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四次外资外债背景及逻辑演变：1997-2008年国内外两个“产能过剩”的碰撞

    在制造业产能过剩和宏观紧缩政策的共同影响下，乡镇中小企业经营状况再次恶化，但社区福利及政企合一下的乡村政府消费的开支具有刚性特征，使得村办企业生产性贷款被大量挪用于地方政府消费，导致乡镇企业从大面积负债向更高的负债率演变，基层政府自发仿效上级的“甩包袱”政策，纷纷以转让债务为条件对乡镇企业进行私有化改制。改制后脱离了社区属性的乡镇企业，不再以社区就业最大化为目标，遂在“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机制下吸纳就业人数下降，并且不再承担农村社区福利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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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一时期属于农村上层建筑的政府刚性支出，并不随着经济运行陷入低谷而自发缩减，反而持续膨胀。这一方面缘于乡镇企业破产倒闭、非农就业机会减少，反过来促使基层财政供养人数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1994年财政体制分税制改革后，上级政府各部门基本上采用“财权上收、事权下移”的方式，将难以通过简单市场化“甩”掉的农村的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物品的供给责任逐级下推，作为中国最大弱势群体的农民，最终在九十年代的改革中成为农村公共物品所需财政资金的主要供给主体（例如，“教育集资”一度在农民负担中占相当高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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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正常的征收手段不足以满足需求，基层政府就普遍动用协税贷款、集资甚至黑社会组织等手段强制农民缴纳钱物，而通过侵占土地发包收入或征收补偿款、冒领国家移民和退耕还林补偿款等方式变相征收的情况也大量发生。
    此外，在1999年为了配合农村金融改革、消化粮食系统在农业银行的占压资金而开展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诸多利于国有粮食部门垄断粮源的政策中还包括一个“户交户结”的措施——将农户剩余提取方式由过去经由粮站统一为乡村扣除粮款改为农户交粮结账后乡村干部再去挨家挨户收取现金。这个政策初衷具有保护农民利益的良好愿望，却在贯彻中成为引发干群冲突的一个机制性诱因——基层政府与分散农户之间的交易成本凸显，矛盾陡然显化。
精英和被剥夺的大众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