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劳动性别分工的社会根源

第二章试图追溯劳动性别分工的社会渊源。当前关于男女支配关系的起源问题，常见的主要是生物学假设，对此，这一章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并对这种关系是由生物或经济决定因素演变而来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本章强调，“猎人/战士”对武器的垄断构成了男女之间，以及不同阶级和民族之间持久剥削关系的必要政治力量。因此，剥削性的性别分工是建立国际劳动分工的社会范式。
* 现状：女性家务劳动与生育后代的劳动，被看作自然的活动，而非人与自然之间有意识的互动。劳动被定义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男性的生产性工作。不仅如此，人体本身也被划分为“人”的部分和“自然”的部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只有那些用作劳动工具或可以作为机器延伸的部分，如头和手，才会被视为“人”的部分，生殖器和子宫也被视为“自然”的部分。「男人的任务通常被认为是真正的人类任务（有意识的、理性的、有计划的、有生产力的等等），而女人的任务被认为基本上由她们的“自然”决定。」这种有偏见的意识形态，将不对等和剥削的社会关系隐蔽化、神秘化。
* 提出问题：是什么原因使这种分工成为一种支配和剥削的关系，成为一种不对等的层级关系？
* 重新定义劳动生产力：只要劳动在生产剩余价值的意义上是生产性的，只要它能够被开发、提取、利用，只要这种生活生产或生计生产（基本上是女性从事的非雇佣劳动）是一种适当的劳动，那就具备生产力。作者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生产性劳动”的概念缩小到剩余价值的生产时，也批评了这个概念，却被后世遗忘了。
* 提出论点：「这种一般的生活生产，或主要通过女性及其他非雇佣劳动者作为奴隶、合同工和殖民地农民的非雇佣劳动进行的生计生产，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性劳动”可以建立和进行剥削的长期基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包括这两方面：对非雇佣劳动者（女性、殖民地、农民）进行过度剥削(superexploitation)，然后才有可能对雇佣劳动进行剥削。」
* 分析：女性和男性与自然的客体关系是不同的。女性生育孩子的活动是有意识的社会活动，而非纯粹的生理活动。她们能够掌握方法影响生育。为了生育孩子，女性成为日常食物的第一提供者，从采集食物到定期种植食用植物，女性劳动生产力大幅提高，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生产剩余。因此，女性“发展了与自然间的第一种真正的生产关系”，她们与自然的关系不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合作的关系。男性生产力的出现与工具的发明密切相关，其是在发达的女性生产力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独立的生产力。具体来说，女性作为采集者和耕种者，男性作为狩猎者，前者的生产对于食物提供至关重要，而狩猎作为一种冒险，获取食物的概率很低。然而，“男性-狩猎者”模式却被许多学者，以及现代大众媒体广泛宣传。作者指出，「这一模式是现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关系对史前历史和早期历史的性别主义投射。这种投射有助于使男女、阶级和民族之间现有的剥削和统治关系合法化，使之成为普遍的、永恒的和“自然的”。」
* 进一步分析：作者进一步分析，既然女性作为采集者和早期耕种者具有优越的经济生产力，那为什么她们无法阻止两性之间等级和剥削关系的建立？男性所利用的工具，同时也是武器，构成破坏与杀戮的手段。狩猎工具的这一特点，使得男性生产力发展出不平等、剥削的社会关系成为可能。这种以武器为中介的与自然的客体关系，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不过，狩猎技术本身不构成剥削性支配关系，它只是提供了可能性，更关键的是对动物的驯化。随着人们开始操控动物的生殖行为，他们更加了解自己的生殖功能，意识到雌性动物可以成为性胁迫的客体。
* 总结：「我们可以把男女之间不对等的劳动分工归结为这种掠夺性的模式。这种掠夺性的生产方式，或者说占有方式，是建立在男性对强制手段（即武器）的垄断上的，也是建立在直接的暴力上的，通过这种方式，男性创造了并维持着两性之间永久的剥削和统治关系。」
* 延伸：历史上后来出现的任何一种生产方式，本质上都是不对等和剥削关系，区别只是支配和占有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在所有的父权制文明中，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都保持着强制性和占有性的特点。按性别进行的不对等分工，一旦通过暴力手段建立起来，就会以父权制家庭和国家这样的机制，以及强大的意识形态系统加以维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父权制宗教、法律和医学，这些制度和设施将女性定义为自然的一部分，必须由男人控制和支配。」「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控制生产过程和产品的人本身不是生产者，而是占有者。他们所谓的生产力是以其他生产者的存在和服从为前提的，归根结底是女性生产者的存在和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