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代：愤青郭嵩焘对洋风的不以为然

郭嵩焘还注意到，过常山以后的江浙，市面上都用洋钱，称为“花边”。这让他感受到了一种陌生的支配性力量的存在，有点不寒而栗，也有点愤怒。
晚年回忆自己当年见识浅薄时，郭嵩焘曾经为此忏悔。
光绪十一年（1885）四月廿二日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朋友李芋生说：“三代之兴，首隆礼乐，而授时为立政之本。中国圣人立教所以异于夷狄，扶阳抑阴、贵男贱女而已。明太祖定服，父母皆斩衰，乱阴阳之纪而礼坏，琴瑟皆失其传。而所用之乐多杂夷器，而乐亦坏。自利马窦用西法推测二十四气，相沿至今，自汉承用太初历二千余年，专用夏正，至明之季，中国相沿之正朔，已潜移为西法矣。此三大政，皆为用夷变夏之渐，是以可惧。”听到这种自以为卓越的滔滔之论，早已通达于此的郭嵩焘，不禁为之怃然。
于是，他记起自己乙卯年（1855）于杭州见邵蕙西（1810—1861，邵懿辰，又称位西，道光十一年举人），就是到杭州为曾国藩筹钱的这一次，他看“西洋书，言日不动而地动，颇以为疑”，邵蕙西为他解释。而自己还自以为高明地对邵蕙西说：“往来江浙屡矣，今日始知其人心风俗，皆有折入于夷之势。”蕙西请究其说，郭嵩焘说：“西洋人重女，江浙亦重女；西洋人好楼居，江浙亦楼居；西洋人好游，江浙亦好游；风俗人心皆急趋之。一代之兴，首定圜法，以转移天下货物，谓之国宝。江浙统而归之洋钱，上海商贾总汇，但知有洋钱而已，并不知有银钱。所用之洋钱且须申平，使驾出银钱之上。是国家制用之大经，皆暗移之洋人，此尤情势之显见者。”蕙西很平静地说：“此相沿数十年，不始今日。”郭嵩焘说：“如此，尤可危。或起自此一二年，犹亦力与挽回，为其机初动而根不深也，愈久乃愈可惧。”没想到，邵蕙西当年对于自己这种一知半解的说法，也不禁为之怃然。晚年对于西洋已经拥有全面认知的郭嵩焘，自嘲当年的无知与浅薄，但这样的无知与浅薄，多少年后却仍然在他身边的朋友中延续。那种对于西洋的揣摩和想象，就如同我们今天依然恐惧于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的破坏性和颠覆性，设想他们策动货币战争或者文化侵略，以图颠覆破坏，不知道我们同样可以顺势而为的道理。甚至，仍然有耸人听闻的舆论说，为了不被西方文化所左右，所钳制，我们大有必要改用中国的农历纪年，弃用公历，却不知世界已然一体，如何再区隔“夷”“夏”？而我们所用的农历，其实早已是中西文明交汇的产物，同样包含晚明传教士的心血和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