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

1.气候
气候是影响收成的主要变数，又间接影响动物、人类健康的微生物的流行，运输条件的状况，或者取得风动力或水动力的能力。
欧洲的自然灾害（包括流行病）使大批人死亡，但土地却完好无损，从而在灾害过后期提高了劳动力成本，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对比之下，据说亚洲的特点是土地和人都遭了殃。一般地说，中国的自然灾害对资本、土地和设备的破坏甚于对人的生命的毁灭，因此不会引起劳动力供应的剧减。所以那里在自然灾害过后不会有大的缓解或经济反弹。
2.里甲制
里甲制与社会整体是如何发生关系的？里甲制打算达到的社会目的是什么？一般地说，辩论涉及里甲制的基本目的究竟是否想通过有意绕过甚至根除原先在农村社会存在的自然村社，来实行权威性的控制③，或究竟这个制度是否基本上只是合理地组织起来的征税（实物税和徭役）的和地方司法的形式，它承认和利用原先存在的社会机构。
因此情况愈来愈清楚，整个里甲的概念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切断原来存在的联系纽带，而是围绕着原来存在的社会单位的结合体进行工作，以使国家和务农的村民都能得益。作为赋役单位的里甲又是作为社会和村社单位的里甲。
由于政府自身根本不能在自然村社体制上强加一个做出决断的机构，里甲制就与自然的社会单位合而为一，否则国家在委派为它征税和行使其他职能时，这些单位就会被置之不理。与有些早期的观点相反，里仍不被认为是一个基本上民主的地方单位。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打算利用地方领导人为政府利益而不是为里内成员的利益服务的机构。①总之，在中华帝国没有真正的“村社民主”。
在北方，也许由于水资源相对缺乏，从明至清的人口增长形成了较大的村落，从而更形成了村内的团结，而在南方，由于到处可以灌溉，定居地反而增加，从而出现了更多的单族村落。
朱元璋的本质特点：穷村的农户，他比任何中国皇帝更了解小农。实行了很多恢复农业和利农的方法，鼓励重新定居，鼓励重新开垦土地，解放新立契约的奴隶，任命治农官员。
里甲制面临瓦解的问题
里甲制除了替政府征收田赋和徭役，所能实现的基层治理作用逐步名存实亡。里甲制实行自我管理，但既不能自绝，也不能自治。富人开始向镇和城市迁移，资本也随之从农村农村迁出，地主离开本地到其他农业区。村内人口增多，户从家庭变成家族，110户这个单位已与朱元璋确定的形态发生本质的变化，给里甲如何更公平有效地分摊税赋带来挑战。人均拥地数量普遍下降，给农业生产力留下较少的余地去提供希望和充分的物质。可里甲制面对这些变化的情况，并不能快速做出有效的调整，僵化。
3.土地的类别
中国政府具有没收和再分配土地，以及向庄田征税的特权，但它没有阻碍土地的随时买卖和继承。
4.税制面临的挑战
14世纪后期所设想的税役制从一开始就有许多内在的矛盾：税役制实施时在以土地为基础和以人口为基础两种标准之间动摇不定；它不是为适应人口的变化而制定的，也没有预料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会普遍增加；它假定自然经济为计算纳税的基础（92%的夏季税和99%的秋季税征收实物）。⑦这些特点在明初的战后环境很可能是合理的，但它们不能完全适应一种恢复的经济。③内部的压力和外部的压力都立刻迫使税制作出意义深远的变化。
僵化的税制难以适应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需要。
经济货币化的益处
经济的日益货币化导致许多地方的税制改成以货币缴税。这证明是对增加商品生产的一种刺激。对不同类别的征用使用不同的折纳率，更给国家提供了一种有利的方便机制，它可以随着人口增长所需要的服务的增加范围，用隐蔽的和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增加征收。
均徭制体现了南北方的差异：南方把丁和亩，也就是人口和土地都折成银。而北方缴纳白银时按照更加精密的九户等级制度，称门银。劳役直接按每户的成年男丁数估算成白银，称丁银。
5.市场结构
（1）集市在底层不断出现，但很难说是商业性的。大部分地方市集没有厚利可赚，目标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
（2）全国性市场从宋代逐步发展，商人从区域间价格差别获利，而不是区域内。
15世纪初期赋税局（钞馆）的地理分布显示了帝国的主要商业命脉，并着重指出沿大河流的长途贸易是帝国经济结构的主要支柱这一事实。必须指出的是，这类长途贸易对明代经济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明显地与中国经济史中“大区”的论述相矛盾。大部分贸易在区域间进行，利润也是在区域间（并且只能在区域间）赚取。这些经济交换使在区域内部发生的交换相形见绌，而且如果这个区域远离大河流，区域内的交换就根本不会发生。
（3）贸易区
一是长江流域贸易最为重要。经济作物以货币为媒介换取手工业品，基于经济水平、交易便利性和经济性程度，商业化程度最高。
二是大运河是另一条主要命脉，以运送漕粮，军队所需粮食、棉布，和盐引为主。
三是海路商业命脉。私人商业贸易需求。
四是因政府战备需要和地方供应不足导致的北方贸易区。
陆上贸易没有水上贸易的运输方便和经济的优点，但是五分之二的商业地带位于北方，防御亚洲腹地游牧民侵袭的部队就驻守在那里。由于众多的军事人员、政府解送军饷的活动以及地方供应的不足，那里的需要量很大。这些因素能使贸易获得厚利。
（4）粮食
粮食贸易最为重要。
缺粮区：
福建
江南：
从1500年起，江南从长江上游（湖广、江西和安徽）运进大米的数量日益增加，尽管那里大米产量相当高，而且由于对大米的高需求，不怎么种植经济作物。江南的需求尤为迫切，因为那里的人口密度很高；作为几大命脉终端的运输中心的城市，其大部分居民并不务农；政府因江南大米质优，需要量很大，对江南的大米征收高税赋。
第三大缺粮区：徽州，盐业富商出生地，正式寓所。
（5）棉织品
棉花是第二重要贸易物品，棉产区主要在北方，河南和山东，稍后于江西和湖广。到江南和福建织布。
（6）丝
产丝两大区域：湖州及周边，四川保宁。
在明代较晚时期，与外国的贸易，使福建的（后来使广东的）丝织业欣欣向荣而超过其他产区。吴承明估计，丝绸的年总产量为30万匹，价值30万两，这说明与粮、棉织品和盐相比，丝产品只占明代贸易的一小部分。
（7）
这些工业产品价格的上涨速度不如米价，这反映了手工业部类的产量较大的增加和人口的增长。中国在1440年前后，一匹布能买2担米，在1470年前后能买1.27担米，在1540年前后只能买0.82担。中国正走向这样一个时代：棉布和其他手工业品产量的增加将不能赶上更高的粮价，这种情况似乎发生在17世纪初期。
6.农业
 “王朝循环论”：王朝开始时，官方的政策以及存在大范围未耕的和遭受破坏的地区容许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的出现；当时的和平环境和增加的财富导致土地所有制日益向两极分化；富人于是合法地或非法地逃避赋役，从而增加了小土地拥有者的税负，他们最终发动叛乱并造成王朝的垮台。这种模式预先就假设人口是固定不变的，经济出现零增长，它还假设小农的分化在和平时期是自然现象。
王朝循环论不能解释每个人与土地之比率的减少、小规模经营的继续、佃租和雇工之比率的变化，以及其他中国经济上某些特有的特点。其他的历史特有特点包括功名拥有者的社会经济的重要地位、宗族土地所有制、北（产麦）南（产米）两个农业体系之间的巨大农业差别。在以后的帝国时期，有人不用王朝循环论来解释社会经济变化，就能概括地辨认出农业史中一个朝集约化和商业化发展的线性趋势，这个趋势又以各种复杂的方式与更纯的社会经济趋势互相联系起来。
种粮与种棉的矛盾
由于歉收、人口压力、宫廷需要和急剧增加的战争征用，大米需求增加，米价抬高。在江南，种棉太多出现问题。棉花需求降低，种棉太多的佃户必须用大部分收入购买食品，棉花产量的增加不能弥补佃户遭受的棉价下跌的损失。
但是，佃户转去种粮面临几个问题，一是棉花可以与麦子和豆类（不用缴租）套种，这能保证棉农最低的生活水平。种稻需要更多灌溉，但建设灌溉系统需要更多资金和人力的组织调动，这不是佃农能够实现的。
人力如此便宜，难以激发工具、技术和产业的改进

在南方，人口的增长及随之而来的对劳动集约型农业的依赖，说明了有些早期的作者认为是表现出明代农业落后的几个特点。不但很以免少出现任何新开发的或改进的农具，甚至以前样式引人注目的农具在有些情况下被用人力而不用畜力的更简单的农具所代替。因为人力更加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