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古代世界与传统中国（从远古到1500年）

中国国家形态的形成
因为各地之间的互通有无，成为地区性的制造与贸易中心。这些商业城市构成一个网络，促进了中国各地经济的整合，创造了“天下定于一”的经济条件，结合文化上的整合，中国终于走向统一的“天下国家”因为各地之间的互通有无，成为地区性的制造与贸易中心。这些商业城市构成一个网络，促进了中国各地经济的整合，创造了“天下定于一”的经济条件，结合文化上的整合，中国终于走向统一的“天下国家”。
中国广土众民，凭借这一网络（有集散作用的全国性市场网络），整合为文化、经济与政治复合的共同体。我认为中国的多重共同体，正因其多重功能的互补，而凝聚为罕见的紧密。…农村成为中国共同体的基础，遂使中国人对农村有无限的依恋。…在老年退休时还是回到原乡，因此不至于有人才与资源的流失。…中国核心地区的三重整合网络，…随着人口不断迁移，也不断扩展到四周地区。中国疆域的扩张，很少是由于国家大军出征取得新的领土，更为常态的毋宁是随着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中国”的疆域扩大了。政府的设置，通常是接踵而至的后续行为。
战争促成了“编户齐民”的国家形态。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为了能更有效地控制资源及动员人力，逐渐凝聚组成严密的国家形态。封建制度崩坏后，人民不再属于诸侯领主，而是进入国家组织，承担纳税服役的义务。秦统一天下后，实行郡县制度天子领有万民，所以理论上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齐民），国家则通过户籍制度，以户为单位将人民纳入国家组织（编户），并利用乡里作为最基层的地方行政组织，从而完全掌握地方。

中国的文官系统，古代世界难见同类。…
皇帝不得不与庞大的文官集团共治天下，内廷与外朝的区分，颇同今日企业组织董事会与公司抗衡相似。…
数千年来，中国的文官系统不仅以专业为入仕资格，而且以实现儒家理念为目的。这是一个有意识形态的文官群体，并不仅是管理系统中的工具。
如果从组织管理学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不得不说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组织奇迹：拥有组织目标，将组织文化渗透植入组织运营的每一个触角末梢。虽朝代更迭，终究延续千年屹立不倒，甚至遭受了外界的巨大冲击，文化内核依然不死不灭。全球，只此一家。
中国文化意识形态的形成
敬神，是对于自然而神秘力量的敬畏；法祖，是对于父母感情的延伸。…这种敬畏的超越，于自我及现实，当是在商周之际对于“天命”的认知。…周人代殷商取得天下，自以为是“天命”的裁决。这一突破，或可认作古代中国文明的开始，从此而后即有善恶是非之分，生命有了指标与方向，遂有人生终极的意义。

西周贵族社会，将周室王权追溯于列代祖先接受的天命。前述神衹与祖宗信仰的结合，在“天命”之笼罩下，一切礼仪已不仅仅是为了取悦神明与祖灵，而是具有庄严意义的“礼”，即由如何遵行礼仪转变为“当为”与“不当为”的尺度标准。
…孔子揭出了“仁”的观念…赋予人性最根本、最美善的本质。于是外在的规范，有了内在孕育的人性本质，若能发扬人性中这一份“仁”，人即成全了其为“人”的“命”。

个人为群体，是延续的扩大，而不是悖反对立。于是社会的扩大、空间的盈缩与时局的变化，构成一个庞大的复杂体系，人在其中，承受体系的涵盖与约束，而又以个人的自由意志参与不断变化的大道。这一系统成为中国人长期思想的模式，直到佛教进入中国才有新的转折。
由中亚传入中国，中土的佛教已不是自度的思辨，而是以救赎众生为其志业了。在中国，经过将近一千年的消化，度人的佛教与经世济人的儒家逐渐相融，将入世与出世融合为自救与度人，而成就两方面兼顾的志业。
三、四两章非常精辟地总结了我们的文化内核是如何构建并形成起来的。为什么中国人特别信命，又为什么在现代社会我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不断强化个体价值和个性张扬的同时，又总是习惯性地顺从、关照或回应于个体之外更大范围的群体、组织的利益和动向。到今天为止，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不会无视”顺势而为“的重要性，而”逆天改命“这样的观念在中国总归还是一个极为边缘，充满浪漫主义的自嗨式幻想。而佛教与儒家思想融合的这一过程，也堪称矛盾统一的绝妙典范。古往今来，中国的有识之士在出世入世之间反复横跳，这看似是一种缺乏信仰的狡猾，可于我而言，这毋宁说是一种在不同境遇下保持个体生命力的互补哲学。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佛教给了个体在穷途末路甚至绝望以极时，解决存续与价值统一性的一个出口。这样缜密而系统性发展起来的文化内核，经历千年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深嵌在我们生活习惯的方方面面，难怪乎西方文化思想如何渗入终究难以撼动它。也解释了多年来我的一个迷思，为什么日本西化如此顺畅，而中国之西学举步维艰，甚至我个人都在全面学习西方的年代体会到一种难以言喻的违和感。现在看来，确实是我们的文化内核内涵之深邃，其影响之深远所致。
欧洲与中国的对比
欧洲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及东西方大区间贸易的出现，在中古以后欧洲经历了迅速的城市化过程。这些城市以其海外贸易及长程贸易的需求，发展了金融业与运输业。…也发展了以城市为基地的作坊工业，提供城市与乡村的市场需求。…欧洲的城市…始终能有独立于农村以外的发展空间，由此继长增高，为后世资本主义及工业化经济预留了强固的基础。
中国农村因为精耕细作必须维持足够的劳动力，中国的宗族制与孝道观念，安土重迁，将大批劳动力留在农村。欧洲的情形则不然。城市必须招徕劳动力，于是城市吸收了农村的多余人口。…中国长期以农村发展为基础的单元经济形态，同欧洲农业与城市互补的双元经济形态，呈现迥然不同的特性。
欧洲基督教与中国佛教的情况，最大的不同在于宗教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基督教在君士坦丁被接受为合法宗教以来，始终与政权有相绊相接。…佛教到了中国，从未有过全国性组织的教会。南北朝时，沙门不敬王者论曾经引发严重的辩论，却也因此确立了僧侣“出家”与世俗不再有牵涉，政权与教权之间、入世与出世之间无所关联。…中国的君主政权，对世外的佛教还是相当尊重彼此之间的隔离，方外竟成不受君权约束的遁逃所。当然，佛教是社会力量，而不是以“教会”的组织形态与政府对抗，也不会因此而有互倚的共存。
佛教与基督教的最大不同之处还在于：教义上，佛教不是独一尊神的信仰，其容忍他教的信仰空间十分宽广，于是中国幸而免去了欧洲因信仰而引起的许多战争与迫害；体制上，佛教没有严格的教阶制度，不是制度化的宗教。
这段论述写得甚为有趣，它实际上讨论了一个组织中，文化思想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统一以维持组织活力又不会被不同的思想撕裂。西方政教合一的体制和唯一尊神的信仰无疑为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带来了莫大的伤害。中国幸然有沙门不敬王者论，保持了统治思想之纯洁，也为当时非主流的佛教留有存续余地。而这个做法并非首创，汉武帝罢黜百家时也并没有真的禁止百家思想的民间流传。是以可谓中国求同存异思想的溯源。也因此中国的政治智慧里确实恰当把握了思想统一和自由之间的这个度——即大的原则不可撼动，而在这之下则可以各有其道。由此突然推想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什么偏偏没有民主，恰恰是深知这一“主”字对社会稳定的重大危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