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隋唐间文武散阶制的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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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江左因“门品秩序”的支配，留给军阶的空间是较为狭窄的；但北朝就不同了，其军功阶层的强大势力和崇尚军工吏绩的深厚传统，使之通过魏末“双授”，而大大推动了文散官的阶官化。
      也就是说，南朝的“崇文”阻碍文散官的进化，北朝的“尚武”反倒推动这个进化；而至隋唐之际，推动文散官进化的动力又转成“崇文”了。昔日那些文散官本来是组织在“门品秩序”之中，有些还是士族倾心的“清官”；然而在上述一左一右的曲折行进之中，军号先是通过“双授”而“拉动”了文散阶的进化，并由此而把浓厚的功绩制色彩和“官品秩序”性质传递给了文散官；随后武号本阶逐渐松开了“拉”住文散阶的双手，文号本阶得以自立家门，重新回到“单授”上来；但文散阶从军阶那里所承受的序列化形式和功绩制熏陶，却得以积淀下来了，大大清洗了士族政治意味，旧鸟归林，回归于官僚政治了。
       魏晋南北朝是“品位”等级制高度发达的时代，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也依然并存着两种“品位”秩序：“门品秩序”和“官品秩序”。田余庆先生曾把门阀政治定义为“门阀与皇权的共治”，将之视为“皇权政治的变态”，它来自皇权政治，又早晚要回归于皇权政治。相对的，我们不妨用“士族政治”指称与士族特权相关的所有事象，并将之视为“官僚政治的变态”。门阀政治仅仅存在于东晋一朝，士族政治则存在于魏晋南北朝的大部分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