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的中间道路

    陈炯明则有如前述，夙具商绅情结。商绅的向背，格外牵动他的心。他曾和广东的地方自治团体，共同热心于君主立宪框架下的广东地方自治。他投入民主革命高潮之后，亦思把广东建设为模范省，特别是他为谋求地方安宁、节省军费开支而采取的镇压和遣散广东众多民军之举，使得“陈炯明与商民之感情，愈为融治，而商民爱陈信陈之观念，愈觉深且热诚”。然而，广东二次革命时却出现龙济光军的反扑和广州商民燃炮欢迎龙军的情景，因而使陈炯明懊恼不置，直到1921年还为此迁怒于当时的“党议”。1916年初他再起兵反袁时，既不愿和进步党同一旗号，也与当时其亲密师友朱执信、邓铿所举中华革命军义帜有别，另竖共和军旗，以示中间派立场与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欲合又离的态度。而这种与孙中山有合有离、合中有离，离中寓和的情景，此后还反复出现。它表明近代中间社会的急进派与缓进派的立场和态度都因时而变，虽基本上仍保持其中间状态，但亦有左转或右倾的表现。其变化规律和特点主要是视其阶级利害为依归，其中既有谋求在中国顺利发展资本主义，维护国家利益的正当性，也因其虽占中国人口多数，但组织庞杂涣散、缺乏凝聚力，故政治上软弱无力，常存避乱求安心理，冀附现实强者以自存和发展；到认清现实强者损害其阶级利益时，它才改弦更辙。这些，从清末至此时，已显露其眉目。

   
    陈炯明的特点是：他具有明确而强烈的商绅意识与谋求地方利益的地方自治观；他因崇信无政府主义而更坚持主张自由联合、反对权威；他夙具较强的军事、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影响力，故对自己的抱负有较多实践机会，并因而获取较强的自信心；再加上他的执拗性格，使他对自己设定的道路坚持不渝。上述就决定了陈炯明所走的中间道路，有某种独具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