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暴力

         现代化对经济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动乱有两种影响方式。第一，贫穷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比经济发达国家更不平均。这种不平等在传统社会里被公认为是自然形成的生活格局的一部分。但是社会动员却增强了对这种不平等的意识并可能增加对这种不平等的恼怒。新观念的输入不仅使原有分配方式的合法性成了问题，而且还指出了更均衡分配收入方式的可行性与可取性。迅速改变原有收入分配方式的一个明显的办法是通过政府。但是那些支配收入的人往往也支配着政府。因此，社会动员便使传统的经济不平等成了刺激造反的因素。
        第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经济发展将产生比传统社会现有的收入分配方式更均衡的方式。但是在近期看来，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常常是扩大收入的不平等。经济迅速增长的集中受益者往往是少数人，而大多数人却蒙受损失；结果，社会上日益贫穷的人便会增加。迅速增长常伴随着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时期的物价上升总是比工资增长得快，其结局则是趋向更加不平的的财富分配。在西方法律体制的冲击下，非西方社会的人们竞相以土地私有制形式去取代土地公有制形式，从而趋于产生比传统社会现存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更加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另外，在不发达国家里，现代化的、非农业部门的收入分配方式总要比农业部门的收入分配方式不平等得多。例如，印度农村在1950年时，5%的家庭获得总收入的28.9%；而在印度都市地区，5%的家庭却获得总收入的61.5%。因为在不太依靠农业的发达国家里，收入分配总的来说较平等些，所以不发达国家非农业部门的收入分配较之发达国家相同部门的收入分配要不平等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