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译本与民簇发明 P7

圣经曾不止一次为某个特定民族或文化群体带来拯救，圣经不仅拯救了他们的灵魂，还保存了他们的语言并借此保存了他们自身的身份。例如，1588年新教主教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主持出版了第一本文采优美的威尔士语圣经，在英格兰更为雄厚的人力物力以及殖民式自信面前，摩根圣经保存了威尔士文化的特质。在宗教改革早期，尽管看起来非常不可能，这本圣经也确保了威尔士人的宗教表达彻底成为新教式的。'对19世纪末的朝鲜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那时的朝鲜语圣经翻译复活了朝鲜文字母并成了民族骄傲的象征，支撑着朝鲜人挺过了日占时期的压迫，也使基督教在20世纪后半期的韩国取得了空前成功。此外东正教教会的顽强幸存与强大复苏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圣经翻译（西方教会对这个故事知之甚少），俄国东正教教会为东欧地区以及苏联全境数量惊人的语言族群全都提供了相应的圣经译本。
“为了更好地传教而将《圣经》翻译为目标受众的语言”作为一种确立其母语主体性的手段，确实与民簇发明密切相关。但作者在这里举的两个例子并不是很好，因为不管是威尔士语、朝鲜语还是东欧民族的语言，都早在本语言的《圣经》翻译出来以前就有了自己的文字以及以本语言书写的文学作品，因此是否拥有本语言的《圣经》译本在这些案例里或许并不是那么重要。更好的例子应该是上世纪的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南方地区的传教活动，对于南方地区的平民阶层（几乎都是文盲）来说，来华传教士根据当地语言以拉丁化形式翻译的《圣经》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赋予了他们用母语进行书面表达的机会，不管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如《黑彝新约》）还是与官话区差异较大的南方汉地（如闽南白话字），进而为产生身份认同、打造“想象的共同体”奠定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