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交流中的「翻译」问题

(200)常规科学研究依赖于一种从范例中获得的能力，即把对象和情形分成原始的相似性类别。这里所说的“原始”，是指在进行相似性分类时，无须回答“对于什么相似”这个问题。于是，任何革命的一个核心方面就是某些相似性关系改变了。过去被归于同一类的对象，革命之后被归于不同的类，反之亦然。想想哥白尼之前和之后的太阳、月亮、火星和地球，伽利略之前和之后的自由落体、摆和行星运动，或者道尔顿之前和之后的盐类、合金和硫铁混合物。由于在改变的类别中，大多数对象仍然被归为一类，所以这些类的名称通常会保留下来。然而，一个子类的转移通常是这些子类之间关系网络的重大转变的一部分。把金属从化合物类转移到元素类，在一种新的燃烧理论、酸性理论以及物理化学结合理论的兴起中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这些变化很快就扩展到整个化学中。因此，当这种重新分布发生时，两个过去显然能够完全理解地进行交谈的人，突然发现他们对于同样的刺激会作出不相容的描述和概括，这不足为奇。这些困难并非在其所有科学交谈中都会遇到，但它们会发生，并且集中于对理论选择最具决定性的那些现象周围。
这些问题虽然最初在交流中变得显著，但并不仅仅是语言上的，因此不能只通过规定引起麻烦的术语的定义来解决。由于这些词在部分程度上是通过直接应用于范例而学到的，所以参与者在交流不畅时不能说：“我以如下标准所规定的方式来使用‘元素’（或‘混合物’‘行星’或‘不受约束的运动’）这个词。”也就是说，他们不能诉诸一种中性的语言，这种语言既能以同样的方式来使用，又能恰当地陈述双方的理论及其经验后果。理论上的部分差别，在使用反映这种差别的语言之前即已存在。
不过，经历这种交流不畅的人肯定还有所凭借。他们受到的刺激一样，神经器官总体上也一样，无论程序编排有多么不同。此外，除了在一个很小但很重要的经验领域，甚至连他们神经的程序编排也必然几乎相同，因为除了最近的过去，他们共有一部历史。结果，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大部分科学世界和科学语言，都是共有的。既然有这么多共同之处，他们应当能够查明他们之间的诸多不同。然而，所需的技巧既不是直截了当，也不是让人舒服，亦不是科学家的部分常规技巧。科学家很少认识到这些技巧是什么，对它们的利用也基本上只限于说服他人改信，或者让自己相信这根本做不到。

(201)简而言之，参与者在交流不畅时所能做的就是把彼此看成不同语言共同体的成员，然后自己变成翻译者。[插图]他们以群体内和群体间交谈的差异为研究对象，首先试图发现在每一个共同体内使用毫无问题，而在群体间的讨论中却成为麻烦焦点的词和短语。（不造成这种困难的短语也许可以同音译出。）找出科学交流中的这些困难领域之后，他们便可借助于共有的日常词汇来进一步阐明他们的麻烦。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试图发现，别人在受到一个会使我产生不同语言反应的刺激时会看到什么和说什么。如果他们可以不把反常行为解释成纯粹由错误或疯狂所致，他们最终也许会成为彼此行为的优秀预言者。每个人都会学习把对方的理论及其结果翻译成自己的语言，同时用他自己的语言去描述理论所适用的世界。这正是科学史家在讨论过时的科学理论时所做（或应该做）的事情。

由于翻译工作能使不畅交流的参与者设身处地体验到彼此观点的优缺点，所以它是说服和改信的一种有力工具。但即使劝说也未必成功，如果成功，也未必伴随着或紧跟着改信。这两种经验并不相同，对于这个重要的区分，我最近才有完整的认识。
(202)我认为，说服某人就是让他相信说服者的观点更优越，因此应当取代他自己的观点。有时无须借助于翻译这种东西也能做到这一点。缺少翻译时，一个科学群体的成员所赞同的许多解释和问题表述，对另一个群体的成员而言却难以理解。但每一个语言共同体通常从一开始就会产生一些具体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虽然可以用两个群体都以相同方式理解的语句来描述，却不能被另一个群体以自己的方式来解释。如果新观点持续了一段时间并且继续有效，那么能以这种方式表达的研究成果就可能越来越多。对一些人来说，单凭这些成果就已经是决定性的。他们会说：我不知道这种新观点的拥护者是如何成功的，但我必须学习；不论他们在做什么，都明显是对的。刚入行者特别容易有这样的反应，因为他们尚未学到任一群体的专门语汇和信念。

然而，能用两个群体以相同方式使用的词汇来表述的论证通常并不具有决定性，至少在相互对立的观点演化到很晚的阶段之前是这样。在那些已经得到专业认可的论证中，如果不求助于通过翻译而实现的更广泛的比较，没有几个能有说服力。许多额外的研究成果能够从一个共同体的语言翻译成另一个共同体的语言，尽管付出的代价常常是冗长而复杂的语句（试想一下，若不借助“元素”一词，普鲁斯特与贝托莱的争论该如何进行）。而且，随着翻译的进行，每一个共同体的某些成员也将开始设身处地认识到，一个以前晦涩难懂的陈述，如何能在对立群体的成员看来是一种解释。当然，获得这类技巧并不保证能够说服对方。对大多数人来说，翻译是个危险的过程，它与常规科学格格不入。无论如何，反驳总是可以找到的，没有规则规定论证与反驳必须如何达成平衡。然而，随着论证的数量逐渐增多，各种挑战逐步得到成功化解，到头来只能用盲目的顽固来解释那些负隅顽抗的人。
(203)既然如此，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久已熟悉的翻译的第二个方面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将一种理论或世界观翻译成自己的语言，并不是使它成为自己的理论或世界观。若是那样，翻译者就必须入乡随俗，用这种以前不懂的语言来思考和工作，而不仅仅是把它翻译出来而已。然而，这种转变不是深思熟虑和选择所能决定的，不论他这样做的想法有多么好的理由。在学习翻译的过程的某一点上，他发现这种转变已经发生，他还没有作出决定便已陷入这种新的语言。或者说，就像许多到了中年才遇到相对论或量子力学的人，他发现自己已经完全信服这种新观点，却无法使之内化，无法在它帮助塑造的世界里感到自在。在理智上，这个人已经作出了选择，但又无法作到这种选择若想有效所要求的改信。他仍然可以使用新理论，但这样作时就像一个生活在异域他乡的外国人，他之所以能在那里生活，仅仅是因为已经有本地人在那里。他的工作寄生在这些本地人的工作上，因为他缺乏这个共同体的未来成员通过教育获得的心理定式集合(constellation of mental sets)。

因此，被我比作格式塔转换的改信经验处于整个革命过程的核心。用于选择的好理由提供了改信的动机以及使之更可能发生的氛围。此外，翻译也为神经的重新编排程序提供了门径，这种重新编排程序不论现在有多么不可理解，都一定是改信的基础。但无论是好理由还是翻译都不构成改信，为了理解一种根本的科学变迁，我们必须详细阐述这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