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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纪哈布斯堡辖域内所发生的事，在19世纪的罗曼诺夫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重演过。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当时亚历山大二世准备解放农奴，而贵族就向他提议建立一个全国会议。贵族的这些旨在限制皇权的行动既得到了“那些要求增加贵族影响的寡头的支持，也得到了宪政的忠实信徒们的支持”。亚历山大二世竭力推进农奴的解放，但却拒绝建立会议，理由是它将“在我们国家建立一个寡头统治式的政府”。正如W·E·莫斯所说，农奴的利益，掌握在沙皇及其内政部官员的手中，远比“掌握在当时俄国任何可能由选举产生的会议手中，要安全得多，在一个被‘种植园主’及其朋友住在的‘立宪’会议中，农奴解放问题结局会怎样，是不难想象的”。俄国的这种例子确实证明，专制主义“能成为一种解放力量。这种力量通过‘打破根深蒂固的野蛮习俗的锁链’，可能为建立更加复杂的机构、开辟更加广泛和更加多样化的人类活动范围廓清道路”。
        在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尔·迈吉德于1839年接替了马赫穆德二世，迈向所谓的“新法律”的改革时期。这些改革最后导致了一个立宪反对派——青年奥斯曼人的崛起。青年奥斯曼人像大多数反对派一样，诞生于巴黎，其领袖纳米克·基马尔深受孟德斯鸠思想的影响，欲以宪政体质取代奥斯曼的专制主义。乍听起来，这些都是自由和现代的东西。然而事实上，纳米克·基马尔不得不求助于传统主义，以求找到某些能约束奥斯曼苏丹的办法。实际上，他成了一个反对“新法律”改革的伊斯兰教传统的卫道士。他争辩说，改革废除了旧的权力和特权而没有创立新的；苏丹应服从伊斯兰法规；奥斯曼帝国曾经拥有的代议制机构应当重新建立。他还说，马赫穆德二世于1826年废置的旧秩序的堡垒——禁卫军，实际上是“全国的武装协商会议”。多么奇特而又迷人的现代自由主义与传统多元论的结合！1876年，青年奥斯曼人成功推翻了苏丹，并迫使他的继任者采纳了一部以1831年比利时宪法为模式的宪法。然而该宪法仅生效一年作用，新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就于1878年解散了议会，重新建立起专制和改革两位一体的政权。
        本世纪初伊朗的立宪运动也是类似的一种传统主义和自由的结合，1896年，一个新的君主登上了伊朗的王伟，但他缺乏其前任那样的威望。许多波斯人也曾旅行海外，并吸收了有限政府的思想。1906年，伊朗突然爆发叛乱，国王被迫伴行了一部同样是以1831年的比利时宪法为蓝本的宪法。同样，推动这次宪政运动的班底也属于社会上形形色色势力的大杂烩，其中自由派人士包括学生、商人、知识分子，传统派人士则包括部落集团、宗教领袖和城市行会。伊朗宪法比奥斯曼帝国宪法更为成功，实际上它至今仍然有效。但是它的权威性却随着现代化和改革的速度而发生了逆向变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礼萨·汗在使其国家现代化的同时悄悄抛开了宪法。同样，他的儿子穆罕穆德·汗进行的最为意义重大的改革——1961至1962年的土地改革，也只是在他避开了宪法并解散了议会时才得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