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2

感谢当时有一些美籍华人，知名的教授（李正道、吴瑞等）为中国学生赴美深造搭桥。他们联系组织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和中国的教育部合作，让中国教育部在顶级大学里面选最顶尖的学生，就在中国内地考试（当时如果考托福要到香港）。然后他们从这些顶尖的学生里面再选最顶尖的人，直接到美国读研究生。

1986年的生物学考试项目，每个顶尖的学校，只有2～4个名额，全国总共有90个名额，笔试以后挑出50个人接受美国教授面试，然后再从这50个人里面最后选30个人。所以我们那一年（1987）这个项目全中国送到美国的，就30个人。我是作为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硕士被选送的，当时去了四个人考试，包括我考上了两个。

我在纽大（纽约大学）读博士研究生非常顺利，美国读博士研究生平均需要6～7年，我3年半就读完了，并且在最顶级的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但后来读博士后的时候，由于我选择的研究方向失误，一度面临着前功尽弃不知何去何从的状况。l

在在美国的学制里，很多学生都是会同时修两个major（主修科目），比如，Computer Science and Piano（计算机科学与钢琴演奏）。这样两个学位一起攻读，非常不容易。但在这个学校可以这样，学校认为只要你有这个能力，你愿意这样，你就这样。

的确有报道说弹钢琴对协调人的各方面生理机能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练琴，看似在练弹琴，其实各种因素都在调动，眼睛看，耳朵听，头脑思考，还得把想法转换到用身体来驾驭乐器发声。那么人一旦经过这方面训练，对他在其他方面的发展会有更大的帮助。

但UNC比较特别，是美国第一所公立大学，全美排名第五。这里兼容文、理、医科、艺术等专业。我们音乐系有很多有名望的老师在教演奏和从事音乐学术研究。我们的学生很多都有着在著名音乐节表演的经历，还有很多后来考入著名音乐学院的演奏培训项目。UNC音乐学博士在美国学术界是很高的学位，非常受人尊敬。

那么作为一个艺术家，应该提供一种方式让人们有能力用更感性、更人性化的方式来表达与交流，音乐显然是很好的选择。这是一种引导的方式，当你听到我的演奏，引发你思想感情里任何一种冲动、联想、共情，都是音乐本身的功效使然。

“商、法、医”，历来是西方传统社会里人们追逐的热门职业。入此三行，往往意味着财富迅速积累与声名鹊起未来可期。当今时代，华人学子以自身卓越的学习能力，刻苦务实的学习作风在全美各学科影响力均与日俱增，唯独法学，是一个例外。

我学社会学出身，是天津南开大学99级社会学系的本科生。2003年夏天毕业，签证颇为周折，签了三次，才在12月顺利来到美国，开始在美国读书。在佐治亚州立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2006年我到北卡州立大学（NCSU）读的社会学博士。2011年我开始在杜克法学院工作，主讲一门叫作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in Law的课，翻译成中文叫“法学中的实证研究方法”。

按最终获得的学位来划分，美国的法学院一般授予J.D.（Juries Doctor，法学博士）、LL.M（Master of Law，法学硕士）两种学位，也有S.J.D（Doctor of Judicial Science，司法学博士），但数量很少。目前国际学生绝大部分是来读LL.M，美国本土的学生都是读J.D.，拿下J.D.需要三年时间。和国内情况不同的是，在美国本科没有法学，法学院的学生往往有各种各样的本科背景，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哲学等文科最常见。也有生物学、物理学、计算机等专业的大学本科毕业生选择继续学习法学。其实各个专业的学生都可能最后走上法学道路，但一般还是以文科为主。

无论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大学毕业后，如果要申请J.D.，都要考一个叫作LSAT（相当于法学专业的GRE）的考试。这个考试侧重逻辑思维的考察，但和托福、GRE基本类似，都是考察英语阅读和理解分析能力。

LSAT考得好不好，基本决定你上什么水平大学的法学院。基本上，国内来读书的学生目标都会锁定在（排名）前十五位的大学，如果不在排名前十几的美国大学法学院里毕业，那么在美国找工作是比较困难的。大的律师事务所用人目标一般锁定在这个档次的毕业生

其实LSAT还仅仅是一个入门的信息，真正要申请入学，法学院会综合来看申请者的背景，例如本科成绩、才艺、工作背景、参与公益和社会活动等，成绩不是唯一的考评因素。国际学生大多是来读一年的LL.M，相当于法学硕士，美国有几个州允许LL.M学位的国际学生考美国的Bar（美国律师执照），如果想回国发展，LL.M的学位就足够了。也有少数国际学生读三年的J.D.，这个学位更有利于在美国找工作。

就是学习理工科的学生，也不要自己封住了自己可能从事法律相关专业的路。因为至少在美国的法学领域里，Patent Law（专利法）是一个很好的方向，而且它是只有拥有良好的理工科背景才可能攻读的专业。我就认识几个有理工背景的人，考了美国的律师执照以后，在事务所专门从事专业代理业务。这是很好的职业，收入和社会重视程度都很高。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毕业于杜克大学法学院，现在，学院仍把他的肖像挂在学校一个角落里

一些大的专利官司，比如苹果公司针对某一款产品所发生的专利纠纷，自然需要懂半导体、懂计算机、懂无线电的人同时又懂得法律的律师。但很少人知道这个方向，所以报考的相对还不算多。

法学作为一个比较特殊的学科，对美国的政界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三权分立中的总统、国会和联邦法院，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有法学背景。历史上有25位美国总统从法学院毕业，或者接受过法学专业训练，或者从事过律师方面的工作，例如大家都熟知的林肯总统

但更多的人是到业界去服务。法学学生毕业后从业有两个大的方向，分为Public Service（公众服务部门）和Private Sector（非政府部门），再向下细分，分为Law Firm（律师事务所）、Corporate/in-House（公司里面的法律顾问）、法院（Law Clerk，法官的书记员）、Government（政府部门）、Public Interest（公众利益方面的非盈利部门）和Public Defense（公共辩护）。

在美国J.D.毕业以后，大部分人是去了Law Firm，这其中以去Corporate Law Firm（私人公司型律师事务所）的居多，一少部分人选择去做Government and Public Sector Lawyers（政府和公共部门律师），例如去给地区检察官做助理，给政府部门做Public Defender。当然，被告人如果雇用Private（私人的）Firm里有名气的律师，打官司胜算更高，那么相应地，这些律所里律师赚的钱也会更多。比如当年震惊世界的O.J辛普森案，他就是雇用了强大的律师团，其中就有卡戴珊的父亲Robert Kardashian。这样的有钱人肯定不会去找一个Public Defender去为自己辩护的。如果一个罪犯自己雇不起律师，国家就会指定一个Public Defense的律师给他。

由于学法律的学费昂贵，绝大部分学生毕业时都背负上了很沉重的学生贷款。所以，名校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大多才流向纽约、华盛顿、加州、费城等地薪水比较高的大律所。以杜克为例，2017年在非政府部门就职的毕业生年薪中间值已经达到了16万美元，而公众服务部门就职的毕业生年薪中间值只有不到6万美元。对法学院的学生来说，实习的机会至关重要，许多学生在一年或者两年学习后的暑假里就开始实习，而这些实习职位很可能会带来工作机会。法学院的学生通常也会参加学校组织的校友活动进行社交，通过校友找到职位。

有些是兴趣使然，他们希望通过在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获取经验，对他们将来从政，例如竞选参议员、州长，都是履历上很出彩的经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在2017年年底从共和党的地盘阿拉巴马州杀出来的黑马，当选参议员的民主党人Doug Jones（道格·琼斯），他曾经作为地区检察官于2001年成功对两位三K党成员Thomas Edwin Blanton Jr（小托马斯·埃德温·布兰顿）和Bobby Frank Cherry（波比·费兰克·车里）进行审判和定罪。他们曾在1963年16街教堂爆炸（16th Street Baptist Church bombing）事件中，害死四位女孩。另外，如果在公共服务方面工作一定年限，这些人可以申请减免学生贷款（Student Loan Forgiveness Program），有些毕业生是为这点所吸引才到公共律所工作的。还有很多美国学生，有为公众服务的红心，志向就在于帮助弱者争取话语权。因为律师是一个服务性行业，可以通过帮助其他人解决生活中的困难，美国律师协会鼓励律师每年花一些时间做Pro Bono Work，也就是免费为无钱付费的人提供法律服务。

对于国际学生来说，因为身份的限制，在美国就业就必须集中在非政府部门的律所，因为在政府部门工作必须是美国公民才可以

：想当教授的人往往也会先给法官做书记员（Clerk），或者是在Appellate Court（上诉法院）和District Court（地区法院）做书记员。他们做够一到两年后会去申请法学院的教职，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在美国法学院做教授的途径

：要花一两年时间帮助大法官处理一些案子，而且越是在高级别的法院里做书记员，未来你可能获得知名院校教职的机会越大。因为法院出来的判决书，往往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一些会成为今后类似案件的判例。比如2017年1月27日特朗普颁布的“禁穆令”，全世界都看到，一个夏威夷的联邦法官（Federal Judge）可以封锁总统的这些政令，权力非常大。再比如前段时间同性恋争取结婚权利的案例，以前同性恋婚姻在美国一直是不合法的，但要结婚的Gay Couple（同性恋人们）就打官司。在Obergefell v. Hodges（奥博法尔诉霍奇斯案）这个案例中，最高法院以5∶4的票数判定：同性恋婚姻合法！4位保守派大法官John G. Roberts, Jr（约翰·G.罗伯茨），Antonin Scalia（安东尼·斯卡利亚），Clarence Thomas（克拉伦斯·托马斯）和Samuel Alito（塞缪尔·阿利托）投了反对票，以墙头草（Swing Vote）著称的Antony M. Kennedy（安东尼·肯尼迪）把关键的一票投给了自由派倾向的大法官。此判决一出，从最高法院到州法院、巡回法院，以后都会遵循这个判例来审案子。

很多就是这个大法官（Justice）的助手也就是书记员写的。作为一名书记员，就是最直接在法官办公室里干活的人，所以社会上普遍认同书记员权力其实很大。而且你会发现这些书记员一般只帮助法官一年，但做完以后，他们就会有非常高的身价，可能是二三十万美元的年薪。有实力的律师事务所往往都在抢这些书记员，很多职位只有你有书记员的经历才向你开放。

所以书记员实际是通往法官、大律师和法学教授的必经之路，也是众人抢夺的实习职位

近些年，法学院开始有交叉学科出现，比如会雇用一些有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商科背景的人。

Empirical Law（经验法则）是美国法学院里比较新兴的一个方向。只有在学术水平比较高的法学院，比如哈佛、耶鲁、杜克、UC伯克利这些学校，才会在传统法学的基本课程框架里给学生一些学习其他专业知识的课程，例如“法学实证法”。其实说得通俗一点，这门课就是“统计在法学中的应用”。美国法学的基础专业课包括Torts（民事侵权法）、Civil Procedure（民事诉讼法）、Criminal Law and Criminal Procedure（刑法和刑事诉讼）、Contracts（合同法）、Constitutional Law（宪法）、Real Property（物权法），也是法学学生毕业后律师执照（Bar）考试的重头戏。律师执照考试每年有两次，2月份一次，7月份一次，考试一般分两天。第一天是各州的写作考试，比如北卡，就主要考北卡的法律，有12道Essays（论述题）；第二天是全国统考，选择题200道。选择题只考基础课，而论述题除了基础课，还考一些其他的科目，例如家庭法、律师行为准则、动产担保交易法、公司法、代理、遗产法等。

大数据在法学方面的应用很有趣。法学本身是一个非常传统保守的学科。一件事，从伦理上、道德上来讲，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法律按照约定俗成就应该这么判，道德标准和伦理标准起主导作用。所以很多法官并不看重实证证据，我从道德的准则来判断，我认为这一次这么判不对，那他就不会这么判。

在实际案例中，原告和被告的辩护律师都会举出一堆案例，努力证明这个案例与本案如何相似，或不同。

不是说我有几十个案例都是这样的，而是要判断到底这个案子和某一方举出的案例有多相似。一个是强调数量，另外一个是强调质量，法官看重的是质量，看重的是“到底有多相似”。

我会做一个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其实传统上是社会学、政治学方面才会用到的研究方法。那么现在应用到法学领域，对一些律师的确会很有帮助。这种问卷调查会具体调查用户在规定时间（比如一个月内），每天去这个“买当劳”的顾客，其中百分之多少没搞清状况。就是说其实他们如果不受到调查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去的不是真正的“麦当劳”。律师会拿着这个证据给法官看，这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

一般来说，美国律师如何做准备工作帮客户打官司呢？你要知道怎么去找相关的法规（Federal And State Statues）和类似的案例（Cases）。比如客户的狗咬伤了邻居，律师会查相关法规看州法规对狗咬伤有哪些规定，然后会找本州类似的案例，看看有哪些案例可以支持无罪的判决，律师在简易判决的动案文件（Summary Judgment Motions）或者法庭辩论（Arguments at Trials）中可以引用这些案例来跟自己的这个案子比较以此来支持你的论点。

掌握了Empirical Law，律师就掌握了以往常规办案手段以外的另外一项技能，就是懂得了怎样运用数据，运用调查方法来支持想要提供给法官的证据。以Wal-Mart v. Dukes（沃尔玛诉杜克案）这个最高法院判决的著名案子为例，原告和被告争论的核心就是证明沃尔玛男女员工薪水和提升有无差距，以此来证明沃尔玛的政策有没有歧视女员工，而两方都使用了大量的数据和实证方法来证明自己的论点

杜克也有一个专门给法官开的硕士学位，每届有二三十位全国各地的法官在暑期来杜克学习，我有时也会给他们上课。这个项目也招收外国法官学生，不过目前为止，还没有中国来的法官申请者。希望这个信息会吸引到一些国内的法官，来和美国的法官们一起互动学习一两个月。

中国学生来美国学法律，如果就是想“镀镀金”，开拓下眼界，那么比较切实的就是学个LL.M。如果要留下来工作，只能学J.D.。而且如果是从排名一般的法学院里毕业的国际学生，在美国能够找到工作的概率很小，面临很多实际困难

这边现在的状况是有一部分刚刚本科毕业就来申请美国法学硕士的；还有一部分是本国律所的合伙人，也有政府雇员，他们在美国只读一年，拿到这个学位就直接回国，因为他们原本在自己的公司就有很好的职位。

取得LL.M法学硕士以后也可以考美国的律师执照，但只有纽约州、加州等几个州允许国际学生去考，国际学生在美就业存在切实的困难，学生们要有准备。

以前来美国读法学的不多，不过近些年来美读法学的人也在逐年增多。但法学对语言、对理解本土文化的程度、对社会融入度的要求都非常高，不是美国本土的学生的确比较难。但美国的法学学位会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给你回国的职业发展可能会打开一扇意想不到的窗口，国内知名度比较高的高西庆博士（1986年获得杜克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考取了美国律师执照的中国人，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O.J.辛普森案”，检方有大量DNA证据，包括他车里和穿的袜子上有死者的血迹，但是辩方抓住了检方在收集证据过程中的缺陷，而且提供了一位收集证据的警察使用了“黑鬼”这个有种族歧视的字眼的视频，导致陪审员对辛普森的罪行产生疑虑，最终成功为辛普森脱罪。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法治完善的社会，其他因素无法干扰司法最终的裁决。如果你的证据不够支撑每一个定罪的条件，那么就严格地不能够给人定罪。即使是你的个人意识里知道他有罪，又或者你完全知道陪审团的每个人都是错的，但法律就是法律，法律的尊严就在于讲证据，不被情感或其他因素左右，这样最终社会才能有序地不断被推进。

搜查证（warrant）而且没有紧急情况，贸然就去搜集对方的居所，那么法官或者陪审员很可能将判定此次搜查违反了公民的宪法权利，这个证据将无法采用，被告也会被判无罪。再比如，进入民宅前，警察需要先敲门通告对方他们是谁，来做什么（Knock and Announce Rule），而不是撞门而入（除非有紧急情况，例如担心敲门会引起对方毁坏证据）

他们会考虑尽可能招与法律相关，但专业背景、地区、学科差异化大的学生。除了对清华、北大的学生感兴趣以外，来自深圳或东北的学生也会因为所在地域不同而拥有同样的机会。当今时代，很多专业都可能与法律构成交叉学科。另外，如果你是有多年从业经验的律师，你的经历就会给你的申请加分。

最新的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世界大学排名）上显示，2018年杜克法学院排名位居全美第一！学费是59000美元一年，基本也是美国所有的法学院里最贵的了。

不光杜克，其他知名法学院收费都很高，生活费每年也要将近两万美元。

通过各方面的综合因素来评分得出的，各个院校之间的打分、律师法官的打分、学生素质（包括录取学生的LSAT、GPA、Bar通过率与就业情况），以及学院的师资和资源配置（例如对每个学生的资金投入、师生比例、图书馆的资源）。

法学院不同于其他学科，教授很少需要去自己找资金，没有这个压力，也没有人期望着你去拉项目。这里的教授主要是教好课，做好研究就可以了。

只是根据传统，也是专业特性。一位教授拿着一本案例，自己就可以做研究了。不像医科需要实验场地、器材方面的资金投入，商科需要一开始读书就积累社会人脉等。

没有什么国家支持，校友捐款是特别大的一部分。法学院的校友捐款数目很大，法学院里有个Running Joke（长期流传的玩笑），说录取学生的时候就是要看他有没有发展潜力，未来能否成为大律师，然后给母校捐钱。

我们每年都会收到很多来自中国的申请，有的年份甚至会有近千份申请。但我们每年录取的硕士全部加起来只有十来名，博士就只有几名。据说哥伦比亚大学稍微多一点，大概二十多名。因为我们有这个全额的奖学金，可能对中国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动力。

博士期间加起来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大部分是合作，跟我在一起工作过的教授，我基本都跟他们一起合作写过论文。刻苦学习是我唯一的通行证。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是费孝通建立的优秀学科，曾一度被取消，20世纪80年代，美国杜克大学的林南教授回去帮助恢复的学科。80年代南开社会学系毕业的人，后来都去了全国各大高校，成为各个社会学系的骨干。有着这样的基因，南开社会学系毕业后出国深造自然形成了传统。

所以我更觉得，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里面，或许你会受到一些挫折，但你真的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在那个低落的时期，或许你还意识不到未来会有什么机会等着你，但只要你一直努力，哪怕是一个很普通的人，Never give up（永不放弃）！你会发现原来也没有那么难，那么你就会实现逆袭！人生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去年（2016）一年，美国送回中国的学生总计超过8000人。这还只是有问题被送回去的人数，学生自己读不下去悄悄回去的就更多了，远不止这个数字。

就是学不下去，或者违反纪律，甚至是违法，被勒令退学了，把护照（美国签证）取消。这个其实很正常，美国的执法力量很强，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它没有一个中间回旋的余地。所以一旦有类似考试违纪、简历造假等这些行为出现，且被教授或学校抓到，那么该送回去就得送回去。

出现这种局面其实也正常。因为现在的学生不是说优秀才出来，而是家里有钱就出来，而且还有一些人可能是被骗出来的。甚至即便是申请到“常青藤”学校，过了一两个学期以后，很多不适应的学生也都转学了。其实转学还是很正常理性的选择，但如果是出现问题被退回去了，那可能就影响不好，甚至有些人会彻底完蛋了。

症结就是家长们替孩子想得太多。这个时代，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上大学，一定要有个明确的目的。为虚名，在落后的教育方式里混文凭是浪费时间！

父母如果认识到前期操作孩子留学这件事有盲目或不切实际的问题，那么一定要悬崖勒马，坚决把孩子接回去。或者退一步，找一个真正适合孩子的学校。如果孩子自制能力差，一定不要在繁华的大城市上学，比如在我们北卡这样的大学城里，周围除了科研环境，也有玩的地方，但不多，没有更多物质诱惑，可能孩子会相对更用心地上学。而纽约、芝加哥、加州这样的地方，诱惑力太大了，不适宜自制力差的学生。

在本科生或者更小的年龄段是这样的。你让一个心智还没完全成熟的孩子单独面对花花世界，孩子学坏的风险概率会大大增加。内因还是不要给孩子太多钱，让孩子知道钱来之不易。对我们这一辈人来说，从来不会去挥霍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当年下乡的经历，知道每一分钱赚得都不容易。其实美国人也是一样，你看经历过大萧条时代的人，也就是美国现在的这些老人，即便他如今是千万富翁或亿万富翁，他花钱还跟原来一样，懂得珍惜。

我们当年来的时候，国家公派，但口袋里面就给你50美元现钞。国家给你买好机票、办好签证，但零用钱就给你这么多。就是说你只能进，不能退。你没有选择，没有家里的信用卡可以去刷。现在的孩子们条件太优越了，箱子里不仅提一大堆钱，还到处可以刷老爸老妈的信用卡，到这边来买新车，有的甚至买房子。

还是拿“常青藤”的几所大学来说，如果你是通过中介介绍，那么你呈现的申请资料可能很好，那可能是新东方等这些机构帮你写得很好。但实际你没那个水平，等到你真正入学之后，等待你的就是遭罪。

理都没有错，勉强进入好学校，周围一群牛人，你根本插不上话，很快就会自我压抑到最低沉的状态。那几乎是不可忍受的，所以在这些学校里，精神颓废的、消极的学生太多了。

北部某一个州立大学，现在有6000名中国学生。一个班级里面，有时候70%～80%都是中国学生。教授举例说一上课，班级里面只有三个美国人，其他全部是中国学生，他已经没有办法用美国的办法教课了。那你想想家长为了学校的虚名给孩子送到一群中国人扎堆的地方，这跟你在国内读书有什么区别呢？

挣钱，尤其在北方或加州的一些学校。若学生真的能够到北卡这个地方来，那他真的是幸运的，因为州政府每年给北卡州立大学的钱大概占47%。而密歇根只有5%、纽约州是7%，所以他们基本可以不叫州立大学，这些学校整体的资金都跟州立没有太大关系，主要就靠学费，多招生。中国正好赶上这些年经济发展快，有钱人越来越多，他们又没有渠道或不愿意深入了解这边教育的真实情况，那么两边一拍即合，中国学生自然而然就多起来。

我们学校不是靠学费来办学，我们更不会主动去那些所谓推介会之类的机构去抢大学生（本科生）。因为这对我们的办学来说，基本没有任何意义。你来，我看你合格我就收你，但是我们不去跟其他那些大学竞争，他们就是要收钱，要养活一大帮教授。我们办学，收一个就要为这一个负责。

我们三所学校的课是可以互通的，虽然说杜克的学费是一年6万美元，而我们北卡州立大学对州内学生收的学费才6000美元，因为像杜克这样的私立学校没有州内州外之分。对中国家长来说，往往更相信排名。实际上这个笼统的排名，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一方面主要是私立学校在排；另一方面，是看你的班级有多小，你招的学生平均分有多高，你什么时候毕业。这些指标对公立学校都不太有利。因为对我们公立校，特别像我们州立大学来说，我们的定位就是大众型学校。注意！这是说我们针对美国社会的定位，不单单指中国留学生。而杜克是精英型学校，包括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等，敢申请的人，大概一万人里面有一个，那么最后被录取的人可能又只有5%～6%，杜克是7%，他们学生本来就更好。所以我们校长在一块儿开会经常开玩笑，我跟他们说：“实际上你们是学生好，不是学校好。如果我们能收到你那样的学生，我会比你还好。”

我们认为真正的好学校是能够把普通人家的孩子培养成精英，这样才叫真正的好学校。

杜克，作为精英学校，一年招1000名大学生。这样的精英教育自然出好的人才，学校排名自然高。总共4000名大学生，6000名研究生，多一个都不招。这是录取的比例不同。私立学校可以招很多教授，把班办得很小。

另外影响排名很重要的因素是毕业率，就是说四年按时毕业的百分数。这么排私立学校又占很大优势。首先，能够考到私立学校的，要么家里很有钱，要么已经有奖学金，不需要去干任何事儿，比如出去打工之类的，它的学生只要专心学习，直接毕业就很简单。但像我们这种州立大学，接收的都是一般老百姓家的孩子，很多学生是一边打工一边学习。四年毕业率就是比学生经济条件好的学校要低，这是客观现实。再有，我们是工科学校，毕业要求必须实习，不实习不能毕业，我们得负这个责任，那么实习就意味着要推迟一两个学期毕业。但是到最后，我们的毕业生往往年平均工资要比杜克或教堂山的毕业生高1万～1.5万美元。

因为我们的学生动手能力更强，用人单位愿意招。在公司最愿意招收的学生排名里，我们学校的学生是常年稳居全美排名前二十，没有一所私立学校是在前二十里面。一个原因是在那些学校里，很多学生本科毕业后都去读研究生了，所以在雇主排名里，他们就没有我们有优势；另外他们学校出来的学生，动手能力确实赶不上我们。所以说重要的还是看你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两个月前在硅谷，1200家公司进行调查，问哪所学校的学生最受欢迎，北卡州立排第十三，加州唯一排名比我们高的就是伯克利。我们学校的校训标语非常简单：“Think & Do.”要能够有批判性思维，要能动手。光有理论性的东西，没有用。在这个世界上，要解决问题，一定要动手。

UNC很好，作为美国历史上最早的公立大学，它的办学有传统、有特色，也有很棒的优势学科。兼具杜克这类私立大学的精英教育和我们州立大学的务实高效，所以同样是有条件的家庭或有能力的学生很好的选择。另外，排名很大程度也是印象分，很多大学校长收到问卷调查后，比拼的是印象分，北卡州总共是16所大学，你们教堂山历史最悠久，100年前就有了。所以说打分的话，很多就跑到教堂山去了，知名度摆在那儿。但其他的学校，很多都是以地点命名，那么往往外州的校长就搞不清楚谁是谁。

去年对北卡州经济的产出贡献，16所大学一共是79亿美元，北卡州立一所大学就是69亿美元，占绝大多数。从另一个角度你就可以知道，来我们学校上学会有多少实习机会

所有的技术转让，几乎全部在我们这儿，包括食品安全、农业技术转让等。每一个县，都有北卡州立大学的一个专家在进行农业指导。在北卡，重视农业是有传统的。我们的教授把技术带到田间，再把新发现的问题带回实验室解决，这是一个非常畅通的渠道。在中国这方面似乎有些复杂，做技术转让的跟学校没有关系，好像要通过农科局之类的单位，有些绕弯。

生物统计、药学、大数据……当今世界上最热门的学科，在这边的三个学校都有很领先的教授和项目。另外像我们的纺织学院，全世界著名。纳米技术，非棉花的材料，智能纤维……研发机构都在这里。我们的设计学院，跟纽约时装技术学院（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FIT），还有上海的东华大学都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那么我们最强的农、工自然不必多说。我们的大农业在全美排进前三名，跟UC Davi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并列。工学我们排在十三名左右。

这里还有一个特点是印度人（留学生、学者）很多，他们都很务实，知道在北卡州立拿了学历之后，到硅谷就能找到工作。你知道，印度人家里一般没有钱，能够出来读硕士的人几乎都是用助学贷款，但是他相信我们的学位能够为他找到工作，然后他就可以把这笔贷款还上。

目前我们学校有中国学生1300多人，印度学生1600多人，中国学生主要是研究生，大学生（本科）不到200人。到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主要应该看教授做什么，他的研究你感不感兴趣，还有就是看教授有没有钱。因为大家都知道，到了读博士的阶段，再跟家长要钱那是件有点不好意思的事情。所以研究生找的教授手里要有钱。

主要是工业界对我们投入支持研究的经费多，这方面我们排名全美第八。工业界横向给的钱很多，第一是麻省理工学院

所以我们的创业排名非常靠前，去年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第一，我们第二。2017年我们排名全美第一，有13家公司是从我们学校创业出去的，这个就是我们跟私立学校的区别

其实现在学兽医的市场前景反而更大。在美国，你只要是学医，就是研究生，本科大学生都还不涉及医学。要进入医学领域，都要先学四年的大学基础课。这里以学生物的为主，本科毕业再考医学院，或者是兽医学院。务实的美国人往往选择学习兽医，一方面或许是因为北卡的孩子从小有很多机会亲近自然，普遍喜欢动物。但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将来给动物治病，要承担的医疗保险跟治疗人相比便宜太多。死掉一个动物，毕竟和死一个人不是一回事。但人医和兽医入行后工资是差不多的。

而今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稍有些条件的华人家庭都可能要求孩子学习艺术，特别是弹钢琴，甚至由于国内高考艺术类院校的特别招生规定，不少人把学习艺术作为升学的一条捷径。

而今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稍有些条件的华人家庭都可能要求孩子学习艺术，特别是弹钢琴，甚至由于国内高考艺术类院校的特别招生规定，不少人把学习艺术作为升学的一条捷径。

出发点、态度端不端正，决定着你能走多远、走多久。

当然我们谈态度，同时也要重视技术的学习。这需要在平时练习的时候认真和刻苦，同时要带着自己的想法去进行演奏，力求在熟练掌握音乐内容与结构的基础上达到自信、自然、自由的演奏状态。要清楚学习技术的目的是能够自如地表达自己，真诚地表达自己！现在我在演奏时，会去力求展现作曲家的风格和意图，同时努力做到让听众了解我内心深处的情感表达，以及我对音乐的理解。我如今越来越敬畏音乐本身的力量，那是能够超越语言障碍来促进人们沟通、增进理解、启迪智慧的最有效的方式，是文化交流重要的手段之一。所以我说这世界需要音乐家，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音乐家的使命。

他们知道这种人一般都非常具有创造性，加上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干这么多事情，马上就非常受欢迎。他跟我讲，音乐学习对他的帮助非常大。他合理安排时间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在并行学习科学和音乐的过程中得到提升。

正是由于您从孩童时代开始，一直不断地坚持和刻苦努力，才成就了自己接踵而来的好运气，您也用实力保障了当好运降临时，能够牢牢抓住

中央音乐学院现在有一个分校在鼓浪屿

学东西认真是很重要的

我上完四年本科以后本来可以留在南加大继续读硕士，但我还是认为应该进一步开阔视野，就是想知道不同的老师是怎么教学的，多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我就考取了耶鲁大学的音乐学院。在那里，我读的Master of Music（音乐硕士）和Artist Diploma（艺术家学位）。我在耶鲁的老师Claude Frank是德国人，他的老师是Artur Schnabel，Schnabel的老师的老师师从贝多芬。

。贝多芬、舒曼、舒伯特、勃拉姆斯等，命运给了我一个如此好的礼物，让我在最好的年纪里不断吸收养分

我13岁过来，这个时间点不错，我的中文水平虽然不高，但是好在一般的交流我完全理解。你给我看个中国电影、电视剧，我完全理解剧情是怎么回事儿，那种幽默感、人情常理等，我也完全能够体会得到。我觉得作为一个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至少对自己的母语、祖国文化还是要有基本的认识和运用能力。

但现在出来留学的一般都在十八九岁。这也不错，这个阶段的年轻人，思维等各方面已经成熟，是一个大人了，而且接受新鲜事物也还正在敏锐期。

钢琴课上，我们经常会探讨如何把感情融入音乐里。我的想法是要尝试让学生对声音的理解尽可能地更丰富，不能说学习钢琴每天就只听钢琴、只练钢琴

我想无论在哪里，一个人的基本功扎实与否对他未来的发展都非常重要。比如读一首诗，一字一句都了解，要比你广泛地、囫囵吞枣地去读十首诗增长的功力都深厚。所以有中国的学生、学者过来之后我就叫他们先不要跟我谈理论，先去读文本，把文本一字一句都读好再来跟我聊。

我当年到明尼苏达大学任教以后，学生一上我的课马上就会很喜欢，为什么？因为我不谈理论，我谈的都是怎么样去了解中国文化，完全是从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出发，那他们主修中文的学生，当然最主要是了解中国文化，而并不是了解“如何套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化”

现代中国人真的可以说是已经不太了解中国自己的文化了。那么你用不太了解的东西，去套同样不了解的东西，结果做出来的东西基本上就是无边无际的泛论，没有办法得出特别精辟的见解。所以我告诉这些学者，你先把西方理论放到一边去，去读文本，看你能读出什么。当你真正能从文本里读出些什么了，那么即使你再去用西方理论套，最起码不会是把马嘴对到牛头上。

，牛津传统屹立800多年不倒的原因

因为牛津大学是一对一上课，不是大的班级上课。老师事先告诉你读什么、写什么，然后他对你交给他的东西进行辅导和评判

因为UNC是一所综合大学，大部分主修理工。对于理科生而言，我们要求他有通识学分，就是说要求他们有一门文科的课。喜欢中国文化的美国孩子很多，另外对于国际学生来说，语言的原因，他们不可能去上英文文学课，中国文学课（用英语教授）对于亚裔或对东方文化感兴趣的学生是一项不错的选择

随着项目的展开，他说他对姜夔的诗产生了兴趣。姜白石（姜夔，字白石）本身也是音乐家，我于是建议：你既然懂音乐，为什么不从音乐的角度去做诗词的研究呢？这个几乎也没有人做过。所以他就从音乐角度，把姜夔写的《扬州慢》等那些既是诗词又是曲的东西从音乐角度进行了分析

当时已经32岁，比别人（原来的同学）慢了好几年，于是就非常专注，专注到老师都觉得惊讶的程度。

我比我的同学晚四五年出来读书，可是我完成的时间几乎跟他们一样。年轻时，一些学生可能刚好家里有钱，或者刚好拿到奖学金，就直接出来读书了；又或者是大学念完，或是硕士念完就出来念博士。但往往过早或太顺利的人没有紧迫感，年纪大了再出来念书，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于是就变得非常专注。

而等到台湾设立了第三个电视台（台视、中视、华视）“华视”的时候，布袋戏的观众就不见了。

那么这个反而是后发有后发的优势，大学老师教得都比较准，那个时代中学就学过点英语的人，反而就没那么准的发音

学语言还是要尽量在年轻的时候抓紧时间，年龄大了还是不好学。如果早20年，像我最近时常到广东深圳做项目、搞讲座，那我在当地待一段时间肯定能学会粤语，但到了现在55岁的年纪，精力以及各方面都比年轻的时候要差一些。

我总结学习英语几个心得，“胆大、心细、脸皮厚”是必备的基本素质。人家开个玩笑你不要太当真，口语就是模仿的一个学问。到美国来了，人家怎么说你就模仿人家，能说一点就说一点，等逐渐能插上一句话两句话，慢慢就好了。“不好意思开口说”是学习英语的大忌。

那么往往学经济、学金融都变成很多孩子的首选专业。其实学什么专业，关键还是看你怎么找到自己的兴趣。如果能主动探索，积极利用现在的好条件，那么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里，成功的概率会更大。

沼气可以作为能源直接用来发电，也可以把它进行纯化，它的成分就变成跟从地底下开采出来的天然气非常相似，因此我们把它叫作“生物天然气”。我们研究组在过去20多年来都是在做一些工艺过程的探索，即通过生物发酵，针对不同的有机物，包括早期的养猪场、养牛场的污水，我们把它转换成沼气。再一个来源就是生物废弃物，比如说食品废物。

但像你刚刚说到习总书记当年在梁家河的工作过程中，那个时代他们处理的主要都是在牛粪、猪粪里面生成的沼气，成分本身比较单一。这一类沼气装置在中国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有4000多万个，广泛分布在华北等地的农村地区，一度是每家每户都要上这个沼气装置。但是那些沼气装置现在真正能够保留下来的到今天已经很少，原因就是当时的技术支撑不够，沼气这个东西，你说它复杂它其实很简单，你说它简单它又很复杂，就连我们这些搞沼气研究的人，现在还没有彻底研究透。

现在我们再利用沼气，基本都是在一些中等甚至大型的工业化企业里面进行，不再搞一家一户的小作坊。现在国内大型的沼气发电企业，比如在山东明荷的一个沼气电厂，它用沼气发电能够达到3 MW，已经是很大的规模。

另外农村现在的生产方式也改变了。现在农业都是集成化，比如养鸡养牛，也不再是当年那样各家各户的小农经济了。现在都是几千只、上万头的大规模养殖场。针对这样的新方式，一方面，我们希望沼气利用能够通过大规模集中生产进而达到更持续和稳定；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通过努力能够提高沼气应用的效率，这就是要弄清楚它内部的微生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因为现在产沼气，已经不光用粪便和食物残渣了。

但后来在美国燃烧秸秆被彻底禁止了。中国也禁止好几年了雾霾问题日趋成为老百姓关注的焦点，那么秋冬季易发的雾霾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从燃烧秸秆来的。从法律的层面上是禁止了，但老百姓如果觉得这样简单，就还是会偷偷地烧。所以我们探索如何把秸秆和其他有机废弃物一道，让它发酵，经过发酵产生生物天然气。这里面除了过去20年我们研究工艺过程，优化它达到产气的最佳处理效果，另外最近我们也在研究发酵反应过程中的微生物。本身发酵过程主要就是通过微生物来实现的，但人类目前对沼气微生物的研究还不够，不是很清楚它里面究竟有哪些东西。

，北卡罗来纳州是美国著名的农业州，这里养猪业规模全美第二，养鸡业也能够排进前五，特别是火鸡的产量大概是全美第一。所以说在这里搞农业研究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像中国一线城市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污水处理厂，建一个处理厂往往花几个亿，后期还有惊人的运行和维护费用，投入巨大

畜禽的污水跟城市生活污水不一样，它的浓度比生活污水高出上百倍。用对生活污水的办法处理畜禽污水，一方面成本太高，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巨大的浪费。这些粪便加以利用，可能创造的价值要远远大于简单地处理掉。

首先将养猪产生的粪便进行第一级处理，可以产生沼气来发电；然后剩下的沼液里有氮和磷，都是很好的有机肥料，这些有机肥料就可以拿来种有机蔬菜。这个农场种出的有机蔬菜，在美国高大上的有机食品超市Wholefoods里就有卖。普通西红柿在一般超市大概1磅（1磅大约等于0.45千克）卖1.5美元，这种有机西红柿能卖到4～5美元1磅。

我们团队研究的另一项技术，就是采用一种常见的水生植物——浮萍，这是很小的一种植物，很容易打捞。含有营养物质的氮、磷能把浮萍养起来，它们被吸收到浮萍里面去了，这个过程的同时，水就被净化了。我们再把浮萍打捞起来，就能做成有机饲料，也可以做成有机肥料，用这种肥料去浇地，或用这种饲料再去喂猪，就形成了完整的循环。我帮助他们在养猪场旁边建温室，种植西红柿、黄瓜、青椒。现在这个温室产生的经济效益比他们养猪那边产生的利润高很多。

首先还是要搞清楚雾霾，更准确应该叫“灰霾”，究竟如何形成。目前已经证实的一个主要来源，往往是烧煤的发电厂等，原本这些电厂是有脱硫装置的，但利用得如何就要画一个问号。煤百分之九十多是碳，碳烧完就产生二氧化碳跑掉了，那么硫燃烧就变成二氧化硫，在空气中遇到水，它就变成硫酸。如果空气中再有其他的东西，还会起各种化学反应，最后就变成小的颗粒。至于汽车尾气等其他因素，也必须要有针对性地对症下药，才能收到效果。

美国经济发展与环境发展不平衡的时间段大概是在20世纪60年代。1972年，美国国会出台了一项法案，叫Clean Water Act（《净水法案》）。美国的河流当时污染也非常厉害，从那时起美国开始大力治理。至于雾霾的问题，美国主要是发生在当年的洛杉矶，它的地形决定了它很容易形成霾，主要也是因为大量开采石油，建设发电厂，最终造成的污染。但即便是那时，美国其实也没有形成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全国性灰霾。毕竟美国的人口相对比较少，密度也没那么高。但他们当时无论是治河，还是治霾，发现违规的查处力度都是空前严格的。

环境一旦被破坏，就形成了恶性循环，那么你再想找回之前大自然自己固有的良性循环，投入的代价往往是短期既得利益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正因如此，美国面对破坏环境的行为就是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一天不达标罚一天，十天不达标罚十天”。每天都罚，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改，那么罚到你倒闭。这就给企业施加了很大的环保压力。欧美国家这方面的经验，中国应该参考借鉴。

：美国的人均能源消耗量，就连跟德国、日本相比，都是他们的两倍左右。说白了，美国人的生活习惯、交通习惯等，都是极其浪费的。如果按照人均的能源消耗，跟中国现在的水平相比，也是能够达到中国的4～5倍。那么很显然，能源消耗与碳排放是成正比例的

这是个工科专业，那么本科生全部都是工科。到了研究生阶段，大部分是工科，少量理科生如果想进入这个专业，要补一些本科阶段没有学到的课。对我们来说，化学、数学、物理、力学都是基础，要做好生物能源的事情，这些基本功必须扎实。

在北大深圳校区，我做过一段时间。现在也还是几所大学的顾问和客座教授

比如德国的计划非常宏伟，他们打算分期分批关闭核电厂，实现到2020年所有核电厂关门。计划到2050年，所有能源都是可再生能源。那么现阶段用可再生能源的企业，基本是靠政府补贴，这些企业目前使用沼气在能源中的占比是全世界最高。

再比如电，美国每度电价格七八美分，但在德国要到35欧分，相当于40美分。所以企业用可再生能源就有利可图，但就要靠政府补贴。那么这些在中国、美国目前都很难做到。

三年之后，全国恢复高考。但是1977年我没有时间考，于是1978年考上大学。77届和78届就差半年，所以我等于还是中国“文革”后第一代大学生，又几乎是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虽说是公派，但是这边给钱，必须有公派名额。你们都知道，当年上大学就竞争得非常激烈，差不多几万人里边选一个，那么出国就更不用说了，一个学校就那么一两个人。

大公司不会来。最大的好处就是科技资源，跟大学里的教授合作，科技会直接带来经济效益。现在全北卡有500个生物技术公司能够落地，这跟这里是生物技术的中心很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