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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从绝对君主专制或寡头普力夺转变到激进普力夺政体，军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中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时不是穿着商人的外衣而是佩戴着上校的肩章。在寡头普力夺社会，权力之争常常是政变，但这些只不过是寡头统治者内部彼此取代的一种“宫廷革命”罢了。最高领导人更换了，但在政府权威和政治参与的范围内，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改观。军人机构与规章缺乏自主存在。寡头统治社会的大头目很可能是一位“将军”，但他通常又是一个地主、一个企业老板和一个独断专行的领袖，这种人，像索摩查货特鲁希略之流那样，对自己同时从政、经商、当地主的一身多任，从不加区别。事实上，他滥用一切的政治手段——贿赂、武力、哄骗、威胁、花言巧语，这些手段在一个比较复杂的普力夺社会里是各特定集团的拿手好戏。军人参政或各军人集团集体参政时，必然会有军官团分化出来，这种伴随着中产阶级兴起而分化出来的军官团乃是一种半自主性的机构。
        此种军官团在适当时机就开始获得一种独具的特点和精神。它越来越多地从稳健的社会阶层中吸收新成员；它的成员在国内外受到不同凡响的教育；军官们能够接受舶来的民族主义和进步思想，发展出了在社会其他地方很少见的干练和技能。与大学生特别是曾经在国外留过学的大学生在一起，这些军官构成了社会上最现代化最进步的团体。经常和教师、公务人员、技术人员等民众团体紧密结盟的这些中产阶级军官越来越厌恶寡头统治的腐化、无能和消极状态。这些军官和他们的民间盟友会伺机组织起秘密团体，探讨国家的前途，并密谋推翻统治者。有时，这种密谋导致反叛并推翻寡头统治。这种政变不同于寡头统治时代的政府政变，因为其领导通常来自中层而不是上层军官。军官们团结起来是为了效忠于一个共同目的，而不是追随某一个领袖人物。他们通常有一个社会、经济改革和振兴国家的计划，伴随着政变、暴力发生有量的升级。
        这种变化标志从寡头统治模式下的政府政变或宫廷革命转变到激进中产阶级模式的改革政变。例如，伊拉克从1932年独立起到1958年一直牢牢地控制在寡头普力夺的铁腕之中，其政治就是炙手可热的军界高层人物之间的政变和反叛变的把戏。1958年推翻努里·赛义德并没有打破普力夺政权的占压倒性的格局。然而随着君主制的结束及革命和民族振兴的新口号和新计划的颁布，努里·赛义德的倒台确实标志着政治的性质和合法基础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它还标志着，政治参与的范围在量上也有了显著的扩大，因为中产阶级出身的军官夺取了政权，官僚和职业阶级进入政治的道路也已廓清。1949年叙利亚军人推翻议会政权也同样使政治参与由原来相对人数较少的上层集团大体上扩大到了中产阶级分子。
        在从传统的君主统治转变到中产阶级普力夺政体的过程中，军人也起了中介作用。在君主集权官僚体制中，军队是最现代和最有内聚力的典型，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去加强军队，到头来往往变成这支军队的牺牲品，这也是很典型的。但是，和从寡头统治开始转变不一样，在传统的君主政体中，那些导致中产阶级出身的军官夺取政权的政变，总要与先前的惯例一刀两断，同时为了刷新政治，也免不了要浴血奋战。它一下子就打破了正统，结束了原先那种平静的（如警棍下的）统治。请看，1889年巴西军人推翻了君主制，戏剧化的使政权从东北部的甘蔗种植园主手中转到了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经营咖啡和商业的人士手中。反对君主独裁的泰国“1932年革命”确立了本质上是中产阶级的官僚、军界人士的权力，矛头直指与朝廷和王室勾结在一起的传统统治集团。1952年埃及的政变同样导致了中产阶级军人掌握政权，虽然埃及被推翻的王朝并没有多少合法性和权威性。
        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这些早期阶段，军官在促进现代化和进步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向寡头挑战，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推动民族融合，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政治参与的扩大。他们抨击浪费、落后和腐化，他们向社会宣传效率、诚实和效忠国家一类典型的中产阶级观念。像西欧信奉新教的企业家一样，这些非西欧社会的军人改革者体现并推进着清教主义，尽管这种清教主义也许不太像激进革命派那样走极端，然而仍然堪称是他们社会里别具一格的创新。19世纪后期军人领袖和军人团体在拉丁美洲颇为庞杂的社会里起到了这种创新作用。在巴西，墨西哥和其他国家，军官们和他们的民间盟友采用实证主义作为他们发展的哲学。
         在20世纪，军官团的专业化促使他们对现代化和国家振兴产生了更大的决心，并将军队参与政治的典型方式从个人大权独揽转向集体军人政府。在20年代的智利和巴西，中产阶级军人团体推行过激进的社会改革计划。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其他拉美国家诸如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委内瑞拉、萨尔瓦多、秘鲁和厄瓜多尔的军官也同样发起过类似的计划。而在这些国家，传统的保守主义和寡头的势力仍旧是很强大的。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的军人起过类似的作用，现代化中产阶级军人1949年在叙利亚、1952年在埃及、1958年在伊拉克先后夺取了政权。1958年巴基斯坦和缅甸的军事接管者们和中东的情况大体雷同，虽然被黜的政治权贵和继任的军人头目之间社会背景的差别比中东的要小些。
        激进的普力夺政体的出现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它通常牵涉到一长串的政变和沿革，其间各种团体为争夺政治权位而相互倾轧不已。最初推翻传统的政治机构或破除寡头统治政治模式时，表面上看起来简单，实际上问题通常要复杂得多。实际政变发生之前，酝酿和准备往往已进行了好几年。1932年泰国民党的成员29年代曾在巴黎参加过留学生和青年军官组织的讨论会。埃及军事学院的士官生在1938年就组织过“埃及的社会和政治动乱”的专题讨论；在40年代，埃及军界的民族主义派别和团体曾经历过一系列的组合和再组合。1949年自由军官团正式成立，3年以后它夺取了政权。通常中产阶级军官在推翻现政权之前，已经进行过一次或数次不成功的夺权尝试。这些“可预料性政变”是火力侦查过程的一部分，看看谁支持、谁反对，考验一下在位王朝或寡头统治的实力怎样。当权集团采取镇压行动，对流产政变的始作俑者进行处决或流放。这种斩杀某些“上层反对派”的做法只能达到现政权的眼前利益，从长远观点看，这样反会使剩下的“上层反对派”分子加强内聚力、谨慎和精明，从而削弱了现政权。
        军事政变取代传统或寡头统治的政治格局在其节制性和有限性方面与大家熟悉的布林顿革命模式有相似之处。在为了发动政变而建立军民联盟的过程中，必须强调最有广泛号召力的那些目标，拥戴一个既能获得所有参与政变团体信任又比其他成员跟旧政权更有联系的温和、折中的军事首领为政变团体的头目。这样，旧政权崩溃后，温和派接掌政权就水到渠成。然而好景不长，参与政变诸方之间的争端很快就激化，内讧层出不穷，比较激进的雅各宾式分子伺机试图通过强化政变，从温和派中夺取权力。强化政变彻底埋葬了旧政权，中产阶级分子随之建立起自己对政坛的控制。
        这种复杂的可预料性政变、突破性政变和强化政变构成了大多数从传统或寡头普力夺政权向中产阶级普力夺政权转变时的特点。在埃及，自由军官团计划于1952年3月发动政变，但是后来推迟了。政治骚动的升级促使自由军官团于7月果断地夺取政权。嗣后18个月中，政变又经历了其强化阶段：共产党人、华夫脱、穆斯林兄弟会等反对派集团相继被干掉了，比较保守的分子曾试图团结在颇得人心的温和派人物纳吉布中午诶，但在1954年4月，他被比较激进的纳赛尔取代。
        泰国君主专制王朝被推翻之前，历史进程也大致相似。泰国的第一次政变发生于1932年6月，其时一批百姓和军人夺取了政权，将王室成员投入监狱，并敦促国王接受有限的君主制。颇为保守的文官披耶玛诺出任总理。1933年春，披耶玛诺总理拒绝了政变时民间知识界领袖人物比里·帕侬荣起草的经济计划，导致了一场危机。军方头目们从内阁辞职，然后就采取反政府的行动。“同样是不流血的第二次政变成功了，不过这次政变的矛头是对着披耶玛诺及其追随者、披耶玛诺被指控为袒护王室全面复辟”。第二次政变完成了第一次政变未竟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