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摘录

    因为善讲者讲一切他所已知者，当如像第一次讲。故善听者对讲者所讲，纵已先知，亦当如第一次听，此可称为闻如未尝闻。
    因为善讲者，要从深一层进一步或由反面来讲，所以善听者听到深一层的话，便当思深二层的话当如何……。听了进一步的话，便当思进二步的话当如何……。听到反面，便当思反面当如何驳斥。此姑可称为能闻其一即求知其二与三……者。
    因为讲者恒将一道理，只寄寓于随手拈来之一二例证。故善听者须就其所举之例证，以凑泊一道理之本身。既凑泊此道理本身，即可将此道理，另寄寓于无数其他例证中，此姑可称为闻一以知十者。
    书易读，亦难读。浅尝易，深入难。见文字平铺纸上，易；见若干文字自纸面浮起凸出，难。见书中文字都是一般大小，易；见书中文字重要性有大小，而如变大或变小，难。顺书之文句之次序读书，易；因识其义理之贯通，见前面文句如跑到后面，后面文句如跑到前面，平面之纸变卷筒，难。于有字处见字而知其意义，易；心知著者未言之意，于字里行间无字处见出字来，难。于无字处见字，易；将一切文字之意义，综合融化为我自己之思想，而不复见有书，因而不觉是我读书，而似是书曾读我，难。只觉书曾读我，易；再能将书中之意，另用不同之文字写出，横说竖要，珠不离盘，难。
治学而先有问题在心，见某书能答我之问题，而搔着我之痒处，即能有眼光知何书真有价值，于我有益，而后选书，易；知其有价值，而深研之，不震慑于流俗之标准与传统之标准，难。
人读坏书，而能知其所以坏，即反照出好的当如何，如见人之恶而知善的当如何，则读坏书亦能得益，而难者不难。读坏书而能得益，易；读坏书而反照出好之当如何，而著出第一流第二流之好书，难。

知书之难读，而先读难读书，则书亦易读。以书为易读，只读易读书，则书愈读愈难。如人能不畏难以登彼高山，则到了平地，自然健步如飞；如只喜求轻松流畅易读之书而读之，先习于顺水行舟，不肯费力，则将来在平地上行长路，亦将如登山之难。然遇难读书，不畏难而奋力以登山，犹易；既惯读难书，乃身轻如燕，能登山如履平地，尤难。登山如履平地，易，而再到平地读易读之书，仍如狮子之搏兔用全力，不以轻心遇之，难。
    他之无知，是因为他之不能定居在罗马，而要离开罗马，去重走生疏的其他的路道；重与未到罗马的人、走错路的人，站在一起。这样，他是不能免于无知之感的。因为他人的无知，即是他自己的无知。于是他与他们不免同样的要处处感到惶惑与疑难，并沿路问人。由此而到学问最高境界的人，看来便与无知无识的人一样。曾到罗马者与未到罗马者一样。你说你到过罗马是无用的，因为大家同在一生疏的路上。
    学问之生死关，暂说为五层。但最后一层，不是青年朋友们之所急。如尚不知学问之艰难，不知求学问之深高远大，便只知求平易浅近，则学问必朝生暮死。所以，我主张青年朋友们治学问，用思想，都要向难处去，深处去，高处去，远处去，大处去。先看分量重，而不大看得懂的书，先想不易想得通的问题，以及先求把握不能全把握的义理。如青年人吃饭一般，应吃糙米，不要吃太熟的米，这才可以健胃。诚然，全不能消化，亦是不好的。但我们亦不能先自以为不能消化而畏难才是。如果这样，学问又死了。
同样，一个不爱中国的人，不会深入的了解中国之好处与坏处。一个不先尊敬人类的人，不想对人类社会有所尽责的人，绝不会深入的了解人类之善性与过失，社会之生理与病理。一个对于一切古今人物、历史、文化，都无崇敬景仰赞叹之心，对世界之前途、人类之前途，不曾寄其希望致其盼祷的人，亦绝对不能深入的了解这一切的一切。这亦犹如一个对自己之人格不知爱护敬重，并对自己之将来亦不寄与希望的人，亦绝对不会深入的了解他自己之优点与劣点。
    由上所说，便知我们要了解我们所接之事物与世界而运用思想于其中，以获得知识、成就学问，第一步即在使我们之情志恒运于其中，时时求与之亲和，对之爱护，对之有所尽责，对之敬重，对之寄希望与盼祷。由此情志之树立，我们即能自己不断开拓自己之精神的空间，以时时涵摄此情志所及之人物与世界于自己之内部，而为我们之思想知识学问之不断的进步，备具其真实的可能条件。此之所谓立学问之志。我们能先立如此之志，然后再特别着重我们所接之事物之那一类，世界之那一方面，即可成一某一学问之专家。我们须知真正的专家，亦须以一通识作底子。专家亦须有阔大的精神空间，去涵盖其所接之事物与世界，而于其中选择专门学问的材料。犹如专门采山上之灵芝草的，与山上之牧羊人，同样要踏遍山间原上草。又如当大会场的主席，固然须有全副精神；而专到大会场中找一个朋友的，亦须目光遍照满堂人。
    哲学之本性，一方是重会通的，同时是重反省的。哲学要人反省一切，哲学亦要人反省已成的一切哲学系统。故黑格耳说哲学即哲学史。哲学亦要人反省哲学自身在文化中之地位。最高的哲学反省，使人知道哲学亦只是学问之一部，人生文化之一部，哲学不能离开其他学问而存在，不能离开人生文化之他方面而存在。由此而最高的哲学精神，要人超越哲学之自身，超越哲学的语言文字之自身，去尊重其他学问与人生文化。科学、文学、历史，皆不能离语言文字而存在。然而人之哲学智慧，到知超越哲学自身之限制，以尊重其他学问与人生文化时，哲学精神即可离语言文字而存在。由此哲学便可通于我们在篇首所指出之三类不重语言文字之学问。
中国之道德伦理思想与哲学思想的核心，即在指出人的尊严，维持人的尊严。人有物质的身体，其运动变化，亦依物理界的定律。人是一动物。他与动物，同样的需要物质的营养与求延续其种族的生命。因而人有食色争斗之本能。但人不只有物质的身体，亦不只是一动物。人与一般动物有所不同。一般动物，在中国过去即称之为禽兽。人与一般动物之不同，即中国古所谓人禽之辨。中国之道德伦理思想与哲学思想之最重要处，亦即在于人禽之辨处，首先认清楚。我必须自觉我总有一点异于他人处，我才真是我；人亦必须自觉人之异于禽兽，异于一般动物处，人才真是人。所以人禽之辨，是中国先哲数千年来一直念兹在兹之教。究竟人禽之辨在哪里？在西哲多喜欢说：人是理性的动物，或说人是最像神的，或说人是能造工具的动物，人是有语言文字或能以符号表意的动物。说法很多。中国先哲之说法，亦不全一致。但是，大体来说，中国先哲讲人禽之辨，总是合情理以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在其性理，即在其性情。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在其有仁义礼智。仁义礼知，见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此心乃既见至理，亦见至情。
中国古人对于朋友之道，重在彼此互信。朋友之间相规以善，故彼此可和而不同。朋友之道，重在互尊其所以异。故朋友之切磋，即所以培植人之宽容异己之精神。朋友之范围，愈大愈好。一乡之善人，友一乡之善士；天下之善人，友天下之善士。朋友师生之伦之扩大，人可尚友千载，神交古人。不仅圣人为百世之师，而人类历史文化之世界中，一切我所欣赏、赞美、佩服、崇敬爱戴之人物，皆可在我们发思古之幽情时，成我们之师友。唯我们之师友之范围，可以横面扩至天下之善士，纵面扩至古今之贤哲；然后吾人之精神乃能日趋于博大与敦厚；然后民族之各地之学术文化，乃更能交流而互贯，以趋于充实，而过去之学术文化，能不断获得新生命之渗入，而日新其光辉。
我知道我能自觉，便知一切人皆能自觉我知道我有我的我，我亦知道你有你的我，他有他的我。而我同时是你的“你”，我又同时是他的“他”。于是我知道我不只是我，亦是他人，而一切人亦都可说是我。人由此而有超自私的道德意识。依此道德意识，而知人人皆是我。故有此道德意识之我，便是一涵摄人与我之大我，此大我亦即是我的真我。我之真我中涵摄有你与他，你与他之真我中亦涵摄有我。
于是我存在于你与他，你与他亦存在于我。所以儿子存在于父母中，父母存在于儿子中，夫存在于妻中，妻存在于夫中。每一人存在于一切与他发生关系的人之中，一切与他发生关系之人存在此人中。……人在人伦中显真我，此真我是大我，亦是一无我之我。我有对此大我真我或无我之我与人伦之自觉，所以我能有成己成人，求建立公正平等的政治社会经济之制度之事业心，而人类社会能逐渐实现公正平等的理想。
    我们了解了我们之智慧之光，照耀于我们死后之世界，我们之情谊亦可弥纶充塞于我死后之世界，便知我们的自然生命虽有死亡，而我们的智慧之光与情谊，则可透过此自然生命之死亡。我们只要不全是为自己而生，同时是为他人而生，我们的生命既已建筑在他人之存在上，则他人存在，即我之未尝死亡。因为我不只存在于我，而同时存在于他人之存在之中了。
    其次在现代都市社会中，各种行业或各种组织的人群，都要各为其利益而竞争。于是使人生活过度的紧张。人过的是工作者的生活，但却不是人的生活。过度的紧张工作，是现代一切工商业都市之一般情形。于是人在工作之余，便不能不尽量求精神的松散，他必需去追求娱乐，而不能再有任何严肃的内心修养，亦不能再集中精神与人讨论学术。期刊与报纸，亦只得尽量求轻松，使人一看便懂。而真正可以与人以教训的书籍，遂被消闲的书籍，打入冷宫，而娱乐本身亦是愈趋于下流。这都是五六十年来每况愈下的都市文化现状，而此种人类精神能力之不能集中以求向上，正是工商业社会之过度紧张工作之必然结果。
除了现代人失去自由，与精神不能集中向上之缺点以外，第三点现代社会之弊端，即使人根本失却圆满的发展其人格之可能。现代学术是愈分愈细，而人类社会亦不断的分工。各个人之劳动，被组织化，而分配到一狭小而专门的部门。人各从事于特殊的狭小而专门的工作，当然可使工作有更大的效率。然而工作对工作者整个人格精神之意义，却几乎等于莫有了。手工业的工人，了解他工作的目的，了解他每一段工作，对整个工作之全部之关系，所以其每一段之工作，都对其整个人格有一意义。然而现在的工人却根本不能了解整个产业的意义，及一物制造的全部历程。他只是把他人与机器已做好的接下，作了其自己的一段，再交与另外的人与机器。于是反省、想象、智慧、技巧，与一切创造的能力，都用不上了。他的人格之多方面的发展，当然不可能，而只能成为一支离破碎的人格而已。
    现代社会之更大的危机，是使人根本逐渐失去人性或人道感情。现代社会生活使人匆忙。电话与交通的方便，及生活与工作的需要，使人与人之接触频繁。然而人与人接触愈多，则人愈相视如路人。人只有在逃于虚空之地时，才能闻人足音跫然而喜。人在朝夕皆与人相接，而又只是以事务相接时，人与人互不了解其内心；则人与人之相视，亦如一些图像在目前荡漾，人与人交际亦如与一些活的机器发生交涉而已。于是人愈不把人当人，而视人如物。当人一习惯于其一套与人交际接触之机器方式，习惯成了自然之后，人亦再想不起其对人之方式是视人如物，而非真正的视人如人了。在都市社会，人对人莫有出自真诚的礼貌，而只有虚伪的仪文。人格价值，人格尊严，人道感情之意识，自然都因人之相视如物而丧失。于是都市社会中之关心战争，谈论战争中人之死亡……亦如谈下棋、谈赌博之输赢而已。
……人类社会太重组织而近于机器，则人类社会即无精神生命。因在太组织化的社会中，个人愈失其个性，而愈失其内心生活的丰富，则整个社会之精神生命，亦即愈趋于干枯而日近于虚无了。
    薛氏由此问题，谈到西方社会在十八世纪，个人尚可表现其个性而自由的讨论交换思想。然而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则个人自幼即先受社会之各色各样的训练。社会流行的意见，恒使个人不敢违背。于是个人日失其精神的独立。个人成了一好比莫有弹性的皮球，只有不断的去接受社会组织涂于其上的印象。个人只有在群众的拇指之下，求得其关于政治、国家及一切生活上之见解。同时谁获得了群众意见的拥护，便获得了真理。于是对群众之宣传，便代替了真理之讨论。而现代文化中之无线电、广播、新闻纸，又是最便于宣传的武器。谁有了此武器，亦即获得了群众。获得了群众，也获得了一切，因为特立独行的个人已不可能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