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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见欢

有一部不见经传的电影《狐鬼嬉春》（一九七一），广告上印着一段言之凿凿的警语：「欧美的鬼故事影片以殭尸为主，殭尸之出现是为了要吸血；中国的鬼故事影片以艳鬼为主，艳鬼之出现是为了吸精。」意犹未尽，斩钉截铁下结论：「殭尸可怕，艳鬼则人见人爱。」这里的「人」，指的当然是跃跃欲试的一群，色迷迷的男人。

看似顺手拈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宣传用句，其实是一项众望所归的秘密心愿。正因为不加思索冲口而出，更能显揭中国文化底层某些不自觉的纤维。俗话说童言无忌，意下很有点怪责不谙世故的小孩宣泄了成人世界的禁忌，懂事的大人不愿意面对的窘境——泰半是被道德围墙封闭了的本色本性。民间传说负起了暂时解脱压抑的责任，百姓可以任想象力奔驰，日常说不出口的话做不下手的事，都有了出路。痛快自然不及亲力亲为痛快，然而没有危险性，而且一传十十传百的结果，也就与真的相去无几，三折两扣还是合化算的。

中国人不肯承认自己特别好色，尽管不介意暗中透露引以为荣的风流韵事，那色中饿鬼的桂冠却乐于礼让给别人。没有那一个民族比我们更懂得享受偷偷摸摸的乐趣：道德的渡假营除了提供不设防的游戏，还附带赠送洗涤犯罪感的清洁剂。林林总总的成语俚语，缜密地照顾到每一种匪夷所思的情况，只要在适当的时候挑选合用的一句，担保能够开脱。因为被告与控方是同一个人，道德的法例是面面俱圆的，绝对保障我们的精神健康。

鬼魅通常使人惊栗——所谓阴魂不散，基本是团受了冤屈的气体，生前被亏欠太多，死后不得安息，伺机报仇。可是艳鬼却悄悄成为男人春梦里普受欢迎的角色。事后不需要负责的一夜温柔实在具有无限吸引力，而有谁比天光大白之际便烟消云散的幽灵更易打发呢？麻烦不是没有，许多故事里曾经与艳鬼缠绵的男士第二天会有无名肿痛头晕发烧的后遗症，但只要平素没有作过伤天害理损阴德的事，总有疏通的法子——尤其如果对方是自动找上门投怀送抱的女鬼。

沉冤未雪的艳鬼偷闲钻营风月，大概只有中国人才想得出，那种独特的幽默感别无分店。渡宿的物件不一定是生前与她们有瓜葛的男人，而且绝大多数与报仇重任无关。通常因为机缘巧合，或是这些男人在她们停灵的庵堂寄住，或是无意间拾得她们栩栩如生的画像，她们就乘机在夜里翩翩驾临，成就一段欢畅的雾水姻缘。飞来艳福的承受者往往是书生，挑灯夜读昏昏欲睡的当儿，朦朦胧胧见到美女乘风而至——很可能就是作者创作期间感同身受的幻想的写照。红袖添香一直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景况。至于这位有如及时雨的红颜解除的是书生的寂寞抑或她自己的空虚，却很少有人去追究。男人被利用作泄欲工具，始终不是体面的事。

除了打发时间，女鬼乐于亲近男人当然为了吸取阳气，以期重新回返人间。这种自私男人则觉得可以接受，因为得趣的是自己，在男性主义泛滥的社会，春风一度的受益者永远都是居上风的雄性。可是「一滴精十滴血」，快活里潜伏着危机。比较令人费解的是，为甚么女鬼挑选的对象总是体质一般较孱弱的书生，而不是更能适应她们要求的莽夫壮汉。这个疑问本身有它的漏洞，会被有识之士斥责犯上以貌取人的幼稚病的。「人不可貌相」不错是永恒的真理，但色欲与躯体息息相关的秘窍难道聪慧的女鬼不晓得？

游丝般的艳鬼纵使是许多人的梦中情侣，对爱情比较专一的书生却念念不忘一夜恩情，于是出现了有趣的变奏。《牡丹亭》的柳梦梅决意协助杜丽娘还阳，不惜劈棺盗尸，以自己的体温把她逐渐孵出人气。这么明目张胆表扬尸奸行为，不论古今中外皆属罕见。折衷的办法是借尸还魂，虽然得白白牺牲一个样貌与女鬼相似的黄花闺女，大概也是值得的。二合为一的还阳者照样可以侍奉躯体主人的双亲，不熟稔她的人根本不会觉得她的血肉被不相干的幽灵占领着。

这种双重性格的女人，行房时的心情非常引人遐思。假若灵魂是善妒的，会不会受得了另一个女人的玉体夜夜伴郎眠？而承雨露的一个如果有知，恐怕也不甘自己被用作通往第三者的灵魂的桥梁。发展下去，以性冷感、虐待狂和被虐狂作收场的成数相当高。当然也可能皆大欢喜，两方面都接受了自身不足的事实，取长补短，携手共事一夫——三妻四妾时代一家之主最终的愿望。

相形之下，与狐调情似乎较干手净脚，在男界更加吃香。鬼总是哀怨的，说不尽的愁怀悲绪，阴柔如回南天。狐则是乐天派的可人儿，活泼风骚，辣辣地无时无刻不具挑逗性。她们是肉体享乐主义者，很少花心思兼顾他务，全副心机摆在床笫之间。怕只怕胃口太大，汪涵海量，男人应付不来。这一层不可不考虑，逢场作兴引致自尊心受创伤就无谓了。经验告诉我们，因小失大绝对是必须避免的错误。

狐随和的态度对传统观念是极大的侮辱，不为伦常接纳。她们不考虑与性伴侣组织家庭，更不会含辛茹苦为他们传宗接代，愿意履行主妇职责，顶多只是下橱表演烹饪伎俩。虽然民以食为天，三餐丰美茶饭很可以收买到好吃懒飞的男人的心，但这是不够的，道德上无法交差。

改编蒲松龄原著的电影《聊斋志异》（一九六五）有一段《狐谐》，编剧可能因为力不从心，把小说里女主角诙谐的性格冲淡了。爱捉弄人是狐的特色，为了博得一粲，不惜出尽法宝巧施妙计。到头来谁也没有得益，乐趣全在运用小聪明布局的过程之中。计较成果讲究实惠的中国人最痛恨无谓的玩笑，既没有当前的实际功效，放眼看也帮不了前程，等于丝毫没有存在价值。况且被戏弄包含着在大庭广众出丑的危险性，对一个爱面子的民族来说当然是禁忌。

长期玩世不恭的结果，「狐狸精」成为通用的名词，形容威胁传统家庭结构的外来介入者。良家妇女对她们恨之入骨，千方百计阻止她们在生活圈子里出现，否则一生功业便会付诸东流。其实这层忧虑很多时候是多余的，在可能范围之内狐并不想超越界限，取代主妇的地位。反而自命多情的男人常犯错误，享过风流之后不懂得在适当的时候放手，萌生非份之想，企图把放荡不羁的狐收服在自己麾下。表面上他们堂皇的理由是延续乐趣，骨子里却是占有欲在作祟，根深蒂固的大男子主义的膨胀。

最有趣的个案或者是《聊斋志异》里的《侠女》。胡金铨将它搬上银幕（一九七一），隐藏了狐的身份，并且加进大量原著没有的人物和情节。戏里田鹏饰演的欧阳年是原著的白狐，他大概有鉴于同行姐妹充斥市场，竞争太巨，于是别出心裁化作男身，另辟蹊径进行烟视媚行的事业。古代中国人对同性恋的态度较为随和，就算不全盘接纳也不至于大惊小怪——可能是见怪不怪。双性恋者似乎十分普遍，已婚男人家里养娈童或是在外与同性朋友狎游的的例子司空见惯。规律严谨的道德观倒有出人意表的空隙，男性的最终道德责任是开枝散叶，性行为本身不在管辖范围内——根本不鼓励这方面的发展，所以也没有定下对错的准则。贪小便宜的中国人见有机可乘，怎会不好好利用？同性恋行为不会导致怀孕生子，入赘争宠的机会较微，从贤妻的角度看，比狎妓纳妾的威胁性为低。

白狐勾引男主角顾生不费吹灰之力，甚至严格来说不能算勾引。他只是「姿容甚美，而意颇儇佻」，顾生在与他渐渐稔熟后，就主动与他发生性行为。亲昵的关系保持了一段时候，并且可想是时常见面的，否则不会连冷若冰霜的女主角都生醋意。拉锯战透过顾生进行，两方面在他耳边说对方坏话，火药味愈来愈重。白狐沉不着气，终于犯了行规：他居然失策地在顾生与侠女即将行房的一剎那出现，撞破好事，招来杀身之祸。侠女履行的正是神圣的传宗接代任务，白狐胆敢冷言嘲讽，在道德故事里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蔑视甚至企图阻止香火的延续罪无可赦，他是万劫不复了。

神话传说最着重的教训是守本份，每个人有他自己的一个圈子，肉体和灵魂在里面可以自由活动，但一旦越界，扰乱了清规，连公正无私的神也会气恼——无端增添了祂名下的工作。在顾生的这台人生戏里，白狐和侠女原本分别担任两个迥然不同的行当，娇媚的前者负责解决顾生性欲上的需求，「举止生硬」的后者挑起生育下一代的职责，要是河水不犯井水和平共处，肯定能够演到大团圆收场。《侠女》不是反同性恋的作品，它维护的是另一个层面的道德。

电影《侠女》删除了分桃断袖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却不失其同性恋者奇想的身份。女主角大概也感到自己被利用，成为男主角道德的挡箭牌，难怪终日愁眉不展。她义正词严把房事当作正事办，情趣完全欠奉，丝毫不肯面对男人剥掉外衣后赤裸的索求。结局男主角得子，传统的职任有了合理的交代，要是拍续集，他应该可以开怀放任寻求原始的乐趣罢？七年之痒一般被解释为男人对枕边人日久生厌，内里另有隐情。至少在中国，渗杂了卸下重任后，从道德困缚自我解脱的成分。当然这一切都是人间的烦恼，要是修心养性，达到「与人无尤」的境界，也就迎刃而解。问题是中国的超自然生命都格外有人情味，他们的创造者是活生生饱尝冷暖的人，不论环境多么不如意，对自身的存在仍保有一份自豪。盲目的迷信被贬为愚昧，宗教又太乏味，神话正好在这两者之间挺身而出，填补百姓精神生活的空缺。作为信仰，它没有硬性的规条，容纳了群众的非份之想、恐惧、抱负和苦水。显然它比严肃的宗教更受欢迎。宗教再亲切也带点恫吓的意味，神话虽然也沾上警世的色彩，可是通融量很大，而且可以按个人当时的需要更改，信的人只信于自己有利的，不必太认真。

理论上狐鬼魔妖比人类低等，顺理成章地渴望修成人身，分享一点人间欢乐，完全符合人望高处的逻辑。然而高高在上的仙人也有思凡的习惯，不惜把自己的地位作赌注，偷偷来到尘世体验生活。仙凡恋的故事闪烁着人的骄傲，神仙静心修成不坏之身，还不如在凡间与有情人同甘共苦。纵使这类故事多数不得善果，大团圆只能勉强安排在天庭的烟雾中，历劫的仙人最值得铭记于心的还是在人间短暂的酸甜苦辣。下凡前的日子是一片苍白，往后无尽的悠游也是单调无比的。无需讨价还价的买卖没有人提得起劲去做，机灵奸坏失去施展的场合，一切变得没有意思。

仙人没有性生活，也没有家庭，似乎是他们最大的遗憾。令人诧异的是，男仙性苦闷的例子少之又少，除了吕洞宾的韵事，几乎没有记载——天上也有封锁消息的法西斯作为吗？还是仙界一样有性别歧视的现象，为男仙特辟性爱乐园照顾他们的需要，而没有开设女宾部？不论如何，事实是女仙千里迢迢下凡与男人秘密成婚的个案多不胜数。或者一切又得归咎到神话创造者身上，以男性为本位的社会，连神话也特为男性口味而设。

仙女的观念比鬼狐接近人，愿意依循道德的指示过日子，假若对性的好奇是出发点，她们很快就得到满足，不再继续探索。这些上方的亲善大使之中没有淫娃荡妇，品流一般十分纯，不若鬼狐的良莠不齐。就算偶尔失仪——《七仙女》（一九六三）的女主角结识男子的技巧粗疏恶劣，有如强盗拦途截劫般死缠烂打——也是因为疏于练习，本心到底是好的。

她们受孕率非常高，几乎百发百中。母性是她们性格中最特出的一点，不但大仙与幽灵瞠乎其后，连人也不及她们踊跃和坚定。《宝莲灯》（一九六五）的华山圣母扮演者林黛年纪比饰演刘彦昌的郑佩佩大十多年，没有人觉得不妥当，因为整个故事是恋母情意结发酵的成果。她既负起养育下一代的重任，顺带把无微不至的母爱也发挥在丈夫身上。男人都眷恋襁褓期与母亲的亲近，连带将象征母亲的乳房视为终生追求的物体。从前童养媳的制度固然对女方很不公平，形成它的心理因素倒是有背景的。渴望妻子也是母亲的心愿，在男界屡见不鲜。

刘彦昌在山中迷途，遭哮天犬咬伤，被圣母救回府去悉心照料，成就一段奇缘。康复期间她对他的呵护赢得他的爱，很明显他心目中的理想物件罩着母亲的身影。邵氏出品的这部《宝莲灯》还刻意追述圣母的母亲：炼灯本是老太太的功课，因为动凡心而遭天谴，才由圣母接手续办。没想到下一代竟步上一代的后尘，逃不过情劫。这个细节一方面为「母题」施肥，另一方面也解释了二郎神的乖张。母亲失节显然对他的个性有重大影响，他对妹妹的凶残和专制顿时合情合理。

传统版本刘彦昌上山的目的是采药，戏里改为落第失意以致迷失方向。济世的胸怀不错可敬，但名落孙山的处境更适宜母爱滋长。基于同一道理，《七仙女》的女主角深深被董永卖身葬父感动。情愫的产生大多数虚无飘缈，百口莫辩，仙女们怕矜持的型象受损，总爱找借口。万一被拒绝也好下台，母亲式的关怀就算是单方面的也一样伟大，不肖的儿子不领情，她们就是黯然在角落垂泪的慈母，博得全世界同情。

粤语片《宝莲灯》（一九六五）将母亲的角色派给三个人演，是中国旧式家庭的缩影。生母圣母产子后被压在华山之下，养育的任务交到后母王桂英手中，而灵芝则是精神上的乳母。这就与大家庭的拥挤相似，只见大妈晚娘熙来攘往，影影绰绰夹杂着契妈奶妈，或者还有权威的老祖母，各怀鬼胎的姨妈姑姐广泛而复杂的母爱，并没有令小孩昏头转向，反而绝早学得世故，洞悉人际关系的微妙和爱背后的元素。成年男人在这个繁琐的世界没有立足之地，但是一旦出现不可收拾的纠纷，还是得敦请他们出面主持大局。

母亲对儿子的崇拜，也成为仙凡恋故事乐于表扬的情感。仙女当初不顾一切与陌生男子缔结良缘，因为仰慕他们身上有她们所欠缺的。所谓只羡鸳鸯不羡仙，在这里不外是变相的阳具崇拜。凡夫俗子的资质不若她们高，其实她们心知肚明，仍然情愿委身下嫁，为的是洁净的天庭缺少的一点阳气。可是经过临床实验，发觉男人实在太不中用，于是转移目标，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终究是自己的骨血，比较靠得住。《沉香救母》，《天姬送子》，《仕林祭塔》可以是独立的戏，无需依附上一代轰烈的异族恋爱故事，具体说明了这批超凡脱俗的女子的心态，与我们日常接触的良家妇女一模一样。

然而风光旖旎的缱绻还是迷人的，相见的一刻大家都是野兽，道德的顾虑暂时与肉体的欢欣互不相犯。是爱是贪，是得是失，是好是丑，也都不成问题。后世的评论是褒是贬，、辗转的演绎有没有将原意扭曲，甚至会否湮没在时间洪流里，更加无关重要。大抵每个人一生中总有一个妩媚的手势，一丝贴身的欲念，留落在美丽的传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