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

缘起
1.“五四”时期文学现象的“重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反复性强，文学史也是这样，来回折腾。”
“问题小说”的讨论，连术语都完全一致。我考虑比较多的是美感意识的问题。“伤痕”文学里头有一种很浓郁的感伤情绪，非常像“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思潮，我把它叫作历史青春期的美感情绪。文学中的美感意识，它是一个很内在的问题。美感这种东西，实际上就是对世界的一种比较深层的理解。它跟一时代的哲学、直观的经验、心理氛围，都有联系。美感的相像或者一致，它总是说明了许多问题的，至少其中蕴涵的“历史内容”有相通之处。后来我做毕业论文的时候，考察新时期文学中的喜剧意识、悲剧意识和悲喜剧意识——
2.文体方面的题目
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追溯到鲁迅在1911年冬天写的《怀旧》。虽然用文言文写，但完全是现代的短篇小说。无论从结构、视点、情绪各方面，跟当时世界文学的发展，跟世界短篇小说的趋势是完全“同步”的，这跟20世纪初他们周氏兄弟一块儿译《域外小说集》有关系。
王蒙提出小说观念的更新
萧红提出过“小说学”的问题
3.“从当代想现代”，从当代文学中发现问题，再追溯到现代文学去挖掘历史的渊源，“倒叙”的思维方式。
林庚先生研究楚辞，就是着眼于“五四”新诗的发展来研究的，还有吴组缃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也是着眼于“五四”。陈平原从“1979看1919”。
研究“五四”时期的文学，发现东、西方文化的撞击是一个大问题，很多现象都是从这里发生的。一系列的争论，比如“中体西用”啦、“夷夏之辨”啦、“本位文化论”啦、“民族形式”啦，总是离不开一条主线，即怎样协调外来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的矛盾。于是我就追溯中国人自觉地学习外来文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开始是追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但是后来发现从学习“船坚炮利”转到学习政治经济法律再到学习文学艺术，是一个漫长的历程，是到了戊戌变法以后，才开始全面介绍文化艺术。以前虽然承认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可是毕竟“道德文章冠全球”。这时候才发现文学上也有许多可以学习的东西，文学观念开始转变。“五四”时期的许多问题，比如国民性批判、白话文运动、诗体解放、话剧的输入，等等，其实都是从戊戌之后开始的，尽管到“五四”才彻底、不妥协地掀起高潮，但是窗口是从那时打开的。而且，在这样的文化大撞击中对民族文化重新检讨重新铸造，使传统文学产生一种“蜕变”，这样的进程一直延续到现在，贯穿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
4.“过渡”的内涵。
文学家总是在关键时刻很自觉地丢掉文学，很自觉地要求文学不像文学，像宣传品就好了。
“革命文学”初期是一次，抗战初期是一次，50年代初期是一次，当时郭沫若很自觉地写《防治棉蚜歌》……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古已有之的说法。19世纪末维新派也曾讨伐文学。康有为骂“士知诗文而不通中外”，谭嗣同说诗歌是“无用之呻吟”，梁启超则指为“与声色之累无异”。后来梁启超突然又把文学捧到决定一切的地位，“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两个极端，其实都是一个出发点，就是要求文学要能够“经世致用”。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实际上是一种过渡形态的文学，它是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的文学进程。
用“动态”的观点来考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
民族意识
1.既是现代化的，又是民族化的。既是“世界文学化”的，又是“民族化”的
“五四”时代欧化与国粹之争，20年代东西文化比较，30年代东方文化本位论，40年代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五六十年代以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学为本论，七八十年代“开放”与“封闭”之争以及当前的“寻根”运动……
2.破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五四效果更大。
3.“五四”文学革命对于传统文学在否定中也是有肯定的，并非一味的“全盘否定”。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还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钱玄同的《寄陈独秀》，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在高举批判、否定的旗帜时，也包含了对传统小说价值再发现的肯定性内容。
4.二十世纪中国的中心任务、时代精神决定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什么只能是并且必然是一种现代民族文学。
从本世纪初，孙中山预言中国的大跃进，“五四”时期李大钊歌颂“青春”的中国，郭沫若描绘民族的“涅槃”与新生，周恩来呼唤中华民族的“腾飞”，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振臂高呼“中华民族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一直到十年浩劫之后，我们的民族再一次从血和泪中站立起来，通过自己的年轻一代发出“振兴中华”的口号，都一再地表明：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意识的全面现代化，实现民族的崛起与腾飞，是本世纪全民族的中心任务，构成了时代的基本内容，社会历史的中心，民族意识的中心，对于这一时期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起着一种制约作用，决定着这一时期文学的性质、任务、历史内容，以及历史特征。
这个文学始终与民族的命运，与民族解放、振兴事业保持着天然的、血肉般的联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基本历史品格，无法摆脱的民族危机感产生了中国现代作家特有的忧患意识，并决定着中国现代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
5.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性质。
文学自觉地担负起了“思想启蒙”的历史重任。
由于落后的中国，文化、教育事业极不发达，启蒙工具、渠道都过于缺乏，文学艺术常常成为惟一的启蒙手段，许多农民甚至连基本的历史知识都是从戏曲中获得的。这种情况既造就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殊优点，也带来了一些历史缺憾，而不论优点还是缺憾，都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特色与民族特色。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贯串着一个中心主题：“改造民族灵魂”。形成了两大题材：知识分子题材——他们是思想启蒙运动的主要承担者；农民题材——他们是民族的大多数，思想启蒙的主要对象。这都是由文学的启蒙性质所决定，同时也最能显示文学与人民及人民生活的密切联系。
文化角度
1.“走进文学” “走出文学”
“走进文学”就是注重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强调形式特征、审美特征；“走出文学”就是注重文学的外部特征，强调文学研究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心理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伦理学等学科的联系，统而言之，从文化角度而不只从政治角度来考察文学。
2.文学中“文化味”、“地方味”比较强的作家群。
自觉地表现北平生活的文化底蕴的，首先当然得推老舍。曹禺的《北京人》，对现代北京人的心态也有相当精彩的描摹。
新时期文学中，邓友梅、刘心武、陈建功都着力于表现北京市民生活，受老舍影响很大。反过来，又正是这些作家照亮了老舍。
同样被新时期作家照亮的还有沈从文。通过汪曾祺为中介，新时期作家学沈从文的不少，但学他直接从楚文化中汲取灵感的则是崛起的湖南作家群。

我的同学凌宇从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汉族文化与苗族文化的双层撞击中，考察沈从文的创作，很有意思。
讲地方色彩与文化底蕴，三四十年代的东北作家群很有特点。萧红的《呼兰河传》、萧军的《过去的年代》、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骆宾基的《幼年》……
新时期作家中郑万隆近来写了一组《异乡异闻》，东北地区的读者说他写出了真正的“黑龙江味”。
西南作家如沙汀，李稢人也算一个。
新时期作家写上海生活的不少，可我就觉得惟有王安忆的小说上海味说不出地足。

陈平原：上海这块地方很值得开掘，对于了解中国的近现代文化很有意义。除了30年代的新感觉派、40年代的张爱玲，着力于表现东西文化夹缝中的上海市民的心理变迁的，实在不多。当然，借上海为背景写其他生活的可就多了。黄子平：从文化角度考察鸳鸯蝴蝶派作品，肯定很有意思。表现都市文化心理，尽管畸形，却有很高的文化史的价值。
3.现代文明通过种种方式，如军队、革命者、地质队员、旅游者，带进古老偏僻的农村，引起一系列心理振荡，并造成各种悲喜剧，不过喜剧少而悲剧多。
丁玲30年代的《阿毛姑娘》，写一个山区姑娘通过旅游者接触到现代文明，产生了新的渴求，得不到满足后，形成了心理的病态，最后自杀了。40年代又出现了于逢的《乡下姑娘》，这回写的是由于抗日战争军队路过边远山区，军队走了，它所带来的现代文明的影响却没有消失。它闯进了一个农妇古老而平静的生活中，引起她感情的波动，她的命运从此发生巨大变化，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轨道……
4.40年代以后强调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再教育，改造的母题取代了这种文化撞击和启蒙的母题。
5.“悲凉”美感
孙犁的“荷花淀”小说，当然是很清新明丽的。后来孙犁写过一篇《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讲到其实在严酷的战争年代里他经历了很多险恶，直到晚年还残存在印象意识之中。近年来他写的“芸斋小说”，就颇为“悲凉”了。历史内容在那儿摆着呢，一旦意识到了，你就没办法。
郭沫若的《女神》，有狂飙突进式的诗，也有表现某种迷茫、孤独感的诗
大跃进民歌，没有一首是悲凉的。但你细心品味一下60年代初的一些作品，一些历史小说如《陶渊明写挽歌》，历史剧如《胆剑篇》，甚至一些散文，你还是能触到那个顽强的历史内容规定了的美感核心。更不用说后来出现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这些作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