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波立联邦的贵族制：臃肿、低效、易于被外人渗透

到17世纪50年代，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将各地区的行政机构或者上层人物手中的权力集中起来（可能是集中在王室，也可能是国家政府手中），随后地方贵族逐步转化为宫廷文官贵族或者军功贵族。在勃兰登堡、普鲁士、丹麦或者瑞典，议会和贵族地主逐渐失去了对国家政治进行监管的权力，他们被迫将自己的政治权力转移到中央集权的政府手中。波兰参政的贵族们却一直对任何形式的中央集权抱有怀疑态度。要保持中央政府的弱小，这一思想对他们来说成了某种信仰原则。
因此，王室任何试图增强自身权威、强化政府力量的举动，都会遭到贵族的正面对抗。而王室成功的机会实在渺茫。对于联邦国家来说，没有任何一个行政机构有能力保证政策的连续并成为新国王手中掌握的权力机构，甚至连军队也悄悄逃脱了国王的掌握：统帅们越来越将军队当成自己的禁脔。既然在位的国王只是暂时坐在这个位置上，对王国的忠诚也就不等同于对国王本人的忠诚。每个人都必须拥有自己的支持者，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而16世纪末，贵族们逐渐形成终身任职的惯例，这就意味着下一任国王要把自己所信任的人放到重要的位置上，可能得等好几年才能遂愿。而国王任免官员的权力是他影响力的主要来源，也是他加强对国家控制的唯一方式。然而，随着大贵族们寡头政治的发展，国王要自由行使这一权力变得越来越困难。扬·卡齐米日发现要把他麾下最杰出的军人斯特凡·恰尔涅茨基提升到副统帅的位置居然无法做到：这个职位是权势熏天的耶日·卢博米尔斯基所一直垂涎的。
为了通过自己的法令，国王就需要他的大臣和其他参议员们所组成的参议院委员会（Senatus Consulta）的支持，然后获得议会批准。然而两院议员一般都不会取得一致，因此通常情况下后面的流程并非如此。
议会并不仅仅是立法机构兼最高法院。议会也掌握了许多通常由国王行使的权力，比如宣战、签署和约、缔结联盟等。议会同时也有权对国库进行审计，并可以在几乎所有领域控制国王和大臣们的钱袋子。然而，议会本身无力执行决策，因此，很大程度上议会的作用被局限于只能进行消极反对的范围。这种体制上的问题，通常被描绘成一种疾病——“癫痫”（morbuscomitialis）。从16世纪后半叶起，忧心忡忡的政论作家们就开始使用这个词形容联邦国家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并不好解决。
如果没有巨大的共同的利益以及从整个贵族阶层的全体利益出发的使命感，要对整个法律体系进行大规模反思，是基本不可能的。而到17世纪中叶前，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
贵族之间仍然互相称呼对方为兄弟，他们以这种表面功夫证明，他们仍然坚持贵族之间人人平等的原则。然而，事实是大贵族和剩下2/3的小贵族，或者所谓的“非出身名门的”（bene natised non possessionati）贵族之间的裂痕已经越来越大。贵族们的民族成分越来越复杂。试图阻止其他阶层的人民成为贵族的法令基本没法推行下去。平民们不断通过婚姻或其他方式几乎毫无困难地融入贵族阶层。国王不断将本国和外国——特别是苏格兰和法国的军人们封为贵族。犹太人如果改宗天主教则自动成为贵族。联邦国家的巨大面积也促使各地贵族们的想法差别越来越大。在利沃夫东边的居民对鞑靼人入侵的恐惧，在大波兰人的眼里就显得过于夸张；利沃尼亚居民会对俄国的动向感到焦虑，而马佐夫舍的地主则毫不关心；波多利亚的贵族到了格但斯克会比在伊斯坦布尔更不自在。议会中不同派系的人们抱有各地区各不相同的政治观点，于是考虑全国利益的法令就难以在议会获得通过。
选民和他们的代表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和以前相同了。普通贵族们的教育水平明显下降。耶稣会的学校现在只局限于给他们的学生灌输宗教思想，并教会他们拉丁语和雄辩术，以便他们能够在政治会议上唠唠叨叨地连说好几个小时。出国游学曾经是16世纪的波兰人提高文化水平的灵丹妙药，但是现在不仅出国的人越来越少，效果也越来越值得怀疑。16世纪50年代出国学习的人们在国外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从国外带回大量的图书，而到了17世纪50年代，出国的人们带回来的除了油画，就是性病。慢慢地，出国学习的习惯在人们眼里也变得无用而有害，人们对外国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越来越怀疑。就连接纳了大量外国元素的波兰城市，也被看作邪恶和堕落的巢穴，同时也是有钱平民的天堂。
农村生活的淳朴，与城市、宫廷生活的堕落，二者之间的矛盾是欧洲思想界和文学界永恒的主题。在波兰，这种矛盾体现在贵族们所宣称的完美的农村生活方式和其他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各地的地方议会仍然运行正常，吵吵闹闹。但那些需要前往华沙才能参加的国王选举，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难以吸引人们前来参加——1648年只有3500人前来投票，1674年也不过5000人。
以上这些因素，都给国家议会制度带来了负面的结果，从而使得国家政治更容易被少数大贵族所操纵。特别是立陶宛的代表，他们通常不过是在本地大贵族武装的压力下，由驯服的地方议会所推选出来的一帮尸位素餐之徒。立陶宛的大贵族们权力大到连续几任国王都只能对他们放任不管，结果就是到17世纪中叶时，他们的地位已经无可动摇。此时，最上层的少数几个家族无论对任何国家公职提出什么要求，都是不可能被拒绝的。
波兰越来越严重的寡头政治不过是立陶宛情况的苍白的反映。在波兰，某些家族会将某个职位看成自己的禁脔，但是他们不会再去觊觎其他的职位。卢博米尔斯基家族出过4个内务大臣和1个统帅。扎莫伊斯基家族出了3个宰相和1个统帅。莱什琴斯基家族出了3个宰相，波托茨基家族出了4个统帅。在立陶宛，大贵族们掌握了整个国家的一切。从1500年到1795年，拉齐维尔家族中8人担任内务大臣，7人担任宰相，6人担任统帅，12人担任维尔诺督军，6人担任过立陶宛第二重要的城市特罗基的总督。这些人经常抓住波兰法律细枝末节的规定过度发挥，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他们对此毫无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