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大转变（1928—1932）

集体化是苏维埃历史上巨大的转折点。它摧毁了数世纪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家庭农庄、古老的农民公社、独立的村庄、教堂、农村市场。在布尔什维克看来，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障碍。数以百万计的人背井离乡，散布苏联各地，包括逃离集体农庄的、因集体农庄粮产的过度征用而造成的饥荒逃难者、孤儿、富农及其家人。这批流动人口成为斯大林工业革命的主要劳动力，充斥于城市、工业建设基地、劳改营、古拉格（劳改营的主要管理机构）的“特殊定居地”。创立苦役模式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推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革命（自上而下），巩固了斯大林政权。它打破旧式的关系和忠诚，铲除旧道德，推行（苏维埃）新价值和新身份，使全体民众从属、依赖于国家——住房、教育、就业、口粮——全受计划经济的控制。

消灭家庭农庄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开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教导布尔什维克，农民是旧社会遗留下的“小资产阶级”残余，说到底，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互不相容。农民与俄罗斯父系家长制的习俗和传统牵连太紧，在自由贸易和私有财产的原则和习惯上受了太深的影响，太倾向于家庭的“自我中心”，以致无法变得完全社会化。

1929年12月，斯大林呼吁“消灭富农阶级”，从那以后，促使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运动变成了一场大战。有关“富农”的讨论众说纷纭，却没有一个客观定义。该名称用得如此广泛随意，几乎每一个农民都可被冠以“富农”的帽子，从而遭到剥夺。向“富农”开战就是为了制造恐怖，这种含糊性更添加了恐怖的效果。根据列宁主义思想，“富农”是雇用劳工的资产阶级农民，但1929年后，实际上作为“富农”遭受迫害的农民中，符合上述定义的寥寥无几，绝大多数是村中最为清醒、节俭、进步的农民，他们相对较多的财富往往是大家庭的结果，“富农”的勤劳在农民当中又是公认的。

对苏联来说，消灭“富农”是巨大的经济灾难，使集体农庄失去俄国最勤劳农民的专业知识和工作伦理，最终导致苏维埃农业部门的持久衰退。斯大林发动对“富农”的战争，没作经济上的考量，只想剔除集体化农庄的潜在反对力量，因为“富农”是农村的个人主义者，又是农村旧生活方式最强大的领导者和支持者，必须让他们消失。

在有些村庄，农民举行村民大会来选择“富农”（孤立无助的农民、寡妇、老人特别容易受到伤害）。也有的地方，“富农”是通过抽签选出的。

根据这好战的世界观，创造一个新社会不但是要与旧社会力量进行一场苦战，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对五年计划的宣传加强了这一逻辑，它喋喋不休地谈论，要在社会、经济、国际、国内等“战线”上，发起“运动”、“战斗”、“攻势”)。理想的共产党人以这种方式将“反富农”的恐怖与乌托邦的信念调和起来。有人震惊于野蛮的暴力，有人憎恨自己扮演的角色，但很清楚自己是在做什么（他们无法辩解自己的一无所知，或只是在“奉命行事”)。他们都相信，如果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

大多数村庄默许对“富农”的迫害，对集体化却有广泛的抵制。在1929至1930年的农民起义中，有不少是警方故意挑起的，为了引蛇出洞，以镇压“造反的富农”。农民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转向传统的“弱者武器”，宰杀自己的牲畜，以防集体农庄征用。斯大林眼看苏维埃农村将变为废墟在1930年3月2日《真理报》登出的文章《得意忘形》中，指责当地官员头脑发热，对农民使用武力，以法令强行成立集体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