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记

1.光武、明帝抑功臣、外戚，用文法吏。明帝较光武帝更峻切。此时，豪族在地方尚未形成支配地位（巧取多于豪夺；“父老”在乡里仍有地位，成员大多为中等之家，并非豪族垄断），儒士大夫群体正在发展。明帝时四王谋反活动，还不完全具有东汉的政治特色，参与其中的有宗室、外戚、功臣后代、乱世遗留下的宾客、地方豪族，可看作抑功臣、外戚引发的反弹，以及乱世初定、光武立储之争的余波。
2.章帝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极大地倒向儒术，大大放宽了对外戚的抑制，窦氏在章帝时已有专权的苗头。窦氏专权是皇权“主动”收缩、宾客聚集的产物。因窦氏的历史问题（与王莽较近，归附东汉较晚），其能够团聚一大批非南阳、汝颖的人士作为宾客。因此窦氏专权及其政争有地域因素在内。
3.贵戚的条件比较高，皇帝戚属、受皇帝宠信、封列侯是标志。贵戚政治正式形成应在霍光时，而后王氏效仿之。至东汉，章帝放宽对外戚的抑制，贵戚政治渐成常态。
4.儒学的大发展、大普及和儒生知识群体的形成也在两汉之际以后加速。西汉时太学已不断发展，生员增加极多。王莽改制时特别注意健全学校体系。东汉已形成初级教育、太学、郡国学、私学、家学的庞大体系，并且通儒经几乎成为公认的为官条件。游学也盛行，地域乃至全国范围内诸生交往关系发展，与家族、乡里关系夹杂，儒生渐群体化，师生间拟家族关系也不断扩大。诸生能够获得高位的是极少数，大部分回到郡县担任小吏。但不论在高位者还是在基层，儒家官僚渐成一大势力。
5.自安帝起，邓氏专权，儒士大夫已经很深地参与其中了。邓氏基本掌控内朝，并更多与外朝儒家官僚合作，并且引入更多的汝、颖之外各地域的人士入朝，以弱化反外戚势力。后邓氏虽败亡，但新引入的各地儒家官僚与主流地域的儒家官僚形成清流，已经势不可挡。故邓氏专权可以说是皇权一元体制向皇权-豪族士大夫阶层联合政权转变的转折点。
6.和安以后，地方豪族也逐渐发展分化。其一，官府开始更多依赖豪族进行水利建设、赈济灾民，豪族对地方的支配力提高。其二，豪族修习儒学已成气候，有的豪族世仕朝廷、州郡，成为士大夫豪族。其三，地方官府的剥敛更多集中于小农，小农叛乱多于大姓叛乱。其四，士大夫豪族与一般豪族的矛盾开始显现，士大夫豪族需要表现对儒家学说的信念而抑制对民侵夺（也是基于乡论、民谣的约束力），而一般豪族与民众的关系更紧张。士大夫豪族几乎垄断了朝廷、州郡官吏、县功曹的仕途，一般豪族更多屈居于县乡吏员。
7.地方豪族仕进需求，反映到朝廷层面，就是清流与浊流之争。浊流大多是是一般豪族子弟与外戚、宦官合作而形成的势力。梁氏败亡后，宦官势力独大，清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裹挟外戚发动对宦官、浊流的进攻。但两次党锢，清流势力基本被驱逐出朝，回落地方，转而经营乡党地位，成为黄巾乱后地方割据的一支力量。
8.贵戚何以能专权？一由皇权加强，贵戚有近水楼台之便。二由亲属观念中外戚不像内戚（同姓）一样有继承权，甥舅关系较之于叔侄关系等更令人安心。三由外戚关系随着时间疏远，若要长期得势只能把握住“贵戚”时期。短时间内的贵戚政治，要发展为长期垄断权势的贵族政治，就要求外戚家族子弟修习儒学，同化于士大夫豪族。
9.东汉一朝，朝廷上儒家官僚的产生地域不同。初期以南阳、汝颖为主，而后逐渐扩展到三辅、蜀地，最终形成覆盖全国的士大夫集团。这个趋势与地方豪族的壮大、原有“父老”秩序的瓦解是同向的。
10.地方社会秩序由“父老”与豪族支配并存，渐变为豪族支配之下的父老秩序。如荀彧已可以脱离父老独自率宗族避难，田畴将父老秩序运用在本族内部的统制上。一定数量的小农是维持父老性质共同体的条件，随着农民不得不依附豪族，地方秩序也最终完全变为豪族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