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秩序

成都作为四川的省会，几乎经历了从晚清改良到共产党胜利整个历史时期内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变迁的全部过程。

我把四川，尤其是成都的变化过程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即

“从改良到革命”（1900一1916）、

“军阀统治”（1917-1936）、

“抵抗的政治”（1937一1945）

和“一个时代的结束”（1945一1950）。

每个时期各具特点，并对茶馆发生了不同的影响。
“从改良到革命”（1900一1916）——重新打造茶馆
    茶馆总是人们谈论政治的地方，各种社会集团试图利用它们为其服务。在那里，国家竭力实施社会控制，精英传播改良思想，普通民众谈论政府政策，发泄对现实的不满等。
军阀统治（1917-1936）——政治动乱中的茶馆
成都居民视茶馆的开闭为这个城市是否安全的某种标志。
注释［20］：
这五个军阀是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这一时期，成都前后也有五任市长，都是这些军阀下属将军。这时期的四川被人们
认为是中国最混乱的地区，但实际上在这个权力结构下，这几年的成都还相对安定。

但1932年，刘湘和刘文辉开战，次年又是邓锡侯与刘湘间的战争，都以成都街头为战场，造成自1917年以来的又一场大灾难。这些军阀疯狂征税，走私鸦片，控制经济。沉重的赋税负担、经济的不稳定，再加上土匪横行，使许多人变卖了田产到成都居住，从而为成都茶馆增加了新的客源。
    从这个谈话中我们还可以得到更为重要的信息，即人们在政治斗争和权势转移中，失去文化认同的焦虑感。

过去籍贯对人们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它实际上涉及社会、经济、政治的各个方面，与人们的文化之根紧密联系。这个共同的根基可以帮助人们在陌生的环境中求生存，并与其他文化进行对抗。

在清廷覆没之后，政客和精英发现籍贯可以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不过，籍贯问题虽依然重要，但观念已开始发生变化，人们不再珍视和忠诚于籍贯，而无非将其用作争权夺利之工具。

这段在茶馆的关于籍贯的谈话，揭示了人们对民国初年动乱和政治不确定性的困惑和失望。
抗战把抵抗的政治也带入到茶馆之中，各社会集团和政府官员以茶馆作为宣传爱国和抗日之地，在那里贴标语、海报、告示，并监督演出和公众集会。茶馆实际成了一个
“救国”的舞台。

茶馆中谈论的话题也多与战争有关，关于前线的消息更引人注目。顾客就英勇的抵抗、日军的残暴、战争的严酷等发表意见。虽然人们仍然到茶馆里去度时光，并为此遭到精英和政府的批评，但是他们已很难逃出战争的阴影，不可避免地被推到政治舞台上。
然而战争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是有限的
其实茶馆中的悠闲不过是成都社会的表面，实际上战争已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虽然人们仍到茶馆戏园看戏，但所看节目与以前已大不相同。
战争无疑是茶馆议论的主题，人们既对国运担忧，亦能在茶馆中得到鼓舞。
当官方动员民众时，也力图以国家利益之名，控制人民思想，发动了所谓“精神总动员”，推行“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观念，反对“醉生梦死”，力图“纠正分歧错误的思想”，“革除苟且偷生的习惯”。

如果说“精神总动员”的实质在于思想控制，那么“新生活运动”则着重行为规范。它以儒家教条来教育民众。

就这样，政府运用传统观念，把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战时茶馆也被政府用作公关的场所。
甚至外国组织也意识到茶馆对传播信息的重要作用。
    政府如此大规模的政治宣传，可谓史无前例，显示了其高度组织化和控制力。在茶馆里，顾客所看到和听到的是官方希望他们看到和听到的。我们可以想象那些新剧、贴在墙上的领袖头像、标语、公约等，营造了怎样一种浓厚的政治气氛和新政治文化。这样，国民党通过战时的宣传，成功地扩张了对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政治控制。因此从表面上看，茶馆生活仍在继续，但是在相当大程度上，由于民族危机和政治导向，这种生活不可避免地改变了。
从本章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在茶馆里实际上存在三种不同的政治：对一般大众来讲的平民政治、改良者所推行的精英政治，以及对政府而言的国家政治。

这样，茶馆中呈现出多元、多层次的复杂的政治表现。

在茶馆里，民众力图表达他们的政治声音，进行政治参与，但又被精英和国家的话语霸权和国家机器的暴力所压制。

精英则试图按照他们的政治意图，对茶馆进行改造，通过改良来施加他们对公共政治的影响。他们摇摆于民众和国家之间，时而依附国家权力，实施针对民众的茶馆改造；时而代表民众，发泄对国家过多控制的不满。

而国家在茶馆中扮演的角色也是综合性的，它对民众政治总是打击和压制，而对精英政治的态度则取决于其是否与国家政治相吻合。

这三种政治共存，相互影响，此消彼长，从而使茶馆这个政治万花筒的变化更加丰富多彩，奇妙多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