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范式及其自变量

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模型
如图 2.1所示，即使政策制定者作出的决策与体系刺激保持一致，政策选择仍然受到国内层次这一干预变量的影响：领导人意向影响对体系的准确感知；战略文化形成不同层面的国家反应；国家-社会关系左右国家制定、实施政策的能力；当领导人面临社会反对力量时，国内政治制度既能促进又能约束他们对政策的选择或实施。因此，更加复杂的国内决策环境预示着国家并非有必要选择最优的政策来满足体系约束。相反，国家会根据体系约束和国内政治指令，从一系列备选政策中作出选择。
自变量——国际体系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起点是国际体系，其假定，领土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单元。
华尔兹将国际体系定义为由结构和互动单元组成的集合。他认为，任何政治体系都具备以下主要特征：
（1）秩序原则(“第一层”或“深层结构”)，揭示了不同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2）行为体之间的差异程度或是否有差异(“第二层”)；
（3）单元之间的实力分布(“第三层”或“表层结构”)。
一个国际体系一旦存在，就会通过增强其社会化和竞争机制，约束和促成单元的行为。随着时间流逝，国家不断“学习”。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会看到那些不遵循体系指令国家的不幸下场。
新古典现实主义对华尔兹的借鉴：
（1）尽管体系结构界定了一系列可能的战略反应和讨价还价结果，并能由此向单元施加约束影响，但是体系本身并不能指示单个行为体的行为。
（2）体系的无政府原则给单元带来了普遍的不确定性。
通过强调体系对单元的约束，华尔兹“捕捉”到了国际体系的“垂直面”。然而，仅仅看到“垂直面”是不够的。罗伯特·杰维斯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种较为全面的体系定义:“当一组单元或要素相互关联，改变某些要素或相互关系，进而对体系的其他部分产生影响，并且整个体系展现出的特征和行为不同于受影响的那些部分，我们称这样的构成为体系。”（《系统效应》）依据杰维斯的观点,“体系展现出的是非线性的关系。不能以叠加单元及其关系的方式理解体系结果。许多结果是无意识形成的”。杰维斯的观点“捕捉”到了国际体系的“水平面”。换言之，正如将体系变量——相对物质实力分布和预料的权力趋势——与单元可能的外部行为连接起来的因果链条是复杂和间接的，将某一单元的战略对另一单元的总体后果以及作为整体的体系的动态过程连接起来的因果链条也是如此。
自变量——体系结构和结构性调节因素
华尔兹认为在任何政治体系中，单元之间的秩序原则只有两种：等级和无政府。“在无政府体系中，相同的单元共同行事；等级体系中，不同的单元彼此互动”。考虑到秩序原则以及单元之间的功能差异总体保持不变，至少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只有结构的第三要素——单元间的相对实力分布——是华尔兹均势理论中的原因变量。除此之外体系中的“极”——大国的数量——几乎在华尔兹的理论中发挥了全部的因果作用。据此，华尔兹的理论产生了两种或然性预测：首先，即使不同类型的国际体系(两极和多极)，均势也会反复生成；其次，国家将效仿成功者的经验。但这一理论忽视了位于单元或者体系分析层次的重要变量。
新古典现实主义对体系结构的理解比华尔兹更加宽泛。基于巴里·布赞的研究，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存在更为广泛的系统性因素(但非结构因素)。这些系统性因素“不仅影响单元互动的能力和意愿，同时决定哪些类型的互动层次既是可能的又是可期的。”布赞将这些因素称为“互动能力”,并且仅指出了两种：技术能力的持续演变(或扩散)以及共享的国际规范和组织。布赞认为，互动能力也应该与结构一道被视为作用于体系单元的“推动和塑造”力量，在其重构的结构现实主义中将这一因素提升至介于结构和单元之间的中间分析层次。（《无政府的逻辑：互动能力》）
关于体系层次变量，格伦·斯奈德创造了一个描述性术语——“结构性调节因素”——在互动过程中，该因素“调节了基本结构要素的影响，但它并不是互动本身。”斯奈德认为，这些结构性调节因素是体系的、外部的，会以同样的方式影响所有的单元，但它们不同于单元数量和华尔兹定义结构的“实力分布”。例如，军事技术就是一种结构性调节因素，因为技术的变化至少潜在地影响着所有大国。所以，技术扩散是一种固有的体系层次变量，而非单元属性。
史蒂芬·范·埃弗拉提出了“精细的权力结构”——特定类型的实力分布(比如军力)比总体的权力结构或“极”更能对国家间冲突概率产生影响。“精细的权力结构”包括攻防平衡、实力波动的频度和规模(以及由此产生的机遇和脆弱性的“窗口”)、先发优势的大小和资源的累积性(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将领土征服转化为未来收益)。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都会影响安全两难的强度，进而影响国家间不经意冲突的可能性。
新古典现实主义对以上观点的修正
（1）不同于布赞(将规范和制度视为互动能力的两个基本要素之一)，新把“结构性调节因素”这一术语限定为国际体系层次或地区次体系层次中的一类物质性变量，但它并不是结构层次的。结构性调节因素包括地理、技术扩散速率、军事技术的攻防平衡。这些因素能修正体系结构——无政府秩序和相对实力分布——对战略互动参数和个体单元可能的外部行为的影响。
（2）不同于斯奈德和埃弗拉，新并不认为“结构性调节因素”能或多或少平衡地影响到体系内的所有国家。有些“结构性调节因素”确实对体系内单元的预期行为有均衡的影响，但有些因素的影响力仅限于体系内的特定领域或地区、某类单元或某对单元。
（3）地理也是一种结构性调节因素，因为它为某些单元和特定体系结构中的战略互动模式创造了约束、提供了机遇。然而，这种约束和机遇很少适用于整个体系。物理距离(以及由此带来的力量损失梯度)、战略纵深和地形障碍(或者缺乏相关因素)，都会影响国家行动的安全环境。
自变量——相对实力分布与极
戴维·鲍德温在国际关系研究文献中区分了两种主要的权力研究路径：第一种是“关系性权力路径”，这种方法将权力描绘为行为体之间实际或潜在的关系；第二种是“实力要素权力路径”，这种方法将权力视为资源。和其他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相同，第三类模型采纳了“实力要素权力路径”，将权力视为实现目标的手段，而非目标本身。而且，这种方法把权力和影响力区分开来。
与结构现实主义一样，新古典现实主义使用“极”的概念来表示特定时期体系中强国或主要国家的数量，这取决于它们对充足的物质实力要素以及在必要时汲取和动员这些资源的政治和官僚手段的控制。
自变量——清晰度
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体系层次变量是国际体系给国家呈现出的信号和信息，这将新古典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区别开来。从本质上看，清晰度包含三个组成部分：（1）威胁和机遇的可识别程度；（2）体系是否提供了有关威胁和机遇的时间范围的信息；（3）是否有最优政策选项脱颖而出。
就清晰度的第一个要素而言，清晰的威胁是指其他国家(或特定条件下的准国家行为体)具备以下三种属性：（1）修正主义的，或者公开表示出侵害一国领土完整或核心利益的敌意；（2）具备对一国实施伤害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这又进而取决于地理和技术；（3）紧迫感(预计它会在短期内使用它的能力施加伤害)。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缺乏清晰的威胁，既是因为没有任何国家向美国展现出敌意，也因为当时的技术不足以进行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屏障的力量投送。
明确的机遇要求有证据表明一国相对于他国的实力对比得到提升，使其在特定战区获得了无法阻挡的优势。总体上，清晰的机遇包含三个要素：（1）相对实力有利于所讨论的国家；（2）其他重要当事方缺乏在所关注的领域抵抗该国行动的政治决心；（3）有利的实力对比和决心不会一直持续，因此有必要迅速行动。例如，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就是清晰的机遇的结果。首先，伊拉克拥有百万陆军，相比其他地区行为体拥有有利的实力对比。其次，在与美国大使会谈之后，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有理由确信华盛顿不会阻止伊拉克进攻科威特。再次，由于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向科威特借了高额战争贷款，也因为科威特过剩的石油产量使伊拉克石油税收下滑，伊拉克的财政破产迫在眉睫，正是这一点让人们有理由预计，萨达姆的“机会窗口”不会始终开启。
清晰度的第二个要素是时间范围。对于领导人来说，时间范围通常是很难判断的，因为他们需要有关对手实力和意图的确切信息。不过，考虑到敌人行为所释放的信号要么是迫在眉睫的进攻，要么是无限期的撤退，这缓解了国家面临的战略困境。
清晰度的第三个要素——选择的清晰度——在国际政治中相对罕见。尽管国际体系约束着国家，而且经常限制国家可供采取的选择，但它很少清晰地表明特定情形下的最优政策选项。
结构现实主义将不确定性视为国际体系本身的核心特征，而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不确定性是施动者和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不确定性来源于不完美的施动者与不完全清晰的国际体系之间的互动。从本质上讲，国际体系缺乏完全清晰度，导致不确定性成为国际政治的固有特征；不过，即使有完全清晰的判断，由于存在新古典现实主义所指出的单元层次的中介变量，一些国家的某些行为者也仍然会感到存在不确定性。
自变量——包容性/约束性的战略环境
清晰度和不确定性属于体系所提供的信息范围，战略环境则属于信息的内容。在同等条件下，威胁(或机遇)越迫在眉睫，威胁越严重(或者机遇越诱人)，国家的战略环境越具有约束性，反之亦然。约束性和包容性环境存在于一个连续体内，约束性环境的复杂程度比包容性环境的低，因为在约束性环境下行为体除了缓解威胁和利用机会之外没有多少选择。
包容性或约束性战略环境不仅仅是国际体系中“极”的产物。对于国家而言，任何可能的实力分布既可能是包容性的，又可能是约束性的。比如，冷战时期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并不是静态的。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际的实力分布变得更加清晰时，美国和苏联都开始意识到对方是两极体系中唯一的首要威胁。不过，两个超级大国面临的外部威胁、机遇的紧迫性和强度大小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包容性/约束性战略环境并不只是国际体系清晰度的替代。无论是在包容性还是在约束性战略环境中，体系都能提供有关威胁/机遇性质、时间范围以及/或者政策选择的清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