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户、匠人、剃头匠、行脚商——清代前期习教的几类常见群体

清代前期见于档案史料比较突出的以行业为单元而结成的习教群体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行船江河湖海的船户。
船是旧时一种十分重要的交通工具，乘船是普遍的出行方式之一，而且不少人还以驾船打鱼为生，因此清代社会中存在着一定数目规模的船户。在这些以行船为生的人群中，就有不少人皈依了天主教，由此形成了一类船户习教群体。如乾隆十九年江苏张若瑟案件中，本土传道人汪钦一因为“略懂得西洋话，替张若瑟传教，只有苏州纲船上还信的。小的随到倪显文船上，又到徐圣章船上传过邹大观们十几个人”。这显然是以苏杭运河船户组成的习教群体。实际上，在湖北、江南水乡地区，以及东南沿海、沿江地区，当地以船为生的船（渔）民组成的天主教群体是很常见的。如康熙年间湖北安陆、荆州等地也存在大批的渔民信徒，当耶稣会士聂若翰在当地传教时，“教民以渔民占多数”。乾隆年间耶稣会士嘉类思在湖北一带传教，负责管理汉口及附近地区流动分散的船户教徒，这些船户教徒的人数达到800人。康熙年间耶稣会士隆盛在江南无锡传教，当地就存在一个拥有三百艘船的渔民信徒群体，而且这些渔民信徒在岸上建有自己的教堂，当复活节等天主教瞻礼日到来时，他们会邀请隆盛来教堂主持弥撒祭礼。道光年间江南海门地区，一些天主教神父发现某年冬季“那里正会集着好几艘上海教友的沙船，他们是预备到辽东去做买卖的。教友们就会聚在其中一艘沙船上过了圣母圣诞瞻礼；船上共举行了四台弥撒，船上众教友都领了圣体”。由此可见，在清代前期基层社会中，由船（渔）户信徒组成的天主教群体所在皆有。
这些船户信徒依靠走船各地、停泊四处的便利，有时成为天主教人群中十分活跃的分子，这很明显地表现在乾隆四十九年蔡伯多禄教案中。在该案中，穿针引线的人物除了后面要说到的商人信徒，船户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这个案件中，前后数拨人都是船户教徒。将四个方济各会士从广东接到湘潭的是刘盛瑞，刘盛瑞系湘潭县人，“驾船为业，往广东接装夷人至湘潭，得过船价银二十两”。蔡伯多禄派遣其跟随伙计张永信与谢隆茂一起到湘潭县上四都半村刘绘川家，请他帮忙“雇船觅人伴送”。张永信又叫张老晚、张大朝，原习天主教，洗名沙勿，原籍四川成都县，也是以“撑船生理”。蔡伯多禄让他去伴送西洋传教士，可能考虑到他的走船经验及技术。刘绘川因与蔡伯多禄熟悉，答应接受接引传教士的任务，他“想起族叔刘十七即君弼家里穷苦，常与人雇工”，就让刘十七帮忙雇船。刘十七即刘君弼，也是天主教徒，“平日止晓得吃天主斋”，他因“穷苦，常雇与过客船上做工煮饭”，实际上是一个依靠行船谋生的贫民。由于长年与船打交道，他应当很了解当地船户的情况。因此，在他的穿针引线下，谢隆茂、张永信等人很快在当地雇用了“两只倒划船，那船户是父子二人，父亲名叫龙国忠，约年四十五六岁，微须，儿子名叫龙名芳，约年二十岁，无须，俱是湘乡县人”。龙国忠应为龙国珍，与儿子龙名芳都是撑船为业的天主教徒。是年七月初船到湖北樊城，“张老晚上岸寻着开行的刘宗选”，想雇他的船送到西安。刘宗选在樊城开船行，他也是世代传习天主教的老教徒，后来在他家中搜出日课等天主教经卷。此外，在同案中还查出“时常载送蔡伯多禄等之船户刘开寅、刘开逵、刘开迪”，当中刘开迪也是以驾船为掩护的本土传教人员。由上可见，在本案中出现的一些关键成员都是信教的船户，这并非纯属巧合，这些人因为同教、同业的关系，早就互相熟知，同属于一个习教群体，所以才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组成一个运送传教士的水陆交通网。
第二种，手工工厂中的工匠。
明清时期手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一些城镇分布着许多规模不等的手工工厂或手工作坊，聚集了大量的工匠艺人。天主教也渗入了这些工匠组织，在他们当中形成了一类习教群体。典型者如江西景德镇瓷工习教群体。康熙末年耶稣会士殷弘绪在当地传教，他曾提到：“景德镇靠了德布鲁瓦希亚侯爵的捐赠建有一座教堂，信徒甚众，而且每年都在大量增加。”当地天主教徒“不少人是从事瓷器生产的，另一些人则做瓷器生意”，因此他得以从这些工匠教徒中获得不少有关景德镇瓷器生产工序的资料。后来，他在给景德镇教会的欧洲捐助人之一德布鲁瓦西亚侯爵的兄弟、耶稣会士德布鲁瓦西亚神父的一封信中更为具体地提到了景德镇瓷工习教群体的情况。
手艺人和工人占了景德镇基督徒的多数。当他们身体健康、有活可做时，日子还过得去。但一旦生病或失业，那么，在这个生活费用昂贵的地方他们就很值得同情了，因为他们多数人远离故乡，在这里一筹莫展。但是，盛行于基督徒之间的爱德却使他们互相帮助。尽管殷弘绪后来调至北京，但是景德镇瓷器行业中的这个天主教群体显然在清代禁教时期顽强地留存了下来。直到民国时期，景德镇仍然有天主教徒开办瓷器加工店。像教徒范乾生创办的“范永盛瓷号”就以专门烧制天主教瓷器而名闻中外。清代前期类似景德镇的工匠习教群体全国各地还有不少，特别是手工业发达的广东佛山、江南苏杭等地。在这些地方，应当就有一定规模的上述工匠天主教群体存在。
第三种，城市中从事各类服务行业的人群。
清代前期城市中的一些操持同类行业的人群，也会以职业为基础结成信教群体。典型者如京城中的剃头师习教群体。嘉庆二十五年，右营参将恩泰等在京城阜成门外盘获“形迹可疑人犯一名沈联升，究出素习西洋教及一同习教之程旭刚、陈庆、王四儿、王九，查拿起获十字架等物”。据沈联升供系安徽石棣县人，年41岁。他于嘉庆元年来京，“在西牌楼后泥洼居住，挑担剃头为生。如今在报子街程旭刚剃头铺内闲住”，嘉庆十年入天主教。后因官府查禁，他就在铺内念经，而“程旭刚、陈庆、王四儿俱是西洋教”。很显然，沈联升供出的是嘉庆年间北京城中一个典型的以剃头业成员为主形成的天主教小团体。其成员包括沈联升、程旭刚、陈庆、王四儿，他们都是以剃头为业。此外还有王四儿的父亲王九，“也入西洋教”。他虽然不是以剃头为业，却从他儿子王四儿所在的剃头铺子那里“取头发种地”。当京城天主堂因禁教而禁止民人进入后，沈联升等天主教徒就把剃头铺子作为习教场所，在铺内摆放十字架、牌位及藏存《要理问答》等天主教经卷，在“铺内念经”，开展习教活动。同样的例子还有道光二十二年查获的张玉松案件。在该案中，官府查获一个在京城以剃头为生人群组成的天主教徒群体，其成员包括直隶通州人张玉松，安徽安庆府人王泳，直隶天津县人郑兴然、王广太，江西庐陵县人曾彩和，江西万安县人周明讲。这些人尽管原籍各异，但“均系世传天主教，来京剃头为生”。因为职场类同，相互之间接触频繁，在宗教信仰上也很容易互相影响，从而组成了一个典型的京城剃发师傅习教群体。
第四种，从事商业贸易的行商坐贾。
此外，清代前期有不少从事商业者皈依天主教，他们在经商中进行宗教传习活动，成为联结各地天主教会十分活跃的一类人群。如广东肇庆高要县人谢玉，于“嘉庆十三年替人和栈唐兄熙押鱼翅等货到过苏州，就行传教，曾遇苏州人姓夏的，与之讲究，伊不肯入教”。这些商人教徒或者替在华传教士传递书信、钱物，或者承当接引传教士的任务，“西洋人在京效力者，其乡信往来，向系澳门夷目或在省行商雇人代为传递”。如乾隆十九年江苏张若瑟案件中，信徒沈马窦，“向在广东生理，澳门天主堂是认得的，十七年上，小的到常熟会见张若瑟，托小的寄信到澳门天主堂，会长季类斯交小的带过银一百两，又于十八年九月替季类斯带过银四百两，交与刘马诺他们，不知如何分用。共得他盘费银二十两”。同案信徒丁亮，“货卖西洋画。有奉西洋教的彭仁武上年托小的带封书到京师天主堂傅姓收拆，小的带去。傅姓与一封回书，小的回来，彭仁武取去，并不晓得封的是斋单”。此外，商人信徒在禁教期间还是接引传教士入内地传教的主要力量。乾隆三十二年蒋日逵、吴均尚等人接引西洋传教士安当、呢都一案中，江西万安县人、游方医生蒋日逵到江西庐陵县厦下村买布，该村吴均尚系“平日收贩布匹”，因此他得知蒋要去广东买药，就出资请他前去广东寻访西洋传教士，其中在赣县遇到“同教的刘芳名”，刘也要往广东买药，刘的职业是“平日在外卖油生理”，随后他们一起前去广东，通过在澳门行医卖药的传教士安马尔定，接引传教士安当、呢都，最后在北上的途中，于广东南雄义顺行店中被署广东南雄协副将艾宗靳及署保昌县知县英昌抓获。同样的例子还有乾隆三十四年福建福安县查获西洋传教士潘若瑟与安哆呢呵案。其中，安哆呢呵就是“托澳门贸易之泉州人夏若敬引路，于正月二十七日至福安县黄元鼎家”，潘若瑟、赵叶圣多亦“托澳门贸易之福州人陈戴仁引路于二月二十一日至福安县赵泰廉家”。在这类禁教期间发生的接引传教士入内地传教案件中，商人信徒都是十分活跃的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