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国家的边界能够无限地扩展，俄罗斯农民就会向外挤压，把贫瘠化的土地丢在身后，转而寻找新的未被人开发过的土地。拓殖是俄罗斯人生活的最基本特征。。“俄罗斯的历史是一个自我拓殖国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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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斯拉夫民族一样，古代的俄罗斯人主要是半游牧民族；而当他们在一个新的地方定居下来后，则会慢慢向农业生活过渡。然而对东斯拉夫人来说不幸的是，唯独他们所拓殖的地区极不适合耕种。作为土著的芬兰人和土耳其人把农耕当作副业，主业则是在森林渔猎和在草原畜牧。俄罗斯人则与之不同，他们在不利的自然条件下严重依赖农业，这也许是俄国历史一系列问题的最基本原因。
我们已经提到的一些困难有：北方土壤的贫瘠，分布不均的降雨，即收益最少的地方雨下得最大，且在农耕时节雨水往往来得太晚。有记录以来，俄国平均每三次收成中就有一次歉收。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降雨在地形和季节分布上的特殊性。
然而，最严重和最难解决的问题在于该国所处的极北的地理位置。俄罗斯与加拿大同属于世界上地理位置最北的国家。诚然，现代俄国控制了大片的亚热带地区（克里米亚，高加索和突厥斯坦），但是这些地区并入俄国的时间较晚，大多是在19世纪中叶，帝国扩张的过程中并入的。混生林地区是俄罗斯国家的摇篮，就如同勃兰登堡对德国的意义，法兰西岛对法国的意义一样。直至16世纪中叶俄罗斯人几乎都被限制于这一地区，因为令人垂涎的黑土草原还处于敌对的突厥部族的控制之下。尽管俄罗斯人从16世纪下半叶就开始向草原渗透，但是直至18世纪末在他们彻底击溃了土耳其人之后才成为其主人。在他们的国家形成时期，俄罗斯人不得不居住在北纬50度—60度之间的区域。这大约相当于加拿大所处的纬度。然而在对两国进行比较时，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一些差别。首先，加拿大的大部分人口一直居住在该国最南段，沿五大湖与圣劳伦斯河，即北纬45度的地区，在俄国对应克里米亚和中亚草原的纬度。加拿大90%的人口生活在距美加边境200英里的范围内，在北纬52度以北的地区人口极其稀少，几乎没有任何农业活动。其次，纵观加拿大历史，该国一直与其富裕的南方邻邦保持着友好关系，并以此维持着紧密的经济往来。（加拿大至今仍然是受美国投资最大的国家。）最后，加拿大从未有过供养众多人口的负担；对于那些本国经济无力为他们提供谋生机会的加拿大人来说，已经习惯于季节性或长期性地移居美国。就俄国而言，上述优势一条都没有：邻邦既不富裕也不友好，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源来维持18世纪中叶时数量就超过了今日之加拿大的众多人口。
农耕季节的短暂
俄国所处地理位置带来的主要后果是它的农耕季节极其短暂。在诺夫哥罗德和圣彼得堡附近的针叶林地带，一年中仅有4个月的农耕季节（5月中旬至9月中旬)。莫斯科附近的中央地区，农耕季节延长至5个半月（4月中旬至9月末)。草原地带的农耕季节为6个月。在俄国，一年中除了农耕季节之外的其他时间完全不适合农业劳动，因为土壤硬如岩石，大地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
相比之下，西欧的农作物生长季节则能持续8-9个月。换言之，西欧农民可以支配的田间劳作时间要比俄国农民多出50%一100%。此外，在欧洲的一些地方，冬季气候温和，仍然可以从事农耕之外的劳动。这种简单的气候因素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将在下面的篇章中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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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土壤的贫瘠、降雨的不均和农耕季节的短暂，这些因素所带来的后果是长期的农业低产。
通过种子自身繁殖次数的反映来衡量农业产量是最有意义的。例如，播种时投放1颗谷粒，收获时获得5颗谷粒，就可以说产出率是1：5。欧洲中世纪时期产出率通常是1：3，最好的是1：4,这是使农业具有生产意义和创造维持生命条件的最低比率。必须指出的是，1：3这一产出率意味着年收成量为投入量的两倍而非三倍，因为必须要把每年收成的1/3预留作种子。这也意味着每三亩可耕种的土地中必须有一亩用于种子培育。在13世纪下半叶，西欧的粮食产量开始大幅上升。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城市的发展，城市中的商业和手工业人口放弃了粮食种植，取而代之的是从农民那里购买。城市中出现了谷类与其他农产品市场，这促使西欧的地主与农民通过使用更加密集的劳动力与加重施肥的方法来实现增收。在中世纪晚期，西欧的产出率已经达到1：5。后来，在16世纪和17世纪，产出率又进一步提高至1：6和1：7。到19世纪中叶，以英格兰为首的一些农业发达国家通常可以获得1：10的产出率。如此戏剧性的提升具有比该数字本身更大的经济意义。在那些播种一粒而收获十粒的土地上，农民只需要为育种留出1/10的土地和1/10的收获，就像在1：3的产出率下留出1/3。在产出率为1：10的条件下，所获得的净回报是产出率为1：3条件下的4.5倍，这使得理论上能够在既定区域中维持更多的人口生存。这种多年盈余所产生的累积效应很容易理解。可以说，文明只发端于那些投入1粒种子，至少可以获得5粒收成的地方;正是这个最低盈余决定了（假设没有食物进口）是否能有相当比例的人口，可以从必需的食物生产中解放出来，从事其他行业。“在一个粮食产出率相当低的国家是不可能有高度发达的工业、商业和交通的。”此外，还可以补充一句：也不可能有高度发达的政治生活。
与欧洲其他地方一样，俄国在中世纪时期的平均农业产出率也是1：3。但不同于西方的是，俄国的农业产出率在后来的几个世纪没有经历任何改善。至19世纪，俄国的农业产出率大体上仍然与其15世纪的水平相当，差的年份会降至1：2，好的年份会升至1：4甚至1：5，但几个世纪以来的平均数是1：3（北方地区略低于这个数字，南方地区略高于这个数字）。这一产出率基本上处于足够维持生活的水平。把俄罗斯农民描绘成某种自古以来就在压迫下荷延残喘、为勉强维持悲惨生活而刨土觅食的生物，根本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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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份不甚完善的人口记录可断定，直到18世纪中叶，俄国人口都相对较少。最大的估计数值为：16世纪中叶——900万至1000万，16世纪末——1100万至1200万。另外一个较为保守的估计是：上述两个时期分别为600万和800万。相比之下，16世纪奥地利人口为2000万，法国1900万，西班牙1100万，波兰在17世纪的人口约1100万。俄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人口激增始于1750年左右。在1750—1850年间，俄国的人口翻了两番（从1700万一1800万左右激增至6800万）。这一增长中有一部分（或许约1000万）是来自于征服，但即便把扩张的因素考虑进去，俄国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也是令人惊叹的。1850年之后，沙俄的领土扩张实际上已经停止（此后所征服的主要地区是突厥斯坦，但其居民数量不多），但人口仍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从1850年的6800万至1897年的1.24亿，再到1914年的1.7亿。如果说16世纪后半期俄国人口增长了20%，那么19世纪后半期则增长了一倍。19世纪后半期俄国人口的增长率是欧洲最高的，但同期的粮食产出率却是欧洲最低的。”
养活这些多出的人口所需要的粮食一定来自某处，除非因大饥荒导致人口锐减，但在旧制度结束之前没有发生过大饥荒，尽管经常出现收和偶然发生的地区性饥荒。粮食进口是不可能的，因为俄国没有可销往国外以换取利润去购买食品的东西。那些做买卖的人，即沙皇和最富有的大地主，他们更愿意进口奢侈品。实际上，谷类粮食作物相反是俄国最大的出口项目。尽管养活本国人民都不够，俄国在19世纪却不断出口谷类。俄国人虽然通过加重施肥、使用机械及其他有助于合理化改革的手段来提高生产力，但是根本不奏效。部分原因在于回报过于微薄，以至于无法为必需的投资找到理由。也有部分原因是刻板的农民社会组织对创新持抵制态度。俄国当时的资金主要投向了南方的农场，这些农场种植的粮食用于出口到英格兰和德国。但是在这些土地上，生产的改善并没有使农民受益。因此，解决产量问题的方式是越来越多地将未开垦的土地投入农业种植，即广泛型农业而非集约型农业。有统计记录表明，与这种需求相对应，俄国种植面积在稳步扩大，在1809—1887年间从1.97亿英亩增至3.17亿英亩，增幅为60%。1正是因为处女地的可用性，使得人们不再对提高土地的生产率有兴趣，因为开发利用新土地比改良旧土地更便宜而且更容易。然而，即便是持续稳定地扩展种植面积还是不够。因为在产出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耕地面积增长的速度没有人口增长的速度快。在19世纪80年代，在俄国中部与南部事实上已经没有剩余的处女地，且农业租金上涨显著。此时（如上所述），现代工业的增长抢占了家庭手工业的产品市场，使农民失去了主要的补充性收入来源。简而言之，著名的“农业危机”（arpapHbni KpH3uc）的根源即在于此，这场发生在帝国晚期的危机震动了整个俄国，大大促进了帝国的崩溃。
然而，只要国家的边界能够无限地扩展，俄罗斯农民就会向外挤压，把贫瘠化的土地丢在身后，转而寻找新的未被人开发过的土地。拓殖是俄罗斯人生活的最基本特征，以至于克柳切夫斯基认为这是俄罗斯人生活的本质。他在其著名的《俄国史教程》的开篇写道：“俄罗斯的历史是一个自我拓殖国家的历史。”
16世纪中叶以前，俄罗斯人的拓殖只能局限于森林地带的西部。在黑土带寻求立足点的企图屡屡受挫。黑土覆盖的大草原为牧养牲畜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放牧也是突厥游牧民族的主业，他们摧毁了任何在其上建立农业定居点的尝试。通往东方和西伯利亚的道路起初被金账汗国（30moTas Opaa）所阻断，在15世纪金帐汗国衰落后，又被其继承者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阻断。在俄国历史的前6或7个世纪中，对俄罗斯人的拓殖来说仅有的开放地区就是遥远的北方。一些以僧侣为先锋的拓殖者甚至冒险深入伏尔加河上游地区，但这个荒凉的地区无法吸引太多的移民前来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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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环境给俄国经济与人口造成的影响后，我们现在转而探讨其对俄国社会性质方面产生的影响。
首先要提出的事实是：俄国的地理状况不利于个体农业的发展。在这里似乎存在一个普遍规律，认为北方的气候有利于集体农耕：“一切都表明，北方的农田一直是由那些将农业开发视为集体劳动的人耕种的，而南方的农田则是由那些坚定捍卫每个农耕者在其土地上的独立与自由权利的人耕种的。”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有许多，但归根到底所有的原因都和农耕季节的短暂有关。假设完成一项工作需要的农民数量是x，需要的时间是y，那么如果该项工作必须在1/2y的时间内完成，则农民数量就应是2x，对于耕作所使用的役畜以及这些农民所用的农具亦是如此。一个恒定不变的事实是：在俄国所有农耕劳作都必须在4至6个月内完成（而不像西方农民那样可以利用8至9个月的时间)。这一事实要求农耕劳作必须在高强度的条件下密集进行，进而导致了所有资源、人力以及牲畜和材料的集中使用。在森林地带的气候条件下，一个农民与他的妻子、未成年的子女以及一两匹马是不可能应付过来的。他需要得到其已婚子女以及邻居的帮助。在南俄地区，这种集体劳作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革命以前俄国大部分的个体农庄（xyropa）存在于乌克兰和哥萨克地区。
俄国农业的这种集体特征对农民家庭与村庄的结构产生了影响。
联合型家庭
直到一个世纪前，盛行于俄国农民家庭中的传统类型都是所谓的联合型。家庭由父亲、母亲、未成年子女以及已婚儿子与其妻子、子女组成。这种家庭团体的领导被称为“波利沙克”，通常是父亲。一旦父亲去世，家庭通常会解散。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父亲去世或者失去行为能力后，从兄弟中推选出一位继任“波利沙克”，从而维持原有家庭的继续存在。“波利沙克”相当于家长，在所有的家庭事务中具有决定权，制定田间耕作的时间表和播种也由他来安排。“波利沙克”的权威最初源于习惯法。19世纪60年代，村社法庭（BOnocrHoi cya）承认其在家庭内部出现纠纷时所做的裁决具有约束力，进而使其权威获得了合法地位。家庭中所有财产视为公共所有。联合家庭在经济上具有很大优势。有关农村生活研究的专家普遍认可，俄国的农耕劳作最好是由大家庭构成的团队完成，而农民的表现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波利沙克”的智慧与权威。无论是政府还是地主都尽力维护着这种体制，这不仅是因为这种体制对于生产力有显著影响，而且因为其带来的政治和社会效益对政府和地主都有利。官员和地主都更愿意与一户之主而非普通家庭成员打交道。此外他们还乐于看到一种保障：在农民由于某种原因（例如疾病、酗酒）而无法干活时，可以得到亲属的照料。农民们自身对此有着更为矛盾的心情。他们毫无疑问地认可这种大家庭在经济上的优势，因为他们也在自发地发展这种家庭。但是，他们不喜欢几对已婚夫妇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所造成的一些紧张关系；他们也倾向于独立持有财产。自1861年获得了人身自由后，曾经的农奴开始打破联合家庭模式，建立更小的家庭单元，结果严重损害了俄国的农业和他们自身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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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从当地人那里征收的贡物只有一部分用于支持驻军，更大的一部分则是花在了经一条危险的路线向遥远市场出口商品的活动上，诺曼的要塞城市必须组织起来。这一过程开始于约公元800年，这一年在拉多加湖地区出现了第一个诺曼定居点。结束于公元882年，这一年大公奥列格将“希腊之路”的两端，即诺夫哥罗德和基辅都纳入了自己的治下。基辅成了这个中央贸易组织的核心。之所以选择基辅，是因为诺曼人对俄国西部的控制以基辅为终点，他们需要将从俄国各地收缴的贡物运往君士坦丁堡，而基辅是确保诺曼人无障碍地运输这些货物的最南端的城市。下一段旅程，从基辅到黑海，则存在着极大的麻烦，因为在这里，商品不得不通过游牧盗匪为患的草原地带。每年春季，当河面破冰后，贡物就从各个收集点通过水路运至基辅。5月，致力于为每年一度的大型舰队筹备装的任务。6月，满载奴隶和货物的船队由重兵押送，从基辅沿第聂伯河南下。最危险的路途是基辅以南25至65英里的一段岩滩急流。正如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所描述，诺曼人学会了如何应付前三段急流的航行，但是到了第四段，他们不得不将货物从船上卸下来，徒步运送。船只一部分被拖过去，一部分被搬过去。诺曼人中，一部分负责搬运货物，一部分负责押送奴隶，还有一部分负责警戒，如果受到攻击，负责警戒的人就会将敌人击退。只有在通过最后一段急流后，船队才会获得相对的安全。此时，人员与货物才能重新登船。基辅的重要性以及诺曼人选择基辅作为其在俄国的贸易组织都会的原因由此便显而易见了。基辅具有双重功能：既是一个仓库，将俄罗斯各地的贡物集中于此；也是一个转运中心，货物由此被护送运往最终目的地。
第一个东斯拉夫国家，就是以这种几乎可以说是两个异族——诺曼人和希腊人之间国际贸易副产品的方式形成的。要塞城市及其毗邻地区的主权由一个自称是半传奇的诺曼王公赫罗艾瑞克尔或者罗德瑞克（俄罗斯编年史中的留里克）后裔的王朝获得。该王朝的领袖，即大公，在基辅当政，而他的几个儿子、亲属和重要家臣则坐镇于其他城市。“基辅国家”的概念难免令人想起类似于法兰西、英格兰和西西里岛的诺曼历史中领土实体的形象，但是必须要强调的是那并非同类。在俄罗斯出现的诺曼国家更加类似于17和18世纪时欧洲的大型商业企业，例如东印度公司或哈得逊湾公司，以赚钱为目的而建立，由于在其活动的区域内缺乏任何行政机关而被迫承担了一些准政府的职能。在基辅，大公即是一名最出色的商人，他的王国本质上是一个商业企业，由一些隶属关系松散的城镇组成，城镇的守军负责征收贡物，并用粗暴的方式维持公共秩序。各个王公彼此间是相互独立的。掌控俄罗斯的诺曼统治者与其德鲁日纳（即大公亲卫队）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居住地与其他居民是分开的，他们用自己专有的法律审判自己的成员，他们希望将自己的遗体葬在独立的坟墓中。诺曼人在行政管理上采用的是最为随意的方式。在冬季，王公在其德鲁日纳的陪同下在乡村地区巡行，安排贡物的运输事宜，并实施执法活动。一直到11世纪，在基辅国家显示出衰落的迹象时，仅在较大的城市中才出现了市民大会（即维彻）。市民大会由全部成年男子组成，在重要的政策问题上为王公提供建议。在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市民大会甚至成功揽得立法权，迫使王公执行其意志。但是除了这两个例子之外，王公与市民大会之间的关系倾向于是非正式的、松散而非结构化的。当然并不能说基辅罗斯的民众对统治精英施加了任何制度压力，尤其是在9世纪和10世纪是绝对没有的，因为那时市民大会甚至还不存在。在基辅国家的全盛时期，权威是以前现代时期的商业企业的模式运行的，既不受法律的约束，也不受民众意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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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地时代的东北罗斯地区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封建体制下的西欧。在此可以看到国家分解成小的、内向型的（封闭型的）、半主权的实体，以及公共秩序被私人协议所替代。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熟悉的封建制度，如豁免权和采邑法权。受这些相似点的影响，巴甫洛夫-西里万斯基认为：在12世纪一16世纪，尽管存在微小差异，俄罗斯也还是处于完全意义上的封建体制之下。”这一观点对于苏联的历史学家来说是必须接受的，但是对于大多数不受审查制度束缚的当代学者而言，这一观点是不被接受的。正如在诸多争论中一样，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关键用词的定义，而这反过来又取决于一个人是否碰巧对探求异同感兴趣。近几十年来，历史学术语常常被赋予尽可能宽泛的意义，以便使其适合于将极为多样化的民族与时代的历史置于一个共同的标题下。在以历史社会学或历史典制类型学为研究目的的领域，将“封建主义”用来宽泛地指代任何以政治上的非集权化、私法和使用非自由劳动力的自然经济为特征的体制确实是非常有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封建主义”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许多社会都可以说在某个时期经历过封建主义制度。然而，如果想要确定现代社会中纷繁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形态的成因的话，如此宽泛的用法就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了。特别是，要了解为何西欧所形成的一整套制度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通过移民植入的除外），这就需要将封建制度下的西欧与其他的“封建”制度区分开来。一旦如此就会发现，西方封建主义实践中的一些基本要素在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甚至在日本、印度和俄罗斯这样经历过长期的中央权威孱弱、私法盛行、市场经济缺失的国家也没有。
西方的封建制度具有三个本质特征：一是政治的分权化；二是封君封臣关系；三是有条件的土地占有。我们注意到，在俄罗斯要么根本不存在这些要素，要么即使存在也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引发的后果也是完全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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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封建制、也不存在有条件土地占有制的俄罗斯封地王公，与西方的国王相比处于很大的劣势。只有在自己的私人领地上，他们才是主人。因此，他们对囤积地产表现出强烈欲望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们购买土地，交换土地，通过联姻获取土地，通过暴力强占土地。这种欲望所产生的后果是，封地王公中的那些更有抱负者逐渐蜕变成了普通的商人，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头脑中原本就十分强烈的占有本能。
基于这一背景，当“国家”与“主权”的概念一来到俄罗斯（发生在17世纪），俄国人就会本能地透过世袭传统这面棱镜去看待这两个概念。莫斯科的沙皇们以地主的眼光来看待他们那地跨从波兰到中国的辽阔疆域的帝国，与其祖先看待小小封地并无二致。以私有财产的方式对待领土及其居民的思想观念，在俄罗斯统治者和官僚阶层的头脑中根深蒂固。19世纪的俄国沙皇，尽管接受的是完完全全的西式教育，但仍固执地拒绝在自己的国家中推行宪法，他们的行为方式无异于普通的财产所有者，担心一些法律先例危及自己的地位。从气质上看，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是立宪君主的理想人选。然而，他也没能使自己主动走上宪政之路。或者说，当他被迫通过宪法后，他也没去遵守宪法，因为他把绝对权威视为某种信托财产，他有义务将这份信托财产完整地传给自己的继承人。世袭心态构成了威权主义的智力与心理基础，这是大多数俄罗斯统治者的共同点。而威权主义的本质即在于拒绝赋予“土地”这一世袭财产以离开其拥有者（即统治者和他的“国家”）而单独存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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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蒙古人的统治对罗斯产生的影响这一问题，史学界存在相当大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另一些学者则将其视为仅仅是封地或“封建”体制内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背景而已。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外族政权的统治，以其最恶劣的形式持续了150年，对俄罗斯的政治气候产生了极具破坏性的影响。这种影响驱使王公与民众渐行渐远，比封地体制给两者造成的隔阂更甚，使他们变得缺乏政治责任意识，而更加渴望利用权力去积累自己的私人财富。同时使他们习惯性地认为，权力在本质上就是专断的。王公在面对民众的不满时，仅仅使用召唤蒙古人的方式来威胁民众以维持他们的服从，这是一种很容易形成习惯的行事方式。由此俄罗斯人的生活变得非常残酷，这一点可以从俄语中大量与镇压有关的蒙古语或突厥靼语的派生词中得到证实，例如：KannanbI或者xainanbI（镣铐、枷锁），Haraüxa（一种鞭子），xa6ana（一种奴役形式）。在基辅罗斯的法典中不存在的死刑，也是随着蒙古人而来的。在这些年代里，大部分民众首次了解到国家是什么。在他们看来，国家是专断的和暴力的，国家可以拿走所有其能够拿走的东西，而没有任何回馈，而人不得不服从于国家，因为国家太过强大了。所有这些因素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权威奠定了基础。这种特殊的政治权威融合了俄罗斯本土的以及蒙古民族的元素，在金帐汗国对罗斯的桎梏松动之时，悄然崛起于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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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好蒙古人方面，伊凡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是特维尔王公。伊凡的哥哥尤里死后，特维尔王公成功地从莫斯科夺取了大公封号。1327年，特维尔爆发反抗蒙古人的民众暴动，屠杀了从萨菜派来监督税贡收缴的高级别使团。在经过一番犹豫之后，特维尔王公决定站在叛乱者一边。刚一得知这个消息，伊凡就立刻动身前往萨菜。返回的时候，他已经成为蒙俄联合征讨大军的首领。这支军队给特维尔和俄罗斯中部大片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以至于这一地区半个世纪之后都没能完全恢复。作为对其忠诚的奖励，伊凡被蒙古人给予了大公的封号，并任命其为全罗斯的总包税官。这无疑是个非常昂贵的特权，因为这使得伊凡要对其他王公拖欠和拒缴税贡承担责任，但这一特权也给了他独一无二的机会，使得他能够干预其他王公，也就是他的竞争对手的内部事务。控制税贡意味着实际垄断了通向可汗宫廷的途径。伊凡与其继任者利用这一优势禁止其他王公与别国（包括汗国）发生直接的联系，所有联系都只能通过莫斯科来实现。如此一来，莫斯科逐渐孤立其竞争对手，并作为蒙古征服者与其俄罗斯臣民之间的中间人走到了最前沿。蒙古人没有理由后悔他们给予伊凡的大量恩惠。在其生命剩余的12年中，伊凡一直为蒙古人效劳，他的干练不逊色于其祖父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诺夫哥罗德、罗斯托夫、斯摩棱斯克及其他敢于抬头的城市都臣服于他的管束，在必要的时候，伊凡也会使用武力通他们臣服。被苏维埃政权视为权威历史学家的卡尔·马克思，将伊凡一世这一莫斯科世系的首位杰出代表描述为“鞑靼的刽子手、谄媚者和奴隶长形象”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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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一定是他们的商业敏锐力而非任何政治上的设计（对此缺乏证据），使得莫斯科王公们成功地化解了俄罗斯继承法中最不利的因素。俄罗斯的传统规定每个男性继承人都应得到同等份的世袭遗产。对于这一传统，莫斯科的王公们不可能完全忽略，但是他们会设法巧妙地规避它。他们的遗嘱读起来就像是地主做出的分家产的安排，甚至就连莫斯科城和大公封号也像是普通财物一样被遗赠给后代。但是莫斯科的财富与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金帐汗国的关系，如果不是通过一些特别的条款来保住莫斯科王室的某种优先地位的话，无论财富还是权力都必定会即刻消失。因此，莫斯科的王公早已开始差别对待自己的继承人，在拟定他们的遗嘱时长子总是受到偏爱，其继承份额呈现逐代增长的趋势。到16世纪初期，长子已经成为王室中毫无争议的首领。死于1389年的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将其财产传给了自己的五个儿子。长子瓦西里一世获得了大公的称号，财产总数的约1/3，同时还让他负担34.2%的蒙古税贡。瓦西里一世碰巧仅有一个儿子存活下来了，即后来的瓦西里二世，他将所有财产都留给了瓦西里二世。似乎是为了确保瓦西里二世作为自己唯一继承人的地位而不会受到自己兄弟的威胁，瓦西里一世还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就安排瓦西里二世登上了王位。瓦西里二世在临死前，分给其长子（即伊凡三世）的城池数量是其余四个儿子获得数量的总和。伊凡三世也沿用了这一传统，将自己拥有的99个城池中最好的66个传给了自己的长子瓦西里三世；其余的四个儿子只能在剩下的33个小城中划分自己的封地。这种分配方式对长子继承份额的增长幅度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可以从以下事实中了解到：瓦西里一世在1389年登基时，因继承其父的地产而要承担34.2%的蒙古税贡，到了其曾孙瓦西里三世于1505年登上皇位时，理论上瓦西里三世的税贡份额应该上升至71.7%（实际上不再缴纳）。因此，到了16世纪初期，分给次位继承人的封地仅为终身而非世袭，因而对家族财产的集中和统一已无威胁。此时，封地在持有者死后要归还给大公已成为一种习惯，如同封建时代的法国一样。这种封地分配形式一直存在到1598年留里克王朝的谢幕。采用基于长子继承制的王位继承是一场至关重要的政治改革，这场改革悄无声息地、几乎是偷偷地在财产法范围内通过财产继承制度完成了。莫斯科王公的竞争对手们此时仍然延续着等分遗产给所有继承人的老规矩，这种制度的实行使得他们相对于对手来说获得了巨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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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帝国灭亡后，东正教会有了在罗斯建立强大帝国权威的重要理由。这一话题将在论述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章节（第九章）中详细探讨，这里仅需强调其重点。东正教会在建立之时，面临穆斯林的压制、天主教的挑战、异教徒改革运动的破坏，只得不断为生存而战。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莫斯科的统治者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信奉东正教的、能够保护东正教会免遭众多内外敌人侵扰的君主。因此，支持莫斯科的统治者、给那些掠夺土地者与牟取暴利者灌输一种有助于将他们的目光超出其领地范围之外的政治意识，对东正教来说成了一个纯粹的生存问题。1453年起，希腊和俄罗斯的教会团体尽其所能将莫斯科的王公变成了护教者，担负起了维护东正教福祉的责任。这一过程的高潮之一是在1561年，主教公会在其决议上附加了一封来自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书信，称伊凡四世为“整个世界东正教的沙皇和主人”。
金帐汗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崩溃使莫斯科不再屈从于两个帝国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宣示着某种形式的宗主权。因而，在此时，即15世纪下半叶，莫斯科大公以一种试探性的方式开始了对帝国王位的诉求。伊凡三世是第一位间或自称为“沙皇”的俄罗斯统治者。“沙皇”这一头衔最初适用于拜占庭皇帝，自1265年起也保留给金账汗国的可汗。在迎娶了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后，伊凡三世采纳了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标志。他的儿子瓦西里三世更经常地自称为沙皇，他的孙子伊凡四世在1547年正式将‘全俄罗斯沙皇”用作俄罗斯统治者的称谓。此时，一种非常令人陶醉的言论开始在东北罗斯的城镇和村庄中流传。那些祖先曾不得不四肢着地爬行以供可汗及其朝廷取乐消遣的王公，如今却将其家族血统追溯至奥古斯都大帝，将他们的王位追溯至拜占庭的授权。人们开始谈论关于莫斯科是“第三罗马”，注定要永远取代已堕落了的、彼得的罗马和已沦陷了的、君士坦丁的罗马。神奇的传说开始在无知的民众中流传，将莫斯科河畔的木头城与圣经和古典历史中的懵懂事件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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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账汗国是俄罗斯王公面对面接触的第一个中央集权政体。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可汗是俄罗斯命运的绝对主宰。他的权力与威严几乎将拜占庭巴赛勒斯的形象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巴赛勒斯是很遥远的事物，一个传说：没有一个封地王公曾经踏足过君士坦丁堡，而他们对通向萨菜的道路则太熟悉了。正是在萨莱，他们得以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到绝对君主制的运行，观察到“一种不容人们协商而必须无条件服从的权威”。在这里，他们学会了如何强征家庭税和商业税，如何开展外交关系，如何运营邮递业务以及如何处置不服从的属民。这种影响在俄语词汇中留下了非常明显的痕迹。“国库”一词源自蒙古鞑靼语中的直接对应词；“钱”与“关税”两词都来源于“印章”一词，而“印章”一词在蒙古统治时期，是指盖在商品货物上的政府印鉴，作为该货物已经缴纳税款的证明。连接莫斯科与外埠的邮政机构——驿站，亦来自蒙古语中的驿站一词。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俄语中表示镇压的词汇所体现出的蒙古-鞑靼影响（参见81页）。最重要的，或许是俄罗斯人从蒙古那里学到的一种政治概念，即把国家职能限定于收缴税贡、维持秩序和保障安全上，但是完全没有对公共福祉的责任感。
在担任金帐汗国在罗斯的代理人期间，莫斯科不得不建立起一个能够与其所服务的内容相适应的行政机构。鉴于政治机构固有的保守主义，即便是在莫斯科成为一个主权国家以后，这种行政架构的大部分仍然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在俄罗斯人从蒙古的统治下获得解放后，曾经由莫斯科大公为可汗收缴的税贡仍然没有被废除，而是变成了为大公征收的税。同样，蒙古人的邮递业务也被保留了下来转而为大公服务。20通过这种方式，莫斯科几乎是在悄无声息中接管了许多蒙古人设立的机构。莫斯科国家诞生自封地公国，而由于封地公国的经济导向以及相应的政治机构发展不健全，俄罗斯人很自然地倾向于从蒙古那里借用自己所不具备的东西，包括中央财政机构、通信方式和镇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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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公国的侍臣阶层代表了社会制度发展史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与其一脉相承的是帝俄时期的贵族阶层与苏俄时期的共产主义组织。从西方历史词汇中借取的任何术语，例如“nobility”（贵族）或者“gentry”（土绅），都无法赋予其一个圆满的定义。它是一个熟练人力资源的储备库，供国家差遭以履行各种国家所需职能，包括军役、行政管理、立法、司法、外交、商业和制造业方面。该阶层的生活几乎完全来源于对土地以及（在16世纪90年代之后)对抵押劳工（质役）的剥削；这种情况是由于俄国历史的偶然性特征——缺乏资本导致的。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侍臣阶层中的文官群体改为薪金制，但该群体的性质和职能并未发生显著的变化。由此，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贵族一样，该群体的生存不再依赖于土地，而是依赖于为皇室供职。从某些方面看，俄国的侍臣阶层是一种非常现代的社会成分，是一种典型的精英政治。该群体的成员只有在对其雇主有实用价值时才享有优越地位。无论他们相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多么的优越，在皇权面前，他们的地位都完全谈不上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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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讲，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并不属于地主。他们是“被固定在土地上的农民”。在莫斯科公国时期的文件中，“农奴”与“奴隶”一直都有所区别。从政府的角度看，这种区分是有意义的；奴隶不用缴税，在法律上不承担任何赋役责任，也不是任何社区的成员。奴隶制度不符合政府的利益，于是政府颁布了许多法令禁止臣民将自己卖身为奴，结果是让莫斯科公国的奴隶数量持续下降。然而，从农奴的角度看，其与奴隶之间的差别则并不那么重要。因为，俄罗斯的君主体制没有地方行政机关可言，俄罗斯地主传统上对其庄园人口享有非常广泛的特权。历史学家维谢洛夫斯基首先提请学界关注俄国中世纪作为农奴制序幕的庄园司法的历史作用。他认为，即使是在封地时代，人们也已经普遍认为地主如何处置其佃农是他的私事。这种观念当然是得以保留了下来。尽管不再颁布豁免条例，但16世纪和17世纪的莫斯科很乐意把农民留在私人地产上任由地主摆布。一旦农民被束缚于土地之上，地主就要对他们农奴的税负责：这种责任不可避免地强化了他们的庄园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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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俄国，世袭体制确实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首先是由上层，即政府自身引发的。俄国君主之所以发现有必要对于自己煞费苦心才建立起来的这种封闭且能够自我巩固的体制进行变革，是缘于俄国与西欧的关系。在所有世袭和东方专制型体制的国家中，俄国是地理位置上最接近西欧的国家。此外，因其基督教和斯拉夫国家的身份，俄国在文化上对来自西欧的影响表现得最为敏感。在同西方（尤其是在军事和战争方面）更灵巧而“科学”的管理体制发生碰撞之时，俄国首先意识到了自身僵化的、约束式的体制所存在的弊端。俄国是最早经历自信危机的非西方国家，而其他非西方国家后来也相继经历了同样的危机。这种危机来源于他们意识到无论西方文明看上去是多么的低劣和可憎，它都掌握了权力和财富的秘诀，若要在与其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要得到这一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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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虑到俄国在17世纪末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从战略上是最不易受到攻击的国家之一（上述已有的军队已经足够守卫东部和南部绵长的边界），那么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俄罗斯还需要一支庞大而现代化的常备军。从广义上来说，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可以同样对波旁王朝治下的法国或瓦萨王朝治下的瑞典提出这一疑问。17世纪恰好是一个狂热的尚武时代，此时的俄国与西方的接触日渐频繁，根本摆脱不了时代风尚的感染。然而，当我们寻找更加具体的答案时，我们发现俄国的历史学家，无论是革命前的还是革命后的，给出的所谓标准答案都是没有说服力的。尤其令人难以接受的一个主张是，俄国需要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是为了完成所谓的“国家任务”，即从波兰人那里收复曾经属于基辅国家的土地，并取得不冻港。历史记录表明：18世纪，这两项国家任务的完成并没有满足俄国对土地的欲求。俄罗斯将波兰的部分土地视为其合法的世袭领地，在得到了这些土地后，在1815年又更进一步，吞并了华沙公国，而华沙公国从来都不是俄罗斯的领土。俄国人甚至还想得到萨克森。当俄国人得到了有着不冻港的黑海北岸后，他们就立刻要求得到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所处的黑海南岸；在得到波罗的海出海口之后，他们随即占领了芬兰。因为俄国总是可以证明，需要以新的征服来保护旧的土地（这是所有帝国主义的典型理由），而这样的解释可以完全不予理会：如果照此推理的话，其逻辑结果就是掌控全球。因为只有掌控了全球，这个国家才可以说被完全保护起来，不用再害怕外部的威胁。
抛开为战争诉求寻找理由的哲学问题，我们可以对俄国沉迷于军事力量和领土扩张提出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与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形成方式有关。莫斯科的统治者在追求绝对权威的过程中，不仅必须获得专制权力，还必须获得我们所定义的独裁统治（参见84页），从那时起，他们就本能地将主权与获取领土画上了等号。于是，沿着地球表面的领土广度扩张与对臣民在政治权力意义上的深度扩张，这二者在他们思想意识中结合了起来，成为俄国主权的基本要素。
第二种解释与俄国固有的贫困和俄国人对新资源，尤其是对耕地那种无限的渴望相关。俄罗斯国家在每一次大的征服行动之后，会即刻伴随着大规模的分发土地，对象为侍臣阶层和宗教人士，同时将新获得的土地对农民开放，以吸引农民前来拓殖。在18世纪瓜分波兰的问题上，我们使用了大量统计信息来阐明这种联系。众所周知，叶卡捷琳娜二世喜欢以赏赐土地的方式来巩固其在俄国的地位。在其执政的第一个十年（1762-1772年）中，她分配了大约6.6万个农奴。在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时，她将获得的土地赏赐给了宠臣；在1773-1793年间，她所分配的20.2万个农奴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第一次和第二次瓜分波兰时所获得的领土。这种做法使得资源很快被耗尽。她曾经向在俄土战争中立下功绩的将军和外交官们许下馈赠的承诺，然而在1793年，由于资源被耗尽，她不得已只能违背当时的承诺。那些承诺直到第三次瓜分波兰后才得以兑现。1795年8月18日，叶卡捷琳娜二世分配了约10万名农奴，其中的大部分仍然是来自波兰地区。2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其统治时期赐予贵族大约80万名男女农奴，其中有超过半数来自被俄国人武力夺取的波兰联邦的领土。在此我们有清晰的证据表明，隐藏在“国家任务”这一崇高口号背后的是最为世俗的现实：攫取他人财富以满足俄国自己对于土地的贪婪欲望，并在这一过程中稳固君主体制在国内的地位。这种状况时至今日都未改变。例如，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这两个地区因纳粹与苏联间的协定而于1940年被苏联占领，有统计数据显示，在随后的30年间（1940-1970年），有相当数量的俄罗斯人涌入这两个地区定居。伴随着俄罗斯人的移入，大量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被驱逐至俄罗斯腹地，使得这两个被征服的共和国中俄罗斯族居民的数量增至原来的三倍（从32.6万人增至104万人），同时也使俄罗斯人的人口份额升至近三成（从原来的10.8%升至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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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大帝，近代俄国军事力量的缔造者，他对军事的热衷还有着额外的因由。尽管在世人看来，彼得是一位改革者，但是在他自己的眼中，他首先是一名战士。他那旺盛的精力从一开始就引导他热衷于和竞争、危险相关的活动。他在六个月大时就开始走路，十几岁的时候，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和真正的士兵一起玩耍。待到身形健硕之时，他则喜欢与普通士兵一同征战的生活。当他的儿子出生之时，他兴高采烈地向他的臣民宣布，上帝赐予他又一个“新兵”。彼得坚信，军事力量对于每个国家的福祉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他在给自己那完全没有军人气质的儿子的信中，强调了战争在历史中的主导作用。“无怪乎在彼得统治的36年间，俄国只有一年是真正的和平年。
彼得很快意识到，他从其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是一支新旧混杂的军队，这样的军队根本无法帮助其实现军事上的抱负。令俄国人痛心疾首的一次教训发生在1700年，一支由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指挥、8500人组成的瑞典军队，击溃了包围纳尔瓦城（今爱沙尼亚城市）的4.5万俄军，用查理十二世自己的话说，就像打“野鹅”一样将他们射杀。9年后，彼得在波尔塔瓦得以报仇雪恨，然而他的胜利实际上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辉煌，因为此时的瑞典军队在举止乖戾的国王的指挥下深入敌境，待决战之日已成疲惫之师，且在数量和装备上寡不敌众。波尔塔瓦之役两年后，彼得因其军队被土耳其人围困于普鲁特河而再次蒙羞。最终，在一个改信东正教的犹太人沙菲罗夫的外交努力下，才得以解困。
在彼得的发起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队得以建立，这成为俄罗斯国家历史中的关键性事件之一。到彼得临终时，俄国已经拥有了一支由21万现役人员和11万后备人员（哥萨克和外国军团等），以及2.4万水兵组成的强大军队。18世纪西欧诸国普遍认为，一个国家能够维持的军队数量的标准是每100名居民中有1名士兵，俄国如此规模的军队建制相对于其当时的人口（1200万或1300万），几乎是西欧标准的三倍。维持如此庞大的军队，对于俄国这么一个贫穷的国家来说，无疑是极其沉重的负担。为了使国家能够承受这一重负，彼得不得不对国家的税收、行政和社会结构进行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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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所描述的改革措施，其目的都是为了挤榨出更多的钱财与劳动力。从这一意义上讲，改革不过是对莫斯科公国体制的一种改良，而远没有其在当代人面前所显现的那么具有革命性。当代人往往被彼得的干劲及其改革的外国形式所折服，而未能看到改革措施的前因。从本质上看，彼得不过是将莫斯科体系变得更加合理化，使其更加有效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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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农奴不是奴隶，领地不是种植园。将俄国的农奴制与奴隶制度相混淆的错误至少已存在两个世纪之久。18世纪70年代，一位来自俄国的年轻而敏锐的贵族亚历山大·拉吉舍夫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时，读到了雷纳尔的著作《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和贸易的哲学与政治史》。在这部著作的第11册中，对加勒比海奴隶制有令人痛心的描述，而这些内容令拉吉舍夫联想到了自己在家乡的见闻。拉吉舍夫在其《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年）中对农奴制的暗喻，是最早通过强调那些农奴制与奴隶制确实存在的共同特征（例如没有婚姻的权利）来含蓄地将两者进行类比的。在之后的数十年中，这种类比在受西方文化精神影响的作者所写的废奴主义文献中成了普遍现象；这种类比从而进入了俄国和西方的主流思想中。然而，即便是在农奴制最为兴盛的时代，这种肤浅的类比还是受到了更具洞察力的思想家的质疑。在读了拉吉舍夫的书后，普希金写了一篇仿文《从莫斯科到彼得堡旅行记》，其中就有这样的片段：
曾经[在18世纪晚期]游历法国的冯维辛有言，平心而论，俄国农民的境况在他看来似乎比法国农民更加幸运。我相信这是真的……
读一读英国工厂工人的怨诉，会令你毛骨悚然！多少极端恶劣的压迫，不可思议的苦难！一方面是如此冰冷的残暴，另一方面是如此可怕的贫困。你会以为我们正在谈论的是金字塔的建造过程，是在埃及人皮鞭下干苦力的犹太人。事实上全非如此，我们谈论的是史密斯先生的纺织工厂或是杰克逊先生的缝纫车间。请注意，所有这些不是虐待、不是犯罪，而是在严格的法律限制下发生的现实。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比英国工人更加悲惨的生物了……
在俄国则没有类似的情况。劳动义务完全没有那么繁重。人头税由村社支付，徭役依法设定，代役租不致人穷困潦倒（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地区除外，因为在这两个地区，工业门类的多样性强化刺激了业主的金婪）。地主只管设定好代役租，不管农民选用何种方式去完成。农民可以从事任何他能想得到的事业，有时可能会远赴2000千米以外的地方赚钱……到处都有许多不法行为，到处都是可怕的刑事案件。
看一看俄国的农民：在其言行之中能看出奴隶般卑微的痕迹吗？关于俄国农民的胆魄与聪慧无须多言；他们的创业精神是众所周知的；他们的灵活机敏是令人惊讶的；一个从俄国的一端游历至另一端的旅行者，一句俄文都不懂，但是所到之处都能被人理解，他的要求都能得到满足，也能与人达成契约。在俄国人民中，你永远找不到法国人那种所谓的“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之徒”（un badaut）：你永远看不到俄国农民对外国人粗鲁的惊异或无知的蔑视。在俄国，没有一个人不拥有属于自己的居所。只有那些流浪在外的赤贫者才会离开自己的木屋。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在欧洲任何一个地方，拥有一头牛已是奢侈的象征；而在俄国，连一头牛都没有则是极度赤贫的象征。
即便是普希金的权威，也无法取代统计学的证据。不过，他的判断非常值得深思，因为他对俄国农村的了解来自其亲身经历，况且，他具有与生俱来的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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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学者中存在着广泛的共识，认为农奴制最恶劣的特征，不在于对权力的滥用而在于权力本身所固有的恣意性，即农奴永久服从于他人肆无忌惮的意志。前文引用到罗伯特·布雷姆纳描述了俄国农民生活水平比爱尔兰和苏格兰农民优越，而在这之后他接着谈道：
然而，不要认为，我们承认了俄国农民在许多方面要比我们自己的某些农民生活安逸，就会认为俄国农民的命运从整体上要比我们这样的自由国家的农民更加令人羡慕。其实，两者之间的差距仍然大到了不可估量，用一句简单的描述就是：英国农民拥有权利，而俄国农民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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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财产的广泛分布与高流转率一直贯穿着整个帝国时代。叶卡捷琳娜二世与保罗一世的恩赐尽管非常慷慨，但是受益者所得到的土地并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的，而是细碎地分散在各个地区，就像16、17世纪的状况一样。如此一来，俄罗斯最大的财富不是大庄园，而是数量众多的分散土地。莫罗佐夫家族因与皇室的关系而成为17世纪中期俄罗斯最富有的大地主，其家族拥有9000户农民，但却分布在19个不同的省份。沃龙佐夫家族于18世纪从帝国赏赐中国积了大量财富，其所拥有的包括27000名男性农奴的5711个农户居住在70万英亩土地上，但是这些人口与土地分散在16个省份；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俄国最富有的大地主舍列梅捷夫的财产也是同样，18.6万名农奴和270万英亩土地分散在17个省中。换言之，和莫斯科公国一样，俄罗斯帝国也不存在西欧式的公爵财产，即大量集中掌控在土地所有者手中的财产，而这种所有权还带来了另外一项副产品：对地方政治的决定性话语权。那个时代的俄罗斯巨头类似于现代社会中的“多元化”投资人，这种投资人同时拥有多家公司股份，但是所持股份的数量并不足以达到控制任何一家公司的水平。中小型土地所有者的状况更是如此。最贫穷的地主，其耕地地段分散在一个或几个村庄里，与别的地主共有。对于在西方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很难理解在俄罗斯土地怎么会被分割碎化到如此极致的地步。在俄国，一个居住着400名—500名农民的村庄被30名—40名地主所共有的情况并不少见。据说，在18世纪晚期的俄国，大部分的村庄是被2名或2名以上的地主同时拥有的，独有的情况是极为例外的。哈克斯特豪森曾经列举过一个特例：一个260名农民居住的村庄，被多达83名地主同时拥有。这种状况很自然地将围场或者其他旨在使农业经济合理化运作的措施拒之门外。
在整个帝国时代，贵族的土地财产一直处于高速率的流转状态，即便是在土地成为他们自己的财产，不用再受制于政府机构的反复无常之后，情况仍然如此。数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已变成了惯性。据研究贵族问题的权威史学家罗曼诺维奇-斯拉瓦京斯基估计，在帝俄时代，领地很少在一个家庭中保留超过3代—4代。俄国人在处置自己的土地遗产时所表现出的那种随意，总是令外国人惊讶不已。哈克斯特豪森则断言，在欧洲没有哪个地方像俄罗斯这样如此频繁地易手土地财产。
只需将英格兰、西班牙、奥地利或普鲁士的情况加以比较，就可以理解这种状况背后的含义。土地财产的极度分散和频繁易手使贵族丧失了建立稳固地盘的机会，大大降低了该阶层庞大的集体资源背后潜藏的政治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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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平民之外，贵族队伍的另一重要新人来源是外国贵族。俄国专制体制通常乐于接纳想来俄国政府任职的外国人。在16世纪和17世纪，大量鞑靼人皈依东正教并进入俄国贵族行列。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乌克兰哥萨克的“长老”、波罗的海的男爵、波兰的贵族以及高加索的王公都被赋予了贵族特权。一直以来，经政府允许或是受其邀请来到俄国的日耳曼人、苏格兰人、法兰西人以及其他西欧人都被列入了贵族行列。结果造成贵族中俄罗斯族人口一直保持着相对较小的比例。一位历史学家分析了915个侍臣宗族，主要是以17世纪末职官部登记的花名册为史料来源，发现了以下民族构成比例：留里克家族的后代，即诺曼血统占18.3%，波兰和立陶宛后裔占24.3%，西欧其他民族占25.0%，鞑靼人和其他东方民族的后裔占17.0%；另有10.5%未知；而大俄罗斯族仅占4.6%。1如果把留里克后裔和所有“未知”的部分都算作大俄罗斯族，依然能从这些计算中得出结论：在莫斯科公国最后的几十年里，有超过2/3的沙皇侍臣都具有外族家世。18世纪，随着俄国领土的扩张与封立贵族程序的规范化，侍臣阶层中的外国人比例得到了进一步的增长。尽管由于帝俄时代的社会风尚促使人们将祖先追溯至外国，以致有效的统计数据无疑向着有利于非俄罗斯族的方向被夸大了，但是侍臣阶层中的非俄罗斯族比例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是很高的。现代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帝国时代（1700-1917年），文职侍臣中的高级职位者累计有2867名，其中有1079名或者说总数的37.6%属于外族，大部分源自西欧，以日耳曼人为主；到了19世纪中叶，在俄国中央行政机构的高级官员中路德派占到了15%。”没有哪个国家像俄国这般，贵族阶层对于外族如此开放，而缺乏深厚的本土根基。
贵族头衔的微不足道成为阻碍贵族转变为一个法团共同体的最后的、但却尤其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如同波雅尔或者贵族所有的子嗣继承了相等份额的土地遗产一样，如果其父是一个王公,那么他们也可以继承其父的王公头衔。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俄国王公家族数量的增大；由于大多数王公较为贫穷，头衔几乎带不来任何威望或是权力。在沙俄帝国游历的英国人发现这个异类的国度中有诸多奇怪的事情，其中最让人惊讶的是：他们以礼相待的公爵并不像是他们一贯认为的西方式的“贵族”，有时甚至是一贫如洗的穷人。这些人在服役中获得的唯一有分量的头衔，即军衔或官阶，不是继承而来的，而是政府恩赐的。对精英群体的等级划分是以国家功能而非社会起源为标准的，这种等级划分方式作为世袭体制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经历了莫斯科公国时代，在帝国时代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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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贵族成长为政治上的活跃阶层的希望有多大，这一希望都在1861年彻底破灭了。农奴的解放对地主来说是一场灾难。问题并不在于解放农奴的条件对地主不够慷慨，虽然贵族不得不将土地交给农民，但是他们为此得到了一笔不菲的赎金，甚至确实有质疑声认为，土地的价值被人为地高估了，其中至少包括了对地主失去农奴的补偿。麻烦的是，地主从此只能自己靠自己了。在农奴体制下，地主不必建立非常精确的账目，因为在危急关头，他们总能从农奴那里多挤榨出一些。但是，在新的形势下，已经不可能再这样了。为了生存，地主必须要对代役租的量和劳动力的成本进行核算，采取一些控制支出的措施。然而，贵族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且耻于去计算卢布和戈比。就像是在过惯了随意花钱的生活后突然被加以限制一样。
这即是农奴制的终极报应。长期以来，地主的生活依赖农奴缴纳的代役租和付出的劳役，而对于租金和劳役的量他们自己可以自由设定，以至于他们完全不能适应自力更生的生活。尽管在1861年之后，土地的价格与租金暴涨，贵族还是深陷债务危机，不得不将土地抵押或是变卖给农民和商人。到1905年的时候，废除农奴制时划归贵族的土地已经被他们丢掉了1/3；而在这一年的农民暴动之后，贵族手中的土地流失得更快了。此时，大约一半私有土地处于被抵押的状态。在俄国北部省份，到19世纪末贵族保有土地的情况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由于不善打理，贵族把大部分耕地都卖掉了，把森林和牧场保留了下来，因为可以租个好价钱，又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在俄国南部，贵族保有土地的情况虽然存留了下来，但是在求地若渴的农民和出口驱动下的资本主义农业的双重压力下，也仅仅是勉强维持。尽管沙皇政府试图通过优惠的信贷政策来挽救贵族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但是也未能奏效。如前所述（参见242页），1916年，自营农民拥有俄国非国有耕地总量的2/3（国有耕地的数量非常少）以及90%的牲畜。作为一个阶级，贵族在帝国时代的最后几十年里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也不再代表任何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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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在前现代语境中，每当使用“贸易和工业”这一短语，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城市的概念；商人和手工业者在城市的保护墙内自由、安全地从事自己的事业，不会受到权势的恣意摆布。不过，在对俄罗斯的考察中，最好立刻放弃这种联想。在这里，贸易与制造业的中心并不在城市，而是在农村；工商阶层不是城市人口的主体；对于他们来说，居住在城市中既不保障安全，也不保障自由，即便这些术语在用于俄罗斯社会时取的是最狭义的概念。
马克斯·韦伯指出，城市在完全成熟的形式下包含五个要素：①有驻军把守的要塞；②市场；③自治法庭；④具有合法地位的公司；⑤自治机构。有史以来，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区都能找到满足这一定义前两个要素的人口中心；无论何处，只要有某种形式的有组织的人类活动，都会有市场；无论何处，只要有政治权威，就会有武装要塞守卫其左右。然而，只有在西方国家及其殖民地才能见到，除了市场和要塞之外，为居民提供专门的法律与行政服务的城市。城市作为一种团体组织，其成员享有某些农村居民不享有的权利，是西欧文明独有的现象。与其他诸多社会现象一样，城市在中世纪作为封建制度的一项副产品而产生。城市最初是由封建领主资助、授权专为贸易和手工业划出地盘而形成的一个共同体。后来，城市中的居民因开展合作经营而获得了一种团体的地位。随着他们的财富与实力的增长，市民开始向封建领主发起挑战，通过争取而获得了专门的城市法律和法庭、独立的税收制度和市政管理机构，从而将他们的团体地位转变成了自治地位。从本质上讲，西欧大陆的城市人口是在与封建贵族斗争的过程中，令贵族付出了代价，从而获得了自身的地位，转型为资产阶级。
p321
如果从宗教的角度研究东正教，自然而然会关注其美学与伦理学特征。但是，我们关注的是俄罗斯教会在政治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其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是其作为一种机构所做的事情，而非其所宣扬和实践的宗教思想。一旦将研究的关注点移至这一范围中，人们立刻就会发现，尽管俄国东正教会强调自身有多么的超凡脱俗，它却与尘世中几乎所有的肮脏事务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牵连。事实证明，东正教实际上在思想性上远不及犹太教和新教这类信仰，它们都认为参与世俗事务对于履行宗教义务来说至关重要。人们在思考东正教的命运时，不禁会想起本章开头所引用的蒙田语录：将崇高的思想与低俗的行为联系起来。任何断绝尘缘之人，一旦受生活所迫而不得不涉世时，即无原则可循，这几乎是必然的。由于缺乏切合实际的行为规则，俄罗斯的教会不知道该如何使自身适应所处的环境，同时仍然坚持着它认为的最基本的精神价值，即便是以一种不完善的、折中的形式。结果是，俄国教会比起其他教会来更易听从于国家的摆布，帮助国家实施剥削和镇压。最终，它丧失了自身的特性而逐渐演变为国家官僚机构的一个普通分支。所有这些都使得俄国教会在政治格局的调整和公众舆论的趋势面前，显得极为脆弱。与其他教会不同的是，俄国东正教没有为自己开辟一个可以自主的活动范围。它没有什么可以称得上是自己的，它将自身与君主体制等量齐观，已经到了一损俱损的地步。共产党较为轻易地就将教会从俄国公众生活中排挤了出去，这与他们在天主教的东欧遭遇的抵抗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采取同样的办法却遭到失败，最终他们不得不认可教会作为一个独立机构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