开言道，但语气还是稳重和恭敬的，“原谅我们没有和您所邀请的我们的同伴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一起来；他不得不谢绝您的盛情款待，原因是明摆着的。刚才在佐西马神父阁下的修室内，他因与长子之间不幸的家庭纠纷一时冲动，说了一些极不得体……总之是极不体面的话……看来此事（他向司祭修士们瞥了一眼）院长阁下已经知道。因此，他在认识过错和真诚后悔的同时，感到愧不可当，便要我们（即鄙人和他的次子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向您表示由衷的歉意、遗憾和追悔……。总而言之，他希望并愿意在今后将功补过，而现在，他恳求得到您的祝福，并请您忘掉所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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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提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在情理之中。我将一一回答。我是怎么看出来的？本来我什么也没有看出来，可是今天我突然对令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有了彻底的了解，一下子完全明白了他是怎样一个人。从某一个性格特征一下子抓住了他的全部本质。跟这些十分诚实但又充满情欲的人打交道，有一条界线是万万不能越过的。否则——否则他对自己的老子也会捅刀子。偏偏做老子的是个纵酒好色之徒，什么事情都不知分寸——要是两个人都不能克制自己，结果势必两败俱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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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的境界比这要高。钱再多伊万也不贪。伊万追求的不是钱财，不是安逸。他追求的可能是苦难。”

难道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所在？发现陀翁很喜欢歌颂苦难和痛苦，他认为人只有经历痛苦和苦难，才会真正的成长，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

唉，米沙，你不了解，他心中翻腾着怒涛狂浪。他的思想给束缚住了。他头脑里有个大大的疙瘩没有解开。有些人不需要百万家私，一心只想解开疙瘩一通百通，他便属于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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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能从自己身上找到力量，即使不信灵魂不灭，也能活得合乎美德的标准！这力量源于自由、平等、博爱……
自语：自由，平等，博爱都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果没有这些向往，人会感到空虚和乏味。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都是我们人类继续活下去的理由。
这时却让我想到如果一个人一天回到家，看到他所有的家人都没了，除了记忆，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他能活下去吗？怎样活下去？靠什么活下去？他已经知道结果，就没希望，家人都没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在世上……那种痛苦是无法用文字表达。
我以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书籍时问过同样的问题，我好奇那些幸存者是靠什么活下来，后来我给自己找到一个答案，一个是对家人的爱，在还不知道自己的家人已经不在世上的情况，他们抱着这个希望坚强地活下去；还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一份对世界的责任，许多人抱着一定要活着走出集中营，要把集中营的生活公布于众，让世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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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啧啧啧！假惺惺，老一套！老调子，老姿态！口是心非的官样文章，例行公事的打躬作揖！这等鞠躬我们早已看穿！就像席勒的《强盗》中卡尔的一句台词：‘迎着嘴唇接个吻，对准心脏捅一刀。’各位神父，我不喜欢做假，而要真理！但是吃猫鱼并不能求得真理，这话我已经公开说过！神父修士们，你们何必持斋呢？你们何必指望到天国为此获得奖赏呢？老实说，能得到这样的奖赏，要我持斋也干！不，神圣的修士，你不妨试试在人世间行善积德，造福社会，不要把自己关在修道院内吃现成饭，也不要指望到天上获得奖赏，——这可就不那么容易喽。院长神父，耍嘴皮子我也会。我来瞧瞧，这儿准备了什么好吃的？”他走到餐桌前。“名牌的陈年红葡萄酒，叶利谢耶夫兄弟酿制的蜂蜜酒。嚄！我说诸位神父，这跟猫鱼可就比不得了。哇，摆了那么多瓶酒，嘿嘿！请问，所有这些东西是谁供给的？是俄国的劳苦百姓，他们把胼手胝足挣得的钱硬是从家用国需中撙节下来往这儿送！你们哪，圣洁的神父，是在吸民众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