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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历史进入国家阶段,具有真正政治与军事意义的从西向东的空间发展历程开始不断进人我们的视野。周人克商、秦始皇统一天下、楚汉之争、北周灭北齐乃至于隋、唐王朝的建立,这一系列王朝的更迭,均属于来自西部的政治集团取代东部政治集团的历史大事件。王朝的更迭与政治集团的取代原本是历史进程中的常情,然而令后人关注的是,胜者均为自西向东,且几乎都是曾经的弱者。《史记》记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责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而“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① 周武王凭借不足五万人进击商纣王七十万人,进而建立了以周代商的伟业。秦人先祖非子本居于犬丘,因善于养马而被周孝王封为附庸,公元前770年护送周平王东迁再被封为诸侯,并率部从陇右迁居关中,但由于国弱兵衰,商鞅变法之前始终被关东诸侯视作戎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偏居于西部的国家,战胜拥有十倍之地、百万之师的关东诸侯而统一了天下。此不久,刘邦人关中时属下不足十万,而项羽则率诸侯军四十余万人关,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楚汉相争的结果却是刘邦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固然政治律令、军事谋略、民心人望始终左右着这些历史事件的发展,但这些起步于西部的政治力量最终能够以弱胜强,地理因素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无论周人灭商、秦始皇统一天下还是刘邦赢得楚汉之争,这一切重大历史事件的起步之地都与位居古代中国西部的关中平原相关,当代地理学家定义关中平原为秦岭以北,西起宝鸡,东至潼关的渭河冲积平原,东西约360公里之地,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八百里秦川”
决定关中地区赢得战争的地理形势首先在于这里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将其称为作战基地,其实两者具有相同的内涵,“根据地”来自于中国本土,“作战基地”是翻译词汇。《战争论》认为“一支军队出战,不论是进攻敌人的军队或战区,还是到本国的边境设防,都必须依赖这个地方,必须同这个地方保持联系,因为它是军队存在的条件。军队人数越多,对它依赖的程度就越深,范围就越大”。这个地方就是作战基地,其价值在于为作战部队提供后勤给养与兵源。军队的人数越多,对于基地的依赖程度就越大,如同一棵树,总是从它扎根的土壤中汲取生命力,如果是棵小树或者是灌木,移植会比较容易,但树长大了,移植就很困难。尽管这样,作战基地与根据地还是存在一些差异,即作战基地侧重于战役的需求,而根据地则具有战略后方的意义,不仅服务于一次或几次战役,面对的是长久的战争,且具备政治稳定立足的条件,这就是古人理念中的“根本之地”。明末清初之人魏禧《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中言“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审天下之势,而起事常不择地”。何谓“根本之地”?清人曾国藩有进一步的诠释:“自古行军之道不一,而进兵必有根本之地,筹饷必有责成之人。故言谋江南者必以上游为根本,谋西域者必以关内为根本。”②显然“根本之地”与筹饷相关,即具有作战部队物资补给的功能。那么除此之外,就“根本”而论是否还有更深的含义呢?“根”与“本”均指树木之根,引申出来就是政权、国家的政治立足之地。这样的地方不仅可以持续不断地为作战部队提供物资保障与兵源,还是政权的核心之地、根本所在。关中平原就是这样的地方,见于《史记·留侯世家》所载,关中可称“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何谓“天府之国”?即因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含天子府库之意。关中平原堆积着由渭河冲积而成的深厚沃土,加之渭河、泾河等河流的灌溉之源,在农业为本的古代社会中极尽地利之势。直至晚近关中一带仍然流行“姑娘不对外”的习俗,即生在这样富庶之地的姑娘绝不会外嫁到其他地方。农业支撑了立足关中地区的政权,关中地区也成为战略意义上的根据地或作战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