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二 三圈二步

看起来山西的解放军支持了右派，通过工人对他们的反对以及解放军干部在第二次夺权后担任重要职务，工人们的眼睛是血亮的，可知在这里工人确实面临了修正主义司令部。可惜当时的形势已经不容许在斗争下去了，必须先促成两派联合停止武斗：
第一次冲突的迹象是五月初成立的反对“1•25”夺权的组织引起的。这个组织叫做“批刘邓红联站”，不仅联合了那些仍不能接受现状的红色联盟成员，而且联合了各团体反对派联字号联盟的叛逃者，晋东南地区最重要的“淮海兵工厂”工人，组成了一个庞大兵团，他们曾支持“红字号”首次的夺权尝试，但是，却没有参加“联字号”进行的第二次成功的尝试。当最后选定革命委员会时，这个反对派称之为“大混乱”、“大杂烩”、“一桶泥沙”，代表复辟派，不代表革命派。在他们看来，真正掌了权的是部队，他们认为这支部队是一股保守势力。　
的确，这支部队在那奇特的时期所发生的一切事件中，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一月二十五日夺权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得到了驻地部队的支持。部队司令员武天明和参谋长李英奎没有和第一次夺权合作(可能根本没有请求过他们)，但是却全力支持了第二次夺权，甚至派部队上街制造一种“合法气氛”。很久以后，当各派联合成立新的晋东南地区革命委员会时，武天明和李英奎自然在委员会中担任了重要职务，他们发挥了如此积极的作用，许多人得出结论：“枪杆子指挥一切”。如果他们在处理与不满的人们和团体的关系中能大公无私，他们或许会得到广泛支持。但是，从一开始，他们就任人唯亲，和那些服从命令，阿谀逢迎他们的干部、运动的头头密切合作，而孤立其他人。　
新生革命委员会主任程首创不是军人，而是省革委最初指定的领导地区“核心领导组”的共产党干部。因为他是外来的被任命者，联字号造反派夺权时，就忽视了他。再则，因为他是地区级别最高的党的官员，也没有反对“1•25”夺权，所以他们选定他为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主任。　
然而程首创很早就和武天明司令、李参谋长闹翻了。分歧的产生是由于对被推翻的老干部估计的问题上，这可能是预料中的事。到五月时，在哪个干部该复职，哪个干部靠边站的问题上对立十分尖锐，以致程首创帮助建立了分离的组织，叫作“华北为王尚志复仇造反大军”。　
四清工作队队长，前地委书记王尚志，在文革开始时，从内蒙分配到晋东南地区还不到一年时间；市公安局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现他死于一个机井里。六个月以后，他们仍然在调查他的死因。是自杀，还是某个敌对派把他扔到井里的?没人知道。然而，曾在王尚志领导的四清工作队任政治指导员的程首创，指责解放军对王的死负责。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数千名示威者，包括一支淮海兵工厂庞大的队伍，包围了长治城的部队司令部。他们谴责部队在地区独揽大权，镇压左派，支持修正主义复辟，更加具体的就是把王尚志迫害致死。他们要求解散执政的革命委员会，选择由人民赞同的新的革委会。　
七月二十一日又一批示威者，以淮海厂工人为战斗中心聚集在一起，包围了联字号堡垒地区医专，并企图冲进去。在随之发生的武斗中，据后来“联字号”指控所说，淮海工人毒打了200名保卫者，打伤90多人，严重受伤的17人，损坏价值10万元的财产。　
七月二十二日，“红字号”组织包围了晋东南地区军分区，要求武天明司令员出来，当面接受批判，他们粗暴责问了他好几天，联字号说“斗争了他”。曾领导攻击在张庄的铁路机务段遭惨败的工人徐彪说﹕“必须打倒武天明，如果我们一周内打不倒他，我保证把我的头割下来挂到他司令部门前。”　
七月二十三日，李英奎司令带领西沟劳动模范李顺达，上首都北京，找到被召往北京讨论晋东南地区混乱局势的山西省副省长、省革委会主任刘未老。刘主任说，尽管“复仇大军”包围部队包围军分区并不错误，他还是劝告这个兵团中止这种行动，次日，七月二十四日，“复仇大军”确实取消了示威活动。　
几天以后，市革委、常委严厉责问了“红字号”的同情者程首创有关反军示威，和医专武斗问题。这一次是他上京找省革委主任去了。当他去了那儿时，刘主任邀请他参加讨论有山西问题，六十九军一个护卫队于八月十一日把程护送回长治。后来，据“红字号”说，“联字号”的支持者叫程首创参加群众大会，反过来“斗争他”。　
在拉锯战冲突时，最严重的对抗，发生在淮海工人包围了部队军分区的时候。据李英奎司令说，他们的示威活动，最后一天下午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那天，只有一名士兵站岗，当敌对的人群呼喊着反军口号列队游行时，从站岗士兵附近走过的人，都朝他吐唾沫，孤立无援的哨兵，仍然持枪直立，从没有改变过姿势，据大家所见，他甚至连肌肉都没动一下，数以千计的敌对工人，把唾液吐到他的脸上、手上、枪上和军服上，从头到脚都湿透了。当人们继续不断唾唾沫时，过多的液体开始从他的身体前部流到地面上。当最后一个示威者从他身旁走过时，哨兵仍然纹丝不动地站着，唾液开始慢慢从脚根向外流淌，几分钟后，李司令叫哨兵得到解脱。但是那位军人身穿湿军装，站在不断流淌唾液中的情景，并没有很快在目睹过他的人们心中消失。　
一九七七年，地区领导否认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件。然而，我倒是倾向于相信李参谋长说的是真话。就是他那丰富的想象力，也不会轻易凭空想象出这样不同寻常的场面，和如此可耻的举动。假设确有其事，前任地委书记的死，会引起数千计的工人，往一位解放军战士身上唾唾沫吗?在这种耻辱的背后，还隐藏着什么呢?为什么兵工厂的工人们首先攻击部队呢?　
这些工人们憎恨在晋东南地区部队，无可辩驳的首要原因是部队司令员和工人们所属的派别不和，在本地区主要政治生活中，他有效地把他们全部排除在外。那年春天，全国上下刮起的反军之风，更加深了这种不满情绪。一九六七年四月，北京文革小组内王力、关锋的好战同事，警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面临即将到来的四层资产阶级包围圈的威胁，尤其是包括“山西部队所支持的右翼倾向”。七月十四日王力严厉批评陈再道司令员走资本主义道路，陈后来扣押了王力本人。当程首创“复仇军”的斗士们包围了长治军分区，并进而向哨兵唾唾沫时，他们的英雄王力，仍然被单独禁闭在华中的武汉市一间小屋子里。　
我们现在可以懂得，普通工人对初次夺权的方式不满，对向他们进行的诽谤性指责，及取消了他们的优越地位极为愤慨，可以明白，被武汉事件感到震惊的普通工人，是如何赞成这股从北京吹来的强劲的政治之风，因此得出结论，他们在长治的中心，的确面临穿着军装的反革命。　
我们现在还能理解当地武天明司令、李英奎参谋长，是如何能把针对部队的造反示威，看作是极左分子所煽起的全国性的、反军阴谋的一部分。“复仇军”的阴谋，与北自沈阳，南至广东的多起攻击部队设施和部队机关的事相巧合。部队司令解释说，这样多方面的进攻，几乎不可能是同时自发而产生的。他们坚信人民解放军是革命的保垒，确信是有组织的反革命分子策化了攻击部队的事件。九月五日，当毛夫人江青，谴责全国性反军之风，指责 “五•一六”阴谋集团一伙时，武和李感到，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很清楚，正是他们自始至终保卫了革命，而其他人在反对革命，反对他们的对立派领导人，是危险的反革命分子，必须揭露他们。在以后的几周内，武天明和李英奎发动了旨在使反对派永远名誉扫地的反攻。他们的策略是把火力对准地区革委主任，反对派力量的领导者程首创，怀疑他是叛徒、反革命和国民党分子，用这种手段使他的整个组织，以及在他领导下联合一致的，一切大小组织威风扫地。
进行这个反攻的幕后策划者，正是李英奎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