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04

在16世纪，一个女性显然不可能有那样的心境。就拿温切尔西伯爵夫人的诗来举个例子吧。她生于1661年，出身高贵，嫁入名门，她没生孩子，还写诗，你只要翻开她的作品，就会发现她对女性地位的愤慨喷涌而出：
我们堕落了！因为错误的规短。
因为教育，我们并非天生愚味；
我们的大脑停下了脚步，渐渐迟钝，任凭别人摆弄；
假如有人冲破重围，喷发着热情的想象和雄心，
反对势力依然强大，恐惧永远压倒生存的希望。
啊！一个女人拿起笔，被当成一个狂妄之徒，任何美德也无法挽回这个错误。
他们让我们认清自己的性别和地位；
良好的出身、时尚、舞蹈、装扮和玩乐，这才是我们的追求；
写字、读书、思考或探究，遮蔽了美貌，虚度了光阴，搅扰了他人征服我们的青春。
管理房屋和仆人，这些无聊事务
就是我们最大的艺术和用途。
每当忧郁缠身，她就会这样想：
人们诋毁我的诗句，误解我的行为
是愚蠢的徒劳，是狂妄的错误。
我的手乐于探索一切不寻常，偏离众所周知的常规轨道，
褪了色的丝线，怎能织出独一无二的政瑰来。
一位颇具写作才华的女性，也认为女性写书很荒唐，甚至有点精神错乱，可想而知投身写作的女性要面临多大的阻挠。
贝恩太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过去那些孤独的贵妇人只为娱乐而写作，没有任何读者和批评者。贝恩太太是一位中产阶级女性，幽默、活跃、勇敢，身上不乏平民的美德；她死了丈夫，经历了某些失败的冒险，被迫学会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谋生。她必须像男人一样工作。她通过努力工作，挣到了足够自己生存的钱。这一事实比她写下的任何东西都要重要，因为女性从此拥有思想的自由。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还将拥有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由。
男人对女人的贞洁如此重视，甚至对她们的教育产生了影响。场景：达德利夫人坐在苏格兰的沼泽地里，身上戴满钻石，身边被蚊虫包围。达德利夫人去世那天，《泰晤士报》撰文说，达德利助爵“是一位有教养、有成就的人物。他仁慈、慷慨，但却专横又反复无常。他坚特要求自己的妻子盛装打扮，哪怕是在偏远的高地狩猎小屋里，他也给婆子身上般湖华丽的珠宝”，等等，“他给了她一切，但就是不让她负责任何事情”。后来，达德利勋爵中风了，此后，他的妻子不仅照顾他，还打理他的产业，展现出十分卓越的才能。这种怪诞的独裁在19世纪仍然存在。
渐渐地，写作不再意味着荒唐的行为或者错乱的头脑，而是有了重要的实用意义。一个人可能遭遇丈夫的亡故，家中可能遭遇某种灾祸。临近18世纪时，数以百计的女性开始想方设法挣钱给自己零花或补贴家用，她们做翻译，写糟糕的小说，这些小说在教科书中都没能留下记录，但经常出现在查令十宇街的廉价书摊上。18世纪末，女性在脑力活动领域非常活跃。她们讨论、聚会、写文章评论莎士比亚、翻译经典著作，一切行为都以一个证据确凿的事实为基础---女性可以靠写作赚钱。没有钱，写作不过是一种轻率的行为，有了钱，一切都尊贵了起来。你可以继续嘲笑她们是“乱写乱画的怪才”，但你没法否认她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先驱者驯服了粗野的语言，为后人的创作铺平了道路。大师之作从来都不是独自诞生、独立存在的；它们是漫长岁月里共同思考的产物，是群众的思想，它有一个声音，背后诉说着万千大众的群体经验。简•奥斯汀应该给范妮．伯尼的坟墓献上花环，乔治．艾略特应该向伊莉莎．卡特的巨大影响致敬---这位顽强的老妇在自己床头系了个铃铛，好督促自己每天早起学习希腊语。所有女性都应该向阿芙拉 ．贝恩的坟墓献上花東，她被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匪夷所思但是也怡如其分，因为她为全体女性赢得了表达自己的权利。她虽然名声不好，四处留情，但正是因为她，我今晚才能不那么唐突地对你们说：用你们的聪明才智，去挣每年五百英镑吧。
在19世纪初，女性能做到的唯一一种文学训练，就是去观察别人的性格，分析别人的情感。几百年来，她们的情感都在一间普通的客厅里受到熏陶。她的心感知着人们所感，她的眼睛观察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说简 •奥斯汀的境遇有什么害处，那就只有她的眼界过于狭小。一个女人不能独自到处乱逛。她从未出门旅行，从未乘公共汽车穿过伦敦，从未自己吃午饭或逛商店。也许，不去奢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这就是简．奥斯汀的天性。她的才华完美契合自己的生活状态。但同样的结论放在夏洛蒂•勃朗特身上就不见得合适了，简•爱常常爬上屋顶，眺望田野那头的远方。她渴望---人们责备的就是这种渴望---“我渴望有突破极限的视野，让我看到繁华的世界，看到我听说过却从未见过的城镇和地区。我希望自己有比现在更多的人生经验，跟更多同类人来往，结识更多不同性格的人。我珍惜善良的费尔法克斯太太，善良的阿黛勒：但我相信，世界上一定还有更多、更善良的人和事，我希望亲眼看看我所相信的东西。”
”谁责怪我呢？肯定有很多人说我不知足。我也没办法，我生来就不安分，有时候这让我很苦恼。。。。。。“光说人们应该满足于安宁的生活，没有一点儿用处；人总得行动，即使找不到方向，也得自己创造。千百万人注定在沉默中消亡，千百万人在默默反抗自己的命运。谁也不知道芸芸众生中还有多少反抗正在酝酿。女人总被认为是清心寡欲的，可是女人也有和男人一样的感觉；她们像她们的兄弟一样，需要展露她们的才华，需要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她们和男人一样，如果受到过于严厉的束缚、过于绝对的控制，也会感到痛苦，男性明明比她们享有更多特权，却未免太苛刻，说她们应该安于做布丁、织袜子、弹钢琴、绣荷包。如果因为她们打破陈规，去做更多事、学更多东西，就指责和嘲笑她们，未免太轻率了。
和《傲慢与偏见》摆在一起，我们甚至可以说，写下这些文字的女性比简•奥斯汀更有才华；如果你把这两本书再读一遍，标出生硬和愤慨的地方，你就会发现，夏洛蒂•勃朗特从未完全、完整地展现自己的才华。她的书变形扭曲了。她在本该平静的地方书写愤怒，在本该睿智的地方书写荒谬。在本该描绘角色的地方书写自己。她正在和自己的同胞战斗。这样下去，她怎能不狭隘、挫败、年纪轻轻就死去了呢？如果她能多了解这个繁华的世界，生机勃勃的城镇和区县，获得更多人生经验，和更多同类人来往，结识不同性格的人，那又会怎么样？那几句话不仅仅暴露了她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缺憾，还揭示了那个时代整个女性群体的缺憾。如果她能做到的不仅是隔着远方的田野眺望，如果她有条件经历更多事、交往更多人、去更多地方旅行，那么她的天分就能得到更大的发挥，这一点她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但她们没有这样的机会，而是被拒之门外。我们不得不承认，《维莱特》《爱玛》《呼啸山庄》《米德尔马契》这些优秀的小说，都是没什么生活经验的女性写出来的，她们能出入的只有体面的牧师家庭；她们的写作地点，就是那栋体面房子的公用起居室，这些女作家太穷了，她们买得起的不过是几叠稿纸，用来写作《呼啸山庄》和《简爱》。不过，她们当中确定有一位历经苦难后逃离了这种生活，她就是乔治•艾略特，她做到的也只不过是去圣约翰森林里的一座别墅隐居，她生活在世人非难的阴影之中。“我希望大家明白，”她写道，“我只邀请想见我的人来”，难道不是因为她和一位有妇之夫有过一段罪恶的生活，只见她一面会伤害史密斯太太或者某个恰好叫史密斯太太的人的名誉吗？人们必须向社会传统屈服，并“与世隔绝”。与此同时，在欧洲大陆的另一端，一名年轻男子自由地生活着，一会儿和这名吉卜赛女子交往，一会儿又攀上那一位贵妇人；他投身战场，毫无障碍、无拘无束地体验人世间的各种经历，后来他开始写作，这些经历都成了他丰富的素材。如果托尔斯泰佳在修道院，和一位已婚的妇人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那么我想，不管这件事有什么道德意义，他都很难写出 《战争与和平》。
关于写小说和性别对小说家的能响，我们可以讨论得更深入一点。如果你闭上眼暗，把小说看作一个整体，你就会发现这种造物就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的生活，虽说经过了无数简化和变现。小说可以引出我们心中所有矛盾和对立的情绪。生活与不是生活的某种东西发生了冲突。因此，关于小说的一致意见很难达成，我们的个人偏见会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既然小说和现实生活有一定关联，那它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现实生活的价值。通常情况下，女性的价值观显然和男性定义的价值观不一致，这很正常。不过，占上风的是男性价值观。简单来说，足球和运动很“重要”，而追求时尚、购买衣物是 “小事”。这种价值观必然会从生活渗透进小说之中。批评家会说，这本书很重要，因为它讲的是战争。这本书不重要，因为它讲的是会客厅里女人们的感情。描写战场的场景比商店里的场景更重要-价值观的差异比这更微妙，而且无处不在。
在19世纪初期，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她的大脑肯定会有点偏离正道，受到外界权威的影响，不得不修正自己的明确想法。你只需扫一眼那些被遗忘的旧小说，倾听它们的声音，就能看出作家遭到广批评。她的文字一会儿充满政击性，一会儿又表示妥协。她要么承认自己“不过是个女人，要么抗议说她不比男人差”。她面对批评的方式是随性的，有时顺从而恭敬，有时愤怒又强硬。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偏离了事情本身，开始想其他东西。她的书把私人的情感强加给读者。书的核心有瑕疵。我又想到，女性的小说散落在伦敦的二手书店里，像一颗颗没长好的癞苹果。这些书的根都有问题，导致它们腐烂了。她因为别人的观点而动摇了自己的价值观。然而，她们不可能不左右摇摆。在一个纯粹的男权社会里，面对所有批评，要想坚持己见不退缩，需要怎样的才能，怎样的诚实品质啊。在那个年代，写小说的女性成千上万，只有她们做到了彻底无视老学究们的反复告诫---你得这么写，你得那么想。那些声音喋喋不休，时而怨声载道，时而居高临下，时而盛气凌人，时而悲痛，时而震惊。时而愤怒，时而和蔼，让女性没有片刻安宁，像一位过于严肃的女教师。命令她们要有埃杰顿。布瑞格爵那样的教养，甚至连批评诗歌时也扯上对性别的批评，还劝告她们，要想守规矩，想赢得某种耀眼的回报，就要注意自己行为的底线，不能超出某些绅士觉得合适的范围“女性小说家要想成功，就要勇敢地认识到自已性别的局限性。”这句话点出了问题之所在。别吃惊，我告诉你们。这句话不是写于1828年8月，而是1928年8月。我想，现在你们看到这向话，会觉得挺好笑，但它代表的是大部分人的观点--不是我想翻旧账，我只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一个世纪前，这部分人非常活跃，非常有发言权。
在1828年，一个年轻女性必须有非常坚定的意志，才能无视所有斥责、谩骂和别人承诺的奖赏。她一定得通过某种方式煽动自己，对自己说，好吧，他们总不至于把文学也包了。文学向所有人开放。就算你是什么校官，我也不允许你把我赶出草坪。至于图书馆，你想锁就锁吧，但我的思想是自由的，任何大门、门锁和门闩都不能阻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