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邑社会：人口构成与层级 社会层级形成 墓地-杂居 巩义稍柴遗址

二里头仅1号宫殿需要20w+个劳动日，这种以松散的纽带联系起来的诸社会集团，就逐渐在人力和物力整合为以二里头王都为中心的更为复杂的社会组织——广域王权国家。
龙山时代也有大规模的劳动动员，但即便是规模达280w平方米的襄汾陶寺城址，它夯土城垣保卫对象也应当是包含一般庶民在内的。此外随葬品丰富的大墓和一贫如洗的小墓在陶寺遗址共处于同一墓地。因此，它的劳动动员似乎也以超越身份差异的共同性为基础的。
作为统治者的贵族阶层，受盘剥的庶民以及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人构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从而也确立了国家权力的基础。
二里头遗址很少有统一安排死者的公共墓地。这些墓葬遍布遗址各处，表明当时人对死者并不“敬而远之”。同一空间内墓葬和房屋建筑往往相互叠压，暗示着人口的频繁移动。
人类学家主张，一个为死者专有的、界限明确的规划区域，表明这是一个具有直系血亲体系的社会共同体。早于二里头时代的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安阳晩商殷墟都发现了明确的宗族墓地。二里头遗址的埋葬形态与中国古代长期延续的这一丧葬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二里头的这种埋葬形态可能暗喻这里的居民彼此间缺乏直接的血缘关系。
突出于地面的高台建筑的出现，既与夯筑技术的成熟有关，又反映着事实上日益扩大的社会分裂。既是人们居住生活史上的一次大的革命，也昭示着国家社会和文明时代的到来。
二里头遗址的墓穴多为南北向，墓主人仰身直肢，头向北下葬。
随葬铜、玉礼器，一般还伴出漆、陶礼器，木棺，铺朱砂，墓坑面积2平方米，10余座。
随葬陶器，小件玉器，铜铃，有的有木棺和朱砂，墓坑面积1平方米。占正常墓葬的一少半。
随葬少量日用陶器或没有随葬品。一般不见棺木，无朱砂。面积0.8平方米以下，占正常墓葬一半以上。
非正常埋葬。被用作人牲或被随意掩埋、抛弃在灰坑中。有的尸骨不全，有的手脚被捆绑，做挣扎状。
在二里头文化墓葬中，是否拥有以酒器为主的礼器，是显示墓主人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指标。而青铜器、漆器、陶器共同组成酒（礼）器群，是处于青铜时代初始阶段的二里头文化埋葬制度乃至礼器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
松丸道熊提出，商周时代存在着由王朝都城“大邑”、从属于大邑的“族邑”及其下众多小的“属邑”组成的金字塔式的层累的聚落关系和社会结构，认为这种国家类型可以称为“邑制国家”。二里头时代已进入上述阶段，形成了金字塔式的聚落结构和众星捧月式的聚落空间分布格局。这与龙山时代以城址为主的中心聚落林立、相互竞争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除了二里头文化最末期以外的大部分时间里，出有青铜礼器的贵族墓只见于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都邑不仅垄断了青铜礼器的生产，也独占了青铜礼器的“消费”，即“使用权”。
考古发现表明，随着二里头大型都邑的出现，在其所处的洛阳盆地的中心地带出现了不少新的聚落，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较大型遗址相隔一定的距离均匀分布，总体呈现出大的网状结构。其中面积达60w平方米的巩义稍柴遗址地处洛阳盆地东向与外界交往的交通要道，除了作为次级中心外，应该还具有拱卫首都，资源中转等重要功能。
再向外，发现出有白陶或精致陶酒（礼）器的20多个贵族墓葬，都是所在小流域或盆地内的大中型聚落，应属中原王朝中心区各区域的中心性聚落。位于二里头遗址东70km的（巩义右边）荥阳大师姑城址则可能是二里头都邑设置在东境的军事重镇或方国之都。
有学者把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分为畿内地域和次级地域（王朝间接控制）。自二里头文化早期偏晚阶段开始，这支文化向北越过黄河，向东西方向也有所推进，南方力度最大。可能是王朝为获取青铜合金和盐等重要资源设立的战略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