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所指称的东西表达语境的缺少部分，而它正是从这种语境中获得了被赋予的有效性。

这种计划不仅因修辞学的雄心而且因它坦率地反对所有分类方法而偏离了衰落的修辞学的计划。在这本小书中我们并未发现任何对修辞格进行分类的尝试。隐喻在这里占支配地位，但并未暗示像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所表明的那样将隐喻与换喻或提喻对立起来的那些东西。这一消极特点并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不能对偏离进行分类还能对什么进行分类呢？偏离的存在如果不是相对于固定的意思而言又是相对于什么而言呢？除了名称之外，话语的哪些成分基本上是固定意思的载体呢？但理查兹的全部修辞学工作致力于通过牺牲语词的权利而重新确立话语的权利。他的探讨从一开始就涉及古典修辞学对本义与转义的基本区分，涉及他在考察“对本意的迷信”时所作的区分。但语词并无本义，因为它们并没有固有的意思。它们也没有任何自身的意义，因为被理解为整体的话语以完整的方式拥有意义。因此，作者根据有关意义的明确的语境理论［“意思的语境定理”所概括的理论］对本义概念进行指责。
至于这种语境规律，作者把它建立在下述因素的基础上。首先，正是变化的事实规定了语境的优先性：“我们是能回应其他事物的事物。”话语的语境本身即是由问答的情境构成的更广泛的语境的一部分。此外，在一部分话语中，语词不应将其意义仅仅归于具有“被赋予的有效性”的现象。这种现象是语境概念的关键。语境是“许多一起出现的事件组成的网络的名称，它包括既定的条件，也包括我们可以将其作为原因或结果而分离出来的东西”。因此，语词只有通过语境的省略才有意义。“符号所指称的东西表达语境的缺少部分，而它正是从这种语境中获得了被赋予的有效性”。因此，语词的确意指……，表示……，但并不代表某个事物或观念。相信语词具有本意乃是魔法的一种残余，是“具有魔力的名称理论”的残余。所以，语词丝毫不是呈现给心灵。与给与性的任何固定的联系都不能构成语词。语词限于反映语境缺少的部分。因此，意义的恒常性不过是语境的恒常性，这种恒常性是自明的。稳定性本身是有待说明的现象。自明的东西就像被怀特海作为现实性的原则的东西那样乃是过程的规律或发展的规律。
因此，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妨碍一个语词表示多种事物。既然语词反映了语境缺少的部分，那么，后者属于相反的语境。语词以其“词义的限制”表达了“语境之间大范围的竞争”。对迷信的独一无二的真正意思进行这样的批评为对隐喻的作用进行积极评价做了明显的准备。但这一看法适用于各种形式的双重意义，这些意义可以与意向，与内心的想法，与语境的缺乏部分所传达的约定俗成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语词与句子之间的优先顺序被完全颠倒了。我们还记得在丰塔尼埃那里观念与命题之间的一致性以及观念在《话语的形象化表达》中的最终特权。在理查兹那里，犹豫不再存在。句子的意义不再源于语词的意义，但语词的意义出自句子的分解以及把句子的某个部分分离出来。《泰阿泰德篇》的方法优于《克拉底鲁篇》的方法。在意味深长地以“语词的相互激活”为题的会议上，理查兹提出了话语成分的相互渗透的理论，适用于隐喻的相互作用理论就建立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
这种相互渗透的形式本身就是词义的稳定度功能，也就是说，是被省略的语境的功能。就此而论，技术语言与诗歌语言构成了同一层面的两极：一端是在定义中被固定的单一意义，而在另一端，任何意义都无法在“意思之间的游移”之外被稳定下来。毫无疑问，一些杰出作者的这种做法往往将语词固定于习惯性的意义。通过习惯性用法来固定意义无疑是这样一种偏见的根源：语词具有意义，拥有意义。惯用法理论并未颠倒而是巩固了有关语词本义的偏见。但与固定语词的惯用法相反，语词的字面用法恰恰在于恢复在陈述整体内解释的可能的作用。正因如此，语词的意义每次都必须“猜测”，我们决不能信赖既有的稳定性。翻译的经验具有相同的倾向：它表明句子并不是拼凑物，而是有机体。翻译就是创造一个具有同一性的词集，在其中，每个单词获得了所有其他单词的支持并且逐步受益于全部语言中的亲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