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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纸的东欧，一心的中国（三）

      5．中国的改革到底是激进的还是渐进的？单从经济规模的数据来看，中国的发展明显优于东欧，很多人据此认为，中国改革以经济先行，是一种稳步渐进式的改革，而东欧过于激进，动及国家体制的根本，于是导致了20年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这种言论表面上看很有道理，但秦晖却很花力气地专门进行了驳斥。他认为东欧国家无论偏激进还是渐进，经济都无一例外地受挫，“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中东欧各国都出现了民主化，而中国没有。”
      也就是说，在民主条件下进行私有化，东欧政府不能卸下原有的福利责任，但国家权力却受到了严格地限制。而在中国却恰恰相反，政府依然可以随意调动资源进行垄断，一味地做大做强，而把整个社会福利的责任全推给了市场。难怪民企老总们总是抱怨，资源配置的时候总是国企取胜，一旦出个天灾人祸，闹个经济危机，民企又是捐钱，又是承诺不裁员，保证就业率。“房地产商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这种言论不就多少带有推卸福利责任的意味？
    一种错误的思考导向，会使得中国未来发展有可能南辕北辙，最后的后果也只会由老百姓来承担。我想这也是秦晖极力反对这种论调的原因。

    6．金雁提出了一个词语叫“面包时代”，主要是探讨苏东知识分子在精神钳制时期的思想荒原。我的感想是，中国是不是也正处在这种“面包时代”？所谓“面包时代”，我觉得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国家以面包换取人民的自由，或者说“以福利换自由”。执政者“选择用物质来消解政治诉求，从强制人们服从命令转变到以物质诱导人们安心当顺民”，“这样不但可以让人们为私利斤斤计较而转移了注意力，更可以让人们懈怠和慵懒，执政者也可以获取合法性”。从两位东欧国家领导人的话可以确认他们的做法——捷克总书记胡萨克说：“重建秩序的最佳希望就在于用物质生活的方式来缓解大众的不满情绪。”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说：“只要提供商品让老百姓高兴，哪怕社会主义模仿资本主义我也就满足了。”
    那么，东欧又是如何走出“面包时代”的？一方面，人们终归会认识到，“面包不是自由的交换物”。另一方面，福利并不能从根本化解合法性危机。以波兰为例，盖莱克时期向西方大借外债，搞“高投资、高消费、高速度”，结果，“老百姓是得到好处的，但政府所‘取’渐少、所‘与’渐多，到一定时期财政就难以为继。由于没有民主授权的合法性基础，政府只能靠‘多与少取’来建立合法性，一旦经济形势迫使其改为‘多取少与’，就会碰到合法性危机。而那时如果不下辣手，或者辣手失灵，合法性危机就凸显为政治危机了。”
    除了正常的财政支出，中国老龄化即将到来，而社保的大量亏空已是公开的秘密，政府需要补窟窿；除了贪污和公款消费，政府还每年还要支付大量的维稳费用；每年还要免除大量外债以换取国际政治地位。如果此时还要对百姓示好，来换取执政的合法性，比如减少底层税收，减少土地收益，政府财政必然也会进入一个“多予少取”（在中国，“多出少进”比较合理，因为大多数利益并不是给予了百姓），最终无力给予的糟糕境地。如果这一现象出现了，是不是也预示着中国即将走出“面包时代”呢？

    7．东欧转轨遇到的很多问题，一个原因是民主导致交易成本的大幅提高，拿发展效率作为改革的代价。而另一大困境是，从国际视野看，东欧转轨想要“走进现代化”的20年，西方却正在思考如何“走出现代化”。金雁详细分析了俄罗斯的“萨哈罗夫与索尔仁尼琴之争”， 索尔仁尼琴之所以在西方有听众，并不是因为他反共，而是因为他“反现代化”。在世界一体化越来越清晰的今天，东欧选择了回归西欧，却要在西欧反现代化的语境中搞现代化，实在是一件尴尬和复杂的事。其实仔细想想，中国不也是一样吗？虽然名义上仍坚持社会主义，但比较透明的国际社会给予了大家非常多元的参照系。有的知识分子今天还是自由宪政的提倡者，明天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成了传统文化论者。各种思想观念的交汇融合与对立冲突，恰恰印证了转轨的复杂性和难度。

    8．还有一个事实让我感触很深，原东欧国家纷纷希望加入欧盟，并以入盟为转轨成功的标志。这般的积极，我想一方面是它们向西对欧洲的认同，包括国家安全的、历史的、宗教的、地缘的等诸多因素。另一方面，是否也说明它们比较认同欧盟这种人类的超国家治理体系？对于欧盟这个事物，我一直很好奇，也很无知，我十分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国家能够局部超越国家、民族的界限而走在一起。
    欧盟对于人类历史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欧洲已经走在了全新发展模式探索的前沿，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除了一个政党的利益，一个民族的自尊，是不是也应该为人类的发展模式做出自己的探索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