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没有国界的文化

印象派画家也在竭力推销他们的作品。许多艺术品收藏家不愿购买他们的作品，比如屠格涅夫。他们太前卫了，不像巴比松派画家那样是安全的投资。1874年春天，印象派画家在纳达尔位于卡普辛大道的照相工作室举办的第一次展览遭到了嘲笑。杜朗—吕埃尔回忆说：“［媒体］如此强烈地煽动公众舆论反对这些危险的创新者，以至于参观们是带着嘲笑的坚定想法来到这里，甚至都懒得看一眼。”第二年，他们的作品在德鲁奥拍卖行举行的一场拍卖会引起了极大的混乱，人们大声辱骂这些作品，以至于拍卖师夏尔·皮莱（Charles Pillet）不得不叫来警察保护画作。这些画作大多以微不足道的价格售出，很多不到100法郎。根据拍卖会的记录，有73件作品被拍卖，总成交价为11,496法郎，平均每幅画157法郎，其中许多作品被杜朗—吕埃尔以更高的价格回购，以维持它们的库存价值。1876年4月，在杜朗—吕埃尔画廊举行的第二次展览上，印象派画家再次遭到嘲笑。《费加罗报》的评论者写道：“杜朗—吕埃尔先生的画廊刚刚开始展示一批据说是画的东西。有五六个疯子选择展出他们的作品，其中一人是女性。有人在这些东西面前忍不住笑了起来。就我个人而言，我为他们感到难过。这些所谓的艺术家自称是‘不妥协派’（Intransigents），是印象派。”杜朗—吕埃尔因支持他们而受到艺术机构的斥责。他写道：“我被当作疯子和不守信用的人。我成功建立的信任一点点地消失了，我最好的客户开始质疑我。他们会说，‘你是最早欣赏1830年画派［巴比松派画家］的人之一，现在怎么会称赞这些没有丝毫质量的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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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派把他们的失败归结于公众无法认识到他们的价值。他们的前两次展览的风波成为关于他们未被承认为天才的神话的一部分（在20世纪，这一说法是他们的品牌的核心）。正如莫奈在1881年对杜朗—吕埃尔所说的那样：“在巴黎，能够在没有沙龙认可的情况下喜欢一幅画的业余收藏家几乎还不到15位。而有8万人不会买任何不曾进入过沙龙的作品。”印象派面临的问题与他们的风景画无关，而在于他们对人物的描绘似乎冒犯了既定的美的概念（库尔贝也违反了这些艺术惯例）。人们的情感需要时间才能接受印象派的新美学原则。比如，亨利·詹姆斯在参观印象派画家的第二次展览时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试图实现的目标。他认为他们想要成为现实主义者，以粗疏的方式对待“朴实无华的现实”，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任何拥有一流才华的迹象”。他表示，它们的效果是“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地思考那些宣扬美就是美、丑就是丑的古老规则，告诫我们注意满足感的复杂性”。但八年后，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詹姆斯开始接受他们的审美主张，说出了“从最广义的定义来看，小说是对生活的个人印象”这句名言。后来，他彻底改变了对印象派的看法。在他1905年的《新英格兰：秋天的印象》一文中，他赞扬了“神奇的”马奈、德加和莫奈，因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将一大块滑溜溜的糖塞入半清醒的人紧闭的嘴唇之间的瞬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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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不是自己发展起来的。它是由中间人塑造的——有影响力的赞助人、评论家、交易商和收藏家——他们带头购买和宣传机构和普通公众难以接受的新作品。这些中间人将在改变对印象派的态度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变化的最初迹象从1877年他们的第三次展览引发的批判性反应中可见一斑，但真正的转变直到接下来的十年中才开始，当时杜朗—吕埃尔为他们在美国找到了市场。
在这场艺术品位的转变中，评论家的角色至关重要。印象派最早的支持者之一是泰奥多尔·杜雷，他从1865年开始就是马奈的朋友和宣传者，从1873年开始购买毕沙罗和莫奈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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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拉是19世纪70年代支持印象派的最重要的评论家。是左拉在70年代末争取到了屠格涅夫对他们的支持，尽管那时这位俄国作家已经不再购买艺术品。[64]早在1863年，左拉就宣传过马奈和他的艺术追随者，当时马奈的画作（包括臭名昭著的《草地上的午餐》），都被沙龙拒绝了，但在名噪一时，获得拿破仑三世首肯的所谓“被拒绝者的沙龙”（Salon des Refusés）中得以展出。左拉认为马奈和其他被拒绝的画家（其中包括库尔贝、毕沙罗、塞尚、惠斯勒和方丹—拉图尔）是真正的现代艺术的先驱，打破了“闺房画”的传统和学院的保守制度。他认为他们是他自己的现代文学运动的盟友。他对马奈的支持特别有力而响亮。“马奈将成为明天的大师之一，”1866年5月，他在《大事》（L’Évenement）上写道，“如果我有钱，我会买下他所有的画作，做一笔好生意。50年后，它们的价值将是今天价格的20倍，而某些现在价值4万法郎的画作到那时甚至卖不了400法郎。”1867年，这篇文章与对马奈的第二篇研究文章一起作为小册子再版，奠定了两人长期友谊的基础，当他们终于通过格尔布瓦咖啡馆（Café Guerbois）的艺术圈子见面时，这种友谊得到了巩固。左拉是被他的发小保罗·塞尚带到咖啡馆的。毕沙罗、莫奈、雷诺阿、德加、方丹—拉图尔和比利时画家阿尔弗雷德·史蒂文斯（Alfred Stevens）都是咖啡馆的常客，咖啡馆仿佛成了这些艺术家的总部，他们在那里讨好记者。[65]从马奈绘制的那幅书桌边的左拉像可以看出他对这位著名作家的文章的感激之情。左拉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马奈的《奥林匹亚》（1863年）的印刷品，桌子上清晰可见的是左拉所著关于马奈的小册子。
左拉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都始终如一地拥护印象派。他辩护说，他们是肖像艺术中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在这一领域受到了嘲笑——使用的论点与屠格涅夫对柯罗风景画的看法相同。他在对第三届印象派画家展览的评论中写道：“在20步外，我们看不清一个人脸上的鼻子或眼睛。想要再现看到的人脸，你不需要描绘皮肤上的皱纹，而只需画出他活生生的表情。”左拉赞美了所有参展的画家，对莫奈和他的七幅描绘圣拉扎尔车站的画作尤为热情：“你可以听到火车的隆隆声，冒出的烟在巨大的玻璃站顶下翻腾。我们的艺术家必须在这些车站找到诗，就像他们的祖先在森林和河流中找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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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买家大多是白手起家的人——制造商、金融家和专业人士，他们认同现代艺术（这些作品展示了他们生活的世界，特别是巴黎右岸）。他们购买的动机多种多样：用自己喜欢的画作装饰宅邸；购买艺术品用于投机；以及宣示自己是艺术的重要赞助人。他们的支持使得印象派的社会形象变得更具资产阶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