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和文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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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必须放在现代性模式之下思考。 在现代性背景之下的中国文明复兴的问题。 面对现代性的命运:我们是以“尾随者”的姿态走在历史终结的道路上,还是以政治民族的胸怀为人类开辟出新的历史道路? 诸多的矛盾,无法回避一个现实:众多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 哈耶克说“自由就是强制的不存在”,但什么样的强制力量对人口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构成强制?在这个地方,自由主义触摸到一股冷冰冰的现代力量,这就是构成国际秩序的主权力量。 地理环境影响,形成开放的民族心态。 国际政治斗争表面上是不同国家之间争夺政治领导权,实际上是争夺话语领导权,最终争夺文明支配权。正如亨廷顿所言,在文明冲突中,每一个文明都需要一个核心国家才能维持这种文明的力量。在儒教文明传统中,中国是无可争议的核心国家,但是在儒教文明的现代转型中,日本通过“脱亚入欧”变成了世界强国,在东亚和东南亚发挥着相当的影响力。 在这个过程中,台湾的地位十分重要也十分独特。涉及到两种文明力量在亚洲的较量,其结果影响着人类文明的未来。 对比日本侵华战争得出的策略:持久战,以空间换时间。 但这一次是文明持久战。 中国目前在亚洲和世界上的最大优势是经济,最大的劣势是意识形态,这不仅是因为冷战结束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去了吸引力,而且因为西方世界掌握了现代话语的支配权。为了改变这种劣势,我们除了不断吸收西方文化,更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关键是要把激活和复兴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作为文明复兴的使命,在构筑“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复兴传统文化的价值,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亚洲的影响力和对西方文明的吸引力。 要“释放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善意”。 大陆知识分子面对台独的哲学挑战,居然失语了。 要建立公民宗教: 对于自由主义,真正的问题在于自由的人如何才能成为伦理的主体?自由人如何建立起政治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这正是自由主义大师卢梭思考的主题:一个人要从欲望的主体成为伦理的主体,必须通过教育被培养为“公民”,然后才能通过社会契约论建立政府,并依赖“公民宗教”来维持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存在。而这样的“公民宗教”必然是民族的,因此,真正的自由主义必须以民族主义作为前提,只有民族主义培育出来的公民归属感和认同感,才能奠定共和国的基石。 今天,中国是一个经济上生机勃勃而文化上茫然失措的国家,中国人的财富每天都在增加,而幸福却在时刻减少,因为国家缺乏文明的方向,个人缺乏伦理生活的根基。传统文化赋予的伦理基础和生存意义被“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摧毁了,共产主义赋予的伦理基础和生产意义被后冷战的的意识形态所摧毁了;而今天永无止境的贪婪,我们的生存还能凭信什么? 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学人容易把责任归结为政治力量限制思想自由,而政治家则容易把“公共知识分子”看做西方文化的贩卖者或政治秩序的破坏者,并无真正的文化创造。这种政治与思想之间的互不信任局面成为目前政治转型和文明复兴的真正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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