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册　卷第十七

    “我听说，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所以古代的圣人，没有一个不是由默默无闻而变成美名远扬，由卑微而达到显赫。因此，尧起步于诸候之位，舜兴起于深山之中，并不是一日之内突然显赫起来，应该说是逐渐达到的。言语是由自己说出来的，不能阻塞；行为是由自身做出来的，无法掩饰；言语和行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内容，君子正凭借着它而感动天地。所以，能做好一切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业，能注意一切细微的人，才能功德彰明。本身积累善德，就像人的身体长高时那样，每天都在增长，自己却不知道；本身积累恶行，就像灯火消耗灯油一样，自己也没有察觉。这正是唐尧虞舜成就美名而夏桀商纣令人悲悼戒惧的原因。
    “快乐而不淫乱，反复行善而不厌倦，这就是‘道'。遵循其道行事，万世无弊害；只要有弊害产生，一定是因为没有按照其道行事，一定是因为执行先王之道有所偏废，所以政治昏乱，政令不行。补救的方法，就是运用王道中被偏废的部分去补救积弊罢了。三代圣王的治国之道，侧重点各有不同，并不是它们相互矛盾，它们都是为了医治社会积弊，只是由于各自面对的社会情况不同，才形成了治国之道的不同。所以孔子说：‘要说无为而治的人，应该是舜吧！’舜改换历法，改变衣服颜色，只是顺应天意罢了。其余一切都遵循尧的治国之道，何必更改呢？所以，圣明的帝王，有改变制度的名义，而没有改变治道的实际内容。然而，夏代推崇朴直，商代推崇恭敬，周代推崇礼仪，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它们要各自拯救前朝的缺失，必须使用各自不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