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东方学的结构和再结构

   重要的与其说是亚洲，毋宁说是亚洲对现代欧洲的用途。
     但所有这些扩大人们视野的东西都将欧洲牢牢置于特权之中心，将其作为主要的观察者（或者（……）将其作为主要的观察对象）。因为即使当欧洲将目光转向外面的世界时，它对自身文化力量的感觉同时也得到了加强。不仅在欧洲五花八门的印度公司这些庞大的机构中，就是在旅行家的故事中，殖民地也得到创造，民族中心的视角得到保护。
    对他们而言，欧洲经验的有效性可以在与其他更古老文明的比较中显现出来。（……）爱德华·吉本可以以伊斯兰的兴起为参照来考察罗马的衰落，正如维柯可以根据人类早期文明野蛮和充满诗性的特征来理解现代文明一样。尽管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执拗地将东方视为敌人，他们18世纪的同行们却试图以某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处理东方的特异性，并且试图直接处理东方的原始
资料，原因或许是这一技巧可以帮助欧洲人更好地认识自己。
       现代东方学家，东方学家自己认为，是将东方从他所认定的默默无闻、孤离隔绝和奇特怪异之中拯救出来的英雄。他的研究将东方已经失去的语言、风俗甚至心性重新建构起来，如同商博良从罗塞塔石碑中重新建构埃及象形文字一样。（……）简而言之，由于将东方带进了现代性之中，东方学家获得了为其方法和立场进行吹嘘的资本，自己仿佛成了世俗的创世者，就像上帝创造旧世界一样创造出了一个新世界。

    东方学不是从天而降的关于东方的客观知识，而是从以前继承过来的，
     首先，他总会让人们明白，“东方”自身为什么不能满足欧洲人的趣味，才智，或耐心。（……）但他的真正意思是，阿拉伯诗歌只有经过东方学家的适当转化后才可为人们所欣赏。（……）即使你确实能经受住严格的专业训练，诗歌中，所描述的东西对“已经达到更高文明程度“的欧洲人而言大多仍然是不可理喻的。


      尽管选本的内容被声称具有代表性，但它们却掩盖了东方学家对东方所做的审查。其内容的内在秩序，各个部分之间的安排，片段的选择，似乎天衣无缝，从来没有泄露其秘密；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如果片段的选择不是根据其重要性，或者根据其时代顺序，或者根据其审美价值（萨西的显然不是），它们一定体现着东方的某种自然特性，或必然性。但即使这一点也从来没有明白地说出来。（……）其结果是，读者忘记了东方学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将被文选重新结构起来的东方视为东方之全部。客观的结构（东方之实际所指）和主观的再结构（东方学家对东方的表述）被混为一谈。东方学家的理性被强加于东方之上，他的原则也摇身一变为东方自身的原则。东方不再遥远，它就在你的手边；东方不再不可理喻，它可以被教学和传授；东方不再湮没无闻，它被重新发现，尽管在此过程中它的另外一些部分反而变得更加隐秘难见。萨西的选本不仅补充和替代了东方；而且使东方成为东方对西方的一种自然显现。


      萨西将阿拉伯人放置在东方，而东方自身又被放置在现代学术这一总体画面之中。因此东方学属于欧洲的学术，但在它有资格与拉丁学和希腊学并驾齐驱之前，其材料必须经由东方学家的重新创造。
吉内的观点是，东方是被支配的对象，西方则是支配的主体：亚洲有自己的先知，欧洲则有自己的“doctors"
（博学之士和医师：这一双关语是他刻意选用的）。在这一遭遇的过程中，新的教义或新的神灵产生了，但吉内实际上想说的是，在此遭遇的过程中，东方和西方都实现了自己的命运，确认了自己的身份。博学的西方人站在一个特别适合他的有利角度对消极、原始、柔弱甚至静默倦怠的东方进行全面观照，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东方进行清晰表达，使东方的秘密在语言学家的学术权威面前——其力量来自于揭示神秘语言的能力——展露无遗
   对吉内和米歇雷而言，历史不过是一出戏剧。吉内寓意深远地将整个世界描述为一座庙宇，人类历史不过是此庙字中进行的一场宗教仪式。吉内和米歇雷仿佛亲眼目睹了他们所谈论的那个世界。
下面是典型的赫南式的比较：
       人们看到，在所有民族之中闪米特人似乎是一个简单而不完整的民族。这一民族之于印欧大家族——恕我冒昧——如同铅笔索描之于油画；它缺乏完美的事物必不可少的那种多样性，那种丰富性，那种充盈的生命力。正如那些虽有幸福的童年但长大后却了无生气的人们一样，闪米特人在经历过短暂的辉煌幼年之后再也没能走向成熟。
 这里用来衡量闪米特民族的标准是印欧民族，正如当赫南说闪米特东方的智慧从未达到印度-日尔曼民族的高度时所使用的标准是印度-日尔曼民族-样。

     然而几乎无一例外的是，这种过高的评价马上即被相反的评价所取代：东方一下于可悲地成了非人道、反民主、落后、野蛮等的代名词。钟摆从一个方向摆向了另一个方向：从过高的评价一下子走向过低的评价。作为专业学科的东方学即源于这些极端对立的观点，源于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补偿和修正，这些不平等观念被公众文化中类似的观念所孕育并且孕育了类似的观念。实际上，与东方学有关的这种限制和重构可以直接追溯到这一不平等之中，
于是，这一不平等以及它所带来的特殊悖论就得到了东
学这现实学科的尊崇。
将东方或东方人的形象——似乎是经过重构的形象——拼合在一起仍然是专业东方学家的任务；不错，片段，（……）但叙事形式、线索和轮廓却是作家主观建构起来的，对他们来说，学术研究的要义在于用井然有序的编年、描画和情节取代东方桀骜难驯的（非西方的）历史。
高辛和卡菜尔都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必对东方产生过度的恐慌，因为东方人的成就无法与欧洲相比。东方学和非东方学的视角在这里走到了一起。（……）无论是在流行的定型形象还足在卡莱尔这类哲学家为东方制造出的形象，以及麦考利式的定型形象中，东方在心智上都
是臣属于西方的。作为供研究或思考的材料，东方身上带有先天不足的所有印记。形形色色的理论奇想都试图用东方来证明自己。

与此相伴随的是一种言简意赅的盖棺论定：他们并不觉得痛苦——由于他们是东方人，因此处理他们的方式必须与我们一直在使用的方式不一样。
使东方获得了一种话语身份，这一话语身份使其与西方相比处于一种不平等的位置。
这些早期经验打上了欧洲强力的印记：居处东方就是过着一种享有特权的生活，不是作为普通公民，而是作为欧洲的代理人，他们的帝国（法国或英国）将东方控制在其军事，经济，最重要的是，文化的强力之中
东方学家可以摹仿东方，但反过来却不行。因此我们必须将他所说的关于东方的东西理解为在一种单向交流的过程中所做出的描述：他们在说在做，而他则在观察和记录。他的权力在于既充当——好比是一一当地说话者的角色，又充当秘密记录者的角色。而他所记下的东西是准备成为有用的知识的，不是为他们，而是为欧洲及其到处蔓延的机构。
     对夏多布里昂这样一位如此矫情的人而言，东方是一块斑驳破烂的画布，等待着他去修复。
由于他只想从远处眺望金字塔（而不想实际接近），于是煞有介事地派遣一位仆人走到那里，将他（夏多布里昂）的名字刻在石头上，并且为这一行为辩解道：“作为一个虔诚的旅行者，你不得不实现你所有的小小心愿。”
因此，在拉马丁看来，当欧洲将其强力施加于东方之上时，东方得到了再生：
拉马丁（……）越走越远，将东方，即他刚刚看到过的和刚刚到过的地方，简化为“没有领土、祖国、权利、法律或安全的国度”，“焦躁不安地等待着”欧洲的“庇护”
就东方而言，人们都坦率地承认，东方世界是在我们西方世界的正常情趣、情感和价值之外的另一个不同的世界。
我们被告知，《天方夜谭》这么富于活力和创造性的作品不可能仅仅出自“东方人”之手，因为东方人在创作方面只不过是“一个了无生气的死物——一具精神的木乃伊”。尽管金雷克对自己没有任何东方语言知识这一点供认不讳，这一无知却丝毫也没能限制他对东方、东方文化、东方心性和社会进行全面的概括。当然，他对东方的态度大部分受到了前人的影响，但有趣的是，他在东方的实际经历居然极少能对他的观点产生什么影响。像许多其他旅行者一样，他的兴趣更多的在于对自己和东方（了无生气——精神的木乃伊）进行重新塑造，而不是经历东方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