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现代化之路中国无法重复

全球化与现代化问题
在资本全球化的同时，资本也把自然资源的价格压低，这样才能在资源资本化的进程中变成资本的增量收益。因为，资源价格压低之后产生的任何利益，亦即资源转化为资本的收益，大部分都是被大资本所占有的。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发生的大城市超前繁荣、传统农区却难免衰败的趋势，就是这个规律的作用使然。
在发达国家这个语境中所谈的全球化，实际上仅仅意味着只有一个要素的全球化，就是资本。而单纯强调资本全球化的背后，是反对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全球化；其唯一目的，就是保证大垄断资本的收益不断增加，它的收益只能从对资源的占有和对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夺上来。
殖民化的经验，对解决欧洲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的过剩问题是有效的，但到日本重复的时候却是失败的。日本不过是在重复从殖民化向现代化前进的经验：既然欧洲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把美洲占了，日本为什么不能在工业化过程中把亚洲占了？因此就有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但最后在中国人民的反抗和欧美军事、政治的干预下失败了。亦即，欧洲的殖民主义—现代化的经验不是科学的，因为它不可被重复。先一步对世界资源瓜分的国家不允许后发国家重复这条道路，否则意味着将有场世界大战。
中国因为处于别的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之后才开始工业化起步的这样一种地位，所以它一上来上的就是重工业；并且又是在战争环境之中——我们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周边地缘环境非常险恶——所以，一上来就是重工业。重工业一上就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排斥劳动，这是重工业的特点。因此，中国不可能随着自己的工业化，就是工业产值占的比重的提高，来带动农业就业人口向非农的转移。由于客观上我们没有条件随着工业化带动农村的城市化，没有条件大量转移农业劳动力，因此，直到我们几乎完成工业化，即2000年时，GDP中工业占绝对比重，农业大概仍在16%以下，在这样一种条件之下，农业人口仍然占将近70%。这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
1956年开始中苏交恶，中国不会再有苏联的后续投资，你从哪儿弄来工业化投资？重工业追加投资的比重是相当高的，每年没有30%～40%的积累，重工业能上得去吗？“两弹一星”怎么上天？靠重工业基础。中华民族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这些玩意儿不行，因为全世界都靠这些玩意儿在那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能免得了吗？如果我们农民就使用锄头、镰刀，不使用拖拉机，那么，就没农民买拖拉机，就没有坦克，国家当时就得用卖拖拉机的钱去顶坦克的成本。所以那个时候，这套体制自上而下地这么贯彻下来，就是让农民做出牺牲。
中国农村客观上做不到美国的现代化。为什么呢？美国平均每个劳动力所对应的土地面积是中国的828倍。在美国800公顷以下的农场基本上不怎么挣钱，越是对应资本密集型的农业，它越得扩充面积，以面积扩充所产生的绝对地租量的增加，来抵补不断的资本密集投入所带来的成本的增加。
意识形态问题
苏联的货币体系垮台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改革先行，它的政权不存在了——没有政权就没有政治强权维持的货币信用，由此导致卢布大幅度贬值，国家和老百姓的财产都随之大幅度缩水。所以我们说，金融的信用，主要来源于强大政府的政治信用。
资本市场主要是一个把资源和资产通过“资本化”来产生增值的工具。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解释：过去我们都是分房子，那时的房子是什么呢？是生活消费资源，连资产都不算。后来住房制度改革了，人们去买房子，房子就转变为资产。如果房子的建造和经营企业再进入股票市场，就是把房地产资本化。人们一旦想买房子，就得先得到多少万元的货币，比如10万元的房价，国家就得增加发行10万元货币。于是购买房子的开支就进入GDP了，亦即增发的10万元货币进入了GDP。
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两个极端的东西都不可取，20世纪50年代，我的父辈在大学教书的时候，谁能翻译俄文，照俄文原版教材来教书，谁就是学术权威，就是博士生导师。今天，谁能翻译英文，照英文原版教材来教书，谁就还是学术权威，是博士生导师。我们难道这样就算进步了吗？我的父亲就是在大学教书的，我就觉得他们那一代人挺可怜的，从来没有跳得出来。今天看看我的同辈，我觉得也挺可怜的，甚至更可怜，因为他们甚至不想跳出来。为什么呢？利益已经决定了思想，他们只有这样干，才能得到职称，得到房子，得到博士点，才能到处去挣讲课费。那是他们的谋生之道。
其实中国早在1952年中央政治局的讨论中，就明确认识到中国要做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且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也是如此。我们中国人当时明确提出的是进入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那个时期原来在新中国建立之初被定义为新民主主义，也就是民族资本主义。后来因为朝鲜战争，我们才进入国家资本主义。这个重大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苏联为了支持朝鲜战争，从1950年起进行了军事工业的投资，在东北兴建了军需工厂，使中国东北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了在一般条件下不可能形成的重工业。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全世界就应该承认：货币发行只有一个依据，就是政府的权力。既然只有政府能够发行货币，那么政府发行货币客观上就征收了铸币税。按照制度学派的理论，政府本来就是要追求租金最大化的。政府每发出一块钱货币，就必然分享一部分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那么，越是强势政府，其货币就越变成世界硬通货；而弱势政府，比如乌拉圭、越南，它的货币就几乎不堪一击。
三农问题
即使政府想给农民提供必要的补贴，但对于2.34亿农户，对于8.17亿分散的农业人口来说，这个交易成本太大了：不知道该给谁，该怎么给。因此，即使是扶贫资金，落实到农户的比例也是比较低的。
事实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两代劳动者的剩余价值都转化在国有企业资产中间了。如果不承认劳动者在国有企业中的产权，只给他们一个劳动合同，一旦他们遭解雇就失去了生存基础，这当然不是“主人”；也无法阻挡工农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大幅度下降。所以，如果不改革现行产权制度，就不能防止资产流失。
研究中国体制问题的焦点在于认识城乡差别。中国存在着两种社会、两种体制、两种政府。城市政府相对于农村政府恰像一个“倒置的金字塔”。不同的财政来源导致权力方向上的不同。而这种城乡矛盾的对立统一，又正好是中国社会得以在稳定中渐变的基础。
中国的农业商品率非常低。比如说，我们以农业主产——粮食为例，常年看，平均的农业商品率，就是粮食商品率是多少呢？30%多，不到40%，哪个农业大国的商品率这么低呢？美国农民种粮食，但他吃自己种的粮食吗？他买面包吃。因为他的粮食全部进仓，然后就有做加工的厂商买走了，农民再去商店买面粉回来才能烤面包，对不对啊？他不会自己去磨麦子吧。所以，美国农业的商品率几乎是100%。美国农民也不吃自己养的猪，不吃自己养的牛，他不宰杀嘛，对不对啊？我们呢？70%左右是自给自足。
中国是个农民大国，它的长期发展受制于两个基本矛盾：第一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我们把它叫作“基本国情矛盾”；第二是基本体制矛盾，就是城乡二元结构。
切不可因为现在各方面矛盾比较复杂，就要去改变家庭承包这样一个土地制度。这一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强调的是三方面：明确集体所有权，稳定家庭承包使用权，通过搞活经营权来促进土地流转。这三方面内容是高度相关的一个整体。所以，无论讲集体土地国有，还是讲农村土地私有，都意味着要动摇家庭承包这项基本制度的根本。
我个人观点，公益事业建设占地、集体土地应该入股，以得到长期稳定的收益；而工商企业用地、农村集体土地应该采用租赁的办法，以规避企业经营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