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学术立场 七、村治研究的路径与主体——兼答应星先生的批评

七、村治研究的路径与主体——兼答应星先生的批评
（一）
因此，选举之于村庄之于选举就相当于两个独立之物的相互碰撞和遭遇。一方面，选举之于绝大多数中国农村无异于一枚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它所激起的波澜势必搅动原有的村庄日常逻辑，从而依选举事件的展开而激活和扯带出日常乡村生活中长期层累的种种关系和矛盾，让人们有幸清晰地观察到在平淡无奇的乡村生活中难以集中展现出来的戏剧性乡村政治场景，并依此路径去进一步探讨村庄的隐秘机制以及其背后呈现出来的流动的社会关系。而另一方面，选举制度之进入村庄场域也同样面临着另外一种情景的遭遇，它使观察者不仅有机会体验新制度必然要发生的理论与经验的互融问题，而且也能体验同一制度在不同乡村场域中的各种演绎历程，以及由此所再生产的既不同于原有乡村政治游戏规则也不同于选举规程的新乡村政治机制。也正是通过这种双向遭遇，作为一种集体性自觉，我们意识到了村民自治的理念和结构作为一种建构之物在体现知识分子的价值关怀之时却可能无法容纳村庄内生发展的复杂需求，从而在连接宏观整治的需求机制时与微观的村庄发展形成两张皮。
也正是在此前后，我们开始将村民自治简称“村治”，并赋予“乡村治理”的新意，并将“村治研究”称作“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我们试图通过对全国不同区域农村进行深入调研，理解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状况及其区域性差异，从而理解诸如村民自治制度进入不同乡村社会的过程、机制及其后果。
因此，我们认为，对于村民自治的探索，本身并不是一个假问题（当然，一厢情愿地去阐释和建构村民自治与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关系则是另一码事），也绝非应星所暗示的那样是对村庄政治的误读和对村庄治理研究的局限，而是在别离了理想主义的启蒙高歌之后一种朴实的问题回归。
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并不存在应星所说的究竟应该是在村民自治的框架内讨论村庄治理问题，还是在村庄治理的框架内讨论村民自治问题这一结构主义的二元分立，毋宁说，正是通过村民自治研究的时间，政治学术界才得以“重新发现”农村，并逐步完成当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农村政治研究场域的构造。
（二）
1.研究视角与研究框架
显然，贺文在这里所针对的是政策争论，而非学术讨论，因而，贺文以及我们这个学术群体此后也并没有“坚持要在村民自治的框架内来讨论村庄治理问题”，更未“预设了村民自治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来讨论乡村治理问题，而是以为必须深入到乡村社会内部，考察包括村民自治在内的各种制度的实践，借此去理解制度的运作机制与绩效，同时认识乡土中国。
可见，我们研究的重点并非是选举及村民自治制度文本，而是乡村治理的日常过程，更不是要在村民自治的框架内去讨论乡村治理，恰好相反，当我们在讨论村民自治时，正是如应星本人所提倡的那样，“是在村庄治理的框架内来面对村民自治问题的复杂性”。
2.“反西方”与“反理论”问题
话本身说的并不模糊，我们并非要尽抛西方的有色眼镜来铸造自己的眼镜，甚至不认为西方的有色眼镜不能观察中国的乡村社会，而是说不能只用西方的有色眼镜来看中国的乡村社会。
我们必须而且不得不学习西方社会科学（包括已有的中国学术知识）。我们必须而且不得不学习西方社会科学，但我们并不因此就认定西方社会科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也不认为只有西方的学术才是理论，而是要在保持对既有学术充分警惕和反思的立场上，借以用作铸造我们眼镜的材料。
问题只是在于，当学界不是在某一具体的学术活动中对“中学”的落后做实证和知识社会学的辨析，而是将其上升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思维和等级评价定势，未经阅读就做出评判时，事情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对本土研究潜意识的价值和知识屏蔽就是这种反向发展的典型表现。
（三）
因此，在研究上，我们主张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以“三农”问题为指向，以乡村治理为内容，以农村发展为目的。或者说，我们是问题主位，村治主位，中国主位。
因此，重要的不是知道多少，而是对中国农村知道多深，不是到处都敢发言，而是在农村研究这一话语领地之中能够发言，不是到处都不犯错误，而是在理解中国农村的过程中尽可能少犯常识性错误，并因此而形成我们的话语权和对外交流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