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美籍匈裔历史学家休格的研究，探索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东南欧中的匈牙利。（附译名问题探讨）

译者老师对匈牙利语词汇和人名的翻译存在问题和混乱，校对也存在失误，如果友邻们不想看探讨不足的这部分，请直接往下滑到摘录。（混乱是指一个翻译正文里的译词和索引里的译词居然不一样 索引里是“阿尔帕德”[索引里也还是有问题 例如前边是贝拉三世阿尔帕德，到格扎就变成了格扎阿帕德]。正文里却清一色的都是“阿帕德” ）
（问题是指 本书作者尽管提到一些专有名词时第一次会用到原语言拼写，之后再用英文，但是还是有些词汇在原书中一直以原语言使用的，而这些词汇译者直接生套英语发音了，会令人困惑的，接下来将举三个例子 中译本页码标记中P. 原书直接标记P. 当然，译本的翻译错误不止这三例就是了…尽管我理解一五一十的获知每个词的原语言发音是一件很累人的事，但如果不进行这种工作，读者是否会不知所措？例如将波兰的雅盖隆家族译作雅盖罗家族。）（已在国内约定俗成，为人所知的译名除外，然而译者有时也在这里出现错误。）
1.中P.134的vajda[P.145页]译者将vajda用英语发音译作瓦吉达，而不是更贴合匈语发音的沃伊道。（此译名的译法清详见2007年新华通讯社主编的《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第3007页）
2.中.P135的Géza（P.146）译者译作格扎，而非更贴合匈语发音且常见的译名盖佐（同上 第1122页）
3.中.P144的Bethlen（P.155）译者译作贝斯伦，而非更贴合匈语发音且常见的译名拜特伦（同上 第295页）
翻译挺辛苦的，校对也是，都是一件累事，不过我同时也认为，读者也有发现错误，并指出错误的权利与义务，共同促进译本的质量啊啊…
奥斯曼核心行省的“非典型”城市
“核心”行省若干类型的定居点并不完全符合本章迄今为止对城市的描述。我们只能讨论其中最重要的几种,因为要涉及所有类型的话，就必须撰写一份专门的研究报告。其中,边境定居点也是一类主要城镇,但相比之下，它们更多地属于下一章将要讨论的农村而不是城市。这类定居点主要位于与哈布斯堡家族领地接壤的地方。
从地理位置上说，离这些边境定居点最近的是匈牙利、斯拉沃尼亚(Slavonia)、东克罗地亚和北波斯尼亚的城镇。在奥斯曼帝国征服之前,所有这些地区要么属于匈牙利,要么交替归属于匈牙利、塞尔维亚或者波斯尼亚。因此，它们既不是典型的巴尔干城市，也不是真正的西方城市,尽管匈牙利的“皇家自由城”(royal freecities)已经与西方城市同步发展起来。大多数斯拉夫城市都是按照上述路线发展起来的,但有些城市获得了有吸引力的特权。最值得注意的是萨拉热窝这个几乎完全是穆斯林的城镇，它真正的“自治”到了不允许军队进人的地步。
通常来说,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半岛的占领并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永久破坏,尽管直到奥斯曼帝国站稳脚跟,主要军事道路沿线的生活仍不安全,偶尔发生的战斗也会造成严重破坏。这些破坏一般很快就得到了修复。蒂玛尔利需要农民来耕种土地，当原住民不再返回驻地，奥斯曼帝国就安置突厥人或强行将其他人迁徙到他们需要的地区。
持续不断的战争以及逃亡、匈牙利大平原与人口流动导致的诸变化。（注：马扎尔人即匈牙利人，是匈牙利的主体民族。）
当奥斯曼帝国进入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匈牙利时,情况与奥斯曼帝国第一次永久跨越达达尼尔海峡后的情形非常相似。附近有基督教国家——哈布斯堡家族的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民众可以逃到那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逃亡受到了贵族的鼓励,而贵族自己也选择携家眷逃亡。奥斯曼帝国没有14世纪曾拥有的那些人力来填补这一空白。此外,由于土地的性质,牧民定居在这些地区也是行不通的。
在多瑙河和蒂萨河(Tisza, Theiss)之间的大平原,即匈牙利大平原,根本就是一片贫瘠之地。在奥斯曼帝国到来之前,它曾支撑着相对庞大的人口(估计300万到500万),并生产出大量不同的谷物。然而,持续的森林砍伐已经到了威胁农作物生产用水的地步。农民必须准确了解如何在这种特殊条件下耕作。当这些农民逃离后,土地急剧恶化。缺乏管制的水源、沙丘和碱性平原将这里变成了荒芜的沼泽。在这种情况下，新定居的游牧民在小型齐夫特耕作，基本不可能生存下来。苏菜曼一世的第一次战役所造成的原初破坏本是可以修复的，但是，两个国王之间的内战、苏莱曼的多次干涉以及哈布斯堡与奥斯曼之间的战争(几乎持续到1699年)，使这些土地变成了永久性的战争前线，甚至今天还能看到这些战争造成的伤害。
长期的战争状态,加上水土流失和人口流动,使城市及其市民很难维持生存。许多马扎尔人和大多数德意志人效仿贵族和农民。离开了此地。奥斯曼帝国的主要行政中心，包括布达、佩斯、佩奇和塞格德，就像巴尔干半岛一样，吸引了必要的行政人员、驻军、工匠和商人。然而，与巴尔干半岛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原住民与之合作和共存。因此，这此地方成为真正的穆斯林城镇。布达大约有5000名居民，基督徒只有大约1500人。到1547年,布达的基督徒人数约为1000人,80年后降至70人左右。其他城市的原住居民数量也出现了同样的下降，但匈牙利南部城市的基督徒、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都有所增加。他们迁往巴奇卡(Bacska,Bakka)、巴兰尼亚(Baranya)、巴纳特(Banat)和今天的伏伊伏丁那(Vojvodina),以及已经有相当人口数量的斯拉沃尼亚。这种人口的变化产生了持久的历史影响。
这些迁徙很容易得到解释。匈牙利的“突厥”官员大多是波斯尼亚人，他们天生会说塞尔维亚语,几个世纪以来与塞尔维亚商人和工匠有过接触。尽管宗教将这此“突厥”官员与波斯尼亚人区分开来,但这两个群体有足够的共同点促成他们的合作。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在多瑙河以西和德拉瓦河(Drava)以北，塞尔维亚农民取代了逃亡的马扎尔人。在蒂萨河以东，大约今天罗马尼亚的克里什纳(Crisana)省，情况大体相同。马扎尔人要么逃到北方，要么进入特兰西瓦尼亚。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人数最多、生活条件最差,自然也会往空旷的地区搬迁，尽管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的特梅斯瓦尔和后来的纳吉瓦拉德的统治下并没有获得比在特兰西瓦尼亚更多的自由,但他们可以定居下来，成为农民，这在特兰西瓦尼亚不可能实现,那里稀疏的良田已经人满为患。这样一来，城市的性质不仅在多瑙河以西，而且在蒂萨河以东也发生了人口变化。
自治且独特的草原城镇（Mezővárosok）之历史概述
最令人感兴趣的情况发生在被摧毁的中部平原,那里不适合蒂玛尔,但仍是苏丹个人财产的一部分。15世纪下半叶，整体处于被奴役地位的匈牙利农民慢慢崛起。在大平原上，有几个村庄已发展成为农业城镇和商品买卖的中心。它们不是自由市,而是各种贵族的领地。但是,其居民已不被视为农奴,拥有某些权利,显然他们正在走向彻底解放,至少在“自由城镇”的意义上是这样的。
从法律上说,这些城镇[在拉丁语中称为“奥皮达”(oppida)],即匈牙利语中的“草原城镇”(prairie towns, mezővárosok)在1514年农民大起义后,因为匈牙利议会(Hungarian Diets)通过了大量反农民的法律法规，使农民失去了大部分权利和特权。尽管有法律规定,但当奥斯曼帝国在莫哈奇战役结束12年后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些城镇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由于该地区位于两条河流之间,是奥斯曼帝国第一次进攻的中心,居民们很难逃走。此外,因与贵族意见不一致,农民们也不想追随他们。因此，在这些奇特城镇周围发展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大约十几个草原城镇中，大克勒什(Nagykőrős)、凯奇凯梅特(Kecskemét)和寒格勒(Cegléd)成为最重要的城镇，也是当今匈牙利的主要城市。
由于奥斯曼帝国占领了匈牙利中部,这些草原城镇呈现出独特的发展状态。一方面，这些城镇试图生存、复兴，甚至扩大其特权。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也需要某种方式来利用这片荒芜的大平原。考虑到土地的恶化,唯一的方法是发展牧场式的畜牧业，这非常适合这片新形成的广袤荒原。当奥斯曼人来到三大草原城镇90中最重要的大克勒什时,合法拥有的土地约9.25万英亩，且大部分是牧场。到17世纪中叶，该镇通过收购周围荒废村庄的土地,将其土地面积增加到约46.6万英亩。必须认识到的是，这些土地被视为“米芮”(mırı),即奥斯曼政府的国有土地。它们要么被划为苏丹所有的各种皇室庄园,要么被分配给布达的贝勒贝伊作哈斯，但性质上属于城市,是城市的一部分。
这些城镇自然要缴纳土地税、人头税以及牲畜产品的什一税。全部城镇每年需要缴纳的什一税大约有8000-10 000头牛。仅瓦茨(vácz)海关一个月就有2000头牛经奥斯曼领地到哈布斯堡地区，而每年匈牙利向西出口的牛多达10万头,考虑到这些，就不得不承认这是真正的什一税。这些海关以及横跨多瑙河的渡口和桥梁都是租用的,为奥斯曼帝国政府带来了可观的收人。例如，位于切佩尔岛(Csepel Island,位于布达以南)的海关和渡口在1543-1546年的三年之间至少缴纳了60万阿克切的租金。这笔巨款表明了草原城镇在畜牧业及其贸易中的重要性。草原城镇繁荣起来。类似的城市还有大克勒什，在奥斯曼帝国占领之前，它有大约1500-2000名居民。在约150年后,居民数量恢复到这一数值。为了获得这些城镇经济生活的真实画面,必须将他们增加的土地、大规模的养牛业与他们的义务进行比较。1631年,大克勒什有四种类型的现金或实物关税，其金额为:
土地税约4.6万阿克切;
人头税约2.4万阿克切;
“牛肉税”约4.8万阿克切;
给布达贝勒贝伊运送羊毛的200辆运货马车的价值约1.7万阿克切;总计约13.5万阿克切。
必须认识到的是。“与我们得到的16世纪的数据相比，考虑到阿克切贬值的情况",城市税赋只是略有增加。显然,当城市的各种义务保持不变而收入增加时，城市生活变得富裕。
草原城镇也有其他不符合规律的特征。没有穆斯林定居者,因此也没有奥斯
曼帝国的艾赫或官员。这此城镇实行自治,当局的代表仅在收税的时候出现。他
们没有卡迪，只有有限的司法权,特定诉讼当事人不得不长途跋涉到其“司法上级’机构(即原来的封建领主)那里寻求裁决。
这种情况以及用奥地利货币计算税款的事实表明了草原城镇的另一个特性双重宗主权不仅影响着这此城镇，还波及边境周围的村庄。匈牙利贵族并没有放
弃奥斯曼统治下的领土的合法权利,甚至宜称有权在“他们的”奥斯曼领土上旅行
临时居住和免征税收。他们还提出了相应的收人和税收要求。奥斯曼帝国提出
诉,要对边境另一侧其边防警卫容易到达的地方征税。这些主张和反诉体现在奥
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家族之间以国家为基础的每一次谈判，以及与地方边境当局的每一次谈判中。结果是,在某些情况下,尽管那些想到对方控制的土地上收税的说法通常只是一个象征,但还是形成了事实上的双重征税。如果这个奇怪的体系只是影响了现实中的“边境”,在“边境”地区军队可以搞突然袭击并且“征税”,那么它就没有那么非同凡响了。然而，一旦这个体系触及远离边境的地区，如草原城镇因尽管这些城镇通常会无视其名义上的不在地主(absentee lord)],它就代表了在奥斯曼帝国“核心”行省独特的情况。
帕兰卡与模糊不清的边界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突厥语和匈牙利语都有“帕兰卡”(palánka)这个词。它有多种含义,但在三种语言中,有一个含义是相同的,即栅栏(palisade)。这并不奇怪，因为说这三种语言的人在数百英里模糊不清的边境守卫着栅栏,其中最长的一条边界从波斯尼亚北部开始,沿东北方向穿过萨格勒布以东的萨瓦河，径直向北延伸至今天奥地利和匈牙利边界以东的多瑙河。从这里开始,边界线沿多瑙河绵延一段距离后离开哈布斯堡家族控制区内的各个岛屿，然后穿过多瑙河,稍微向北移动，一直到达喀尔巴阡山脉的南坡。它沿着这座山，从今天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到达蒂萨河，然后继续延伸至喀尔巴阡山脉,基于不同的命名,在那里形成了南北分割线，恰好将现在的特兰西瓦尼亚一分为二,并最终达到这条沿线上的特兰西瓦尼亚一侧的南喀尔巴阡山脉,形成奥斯曼-特兰西瓦尼亚边界。这条线并不总是那么宽广，因为奥斯曼帝国拥有的土地在与哈布斯堡家族长期不断的战争中反复扩张和收缩,而且从未明确界定。事实上,很难用现代意义上的词来形容边界。尽管和平条约和停战协定总会界定边界,但实际存在的是一个边疆地区,类似于游牧民族的土地。
帕兰卡，边防与边境侵犯与边疆法则
生活在边境社会帕兰卡的边防战士与古老的加齐和阿克里托类似,因为他们大部分是散兵游勇,而不是由正规的军事部队组成的。有相当多的皈依者离开了基督徒组成的军队或基督徒生活的地区，住到奥斯曼帝国一侧,但没有形成在安纳托利亚存在的那种共生关系。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制定了某种“边疆法则”(frontiercode)。它不仅基于加齐传统，还基于最近的当地传统。在苏莱曼一世最终获胜之前，匈牙利人和奥斯曼人之间长期对抗,生活在多瑙河一萨瓦河沿线的波斯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形成了某种类似于边防意识的思想。马加什国王著名的“黑军”(black army)在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取得过几次胜利,，这就是他试图有系统地组织和利用这此边防战士的结果。哈布斯堡家族也有同样的想法,他们早在1522年就开始组织“军事边界”,最初在克罗地亚,后来在斯拉沃尼亚和巴纳特发展成为一个机构,并一直持续到1881年。有生力量“黑军”在马加什死后解体，奥地利的制度直到17世纪末才真正建立和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边境拓荒者过着自己的生活,遵循着自己的规则。大多数定居帕兰卡的“士兵”主要是为了谋生，如果可能,要让自己足够突出，以便转到正规军事机构。只要军队越过他们居住的地区，就算他们参与了重要的战斗。但他们总是无视奥斯曼政府与欧洲列强之间达成的任何官方“和平”。除此之外，他们也做不了别的。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生活在受灾严重的地区，人口稀少，几乎无法自给自足，更不用说那些薪酬微薄的驻军了。因此，突袭就成为保持身体和灵魂合二为一的必要条件。布达的贝勒贝伊和哈布斯堡的军事边境指挥官经常互相抱怨边境侵犯，数千封尚存的信件证实了这一点。以至于哈布斯堡政府和奥斯曼政府为这一问题进行了沟通,最有趣的是边境要塞之间或是帕兰卡指挥官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正是从这些交流中,边疆生活的真实画面浮现出来。
虽然确实发生了暴行,但显然，士兵们与其说是想消灭敌人，不如说是想收缴战利品和俘虏。他们重视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物品，包括囚犯在内的任何东西或任何人都可以转化为现金。一个死去的农民不能再从事生产，一个死去的士兵不能再交付赎金，一个完全毁坏的田地多年不能再耕作。因此，与正规军的冲突相比,生命在边疆地区变得更贵重。这种对生命以及各种各样具有特定经济价值物品的尊重,产生了双方都敬畏的边疆法则。
边疆地带下的共存与尊重
虽然以军事为主导,但边疆生活依然是乡村生活。边疆主要由一个个临时的村庄组成,那里的居民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受到聚集在要塞甚至更小的帕兰卡的边境士兵的保护和威胁。但很重要的是,没有太多人参与这种奇怪的乡村生活。除了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某些地区外，只有在边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才发展出一种对彼此习惯和生活方式的特定理解,对双方来说,原本严酷的生活得到了宽慰。此外,如果没有这种理解和相互观察的行为模式,对人类生命和自然资源的破坏将比以前更大，恢复将变得非常困难,可能需要几个世纪，甚至不可能。结果正是在这一边疆地带,敌人之间相互尊重,并且出现了人道主义行为的迹象,尽管可能是微不足道和偶发的。
毁灭性的瘟疫与“匈牙利病”
虽然与军队或土匪同行相当安全,但人们依然没有摆脱疟挨和传染病等古北的健康问题,如16世纪肆虐整个欧洲的瘟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瘟疫造成了严重的伤亡,但直到16世纪中叶,鲁梅利亚的人口增长非常迅速。与此同时，在布达和特梅斯瓦尔的埃亚雷地区，人口数量急剧减少,特别是在16世纪下半叶。匈牙利大平原及其众多的新沼泽和半沙漠地区产生了携带多种疾病的昆虫，使多珊河和蒂萨河之间的土地成为当时欧洲卫生状况最差的地区。在1526—1699年间，因各种传染病而丧生的人数多于在哈布斯堡与奥斯曼进行的无数次战争中丧生的人数。在德国,他们的军队大多从那里来，人们开始谈论“匈牙利病”,直到1866年俾斯麦在谈到平原上的健康状况时还用了这个说法。当时他正试图说服毛奇(Moltke),科尼格拉茨战役(the Battle of Koniggratz)后必须在敌人撤退到匈牙利之前缔结和平。
特兰西瓦尼亚与匈牙利-罗马尼亚
特兰西瓦尼亚最早出现在有关达契亚的历史记载中。公元1世纪末，罗马人攻陷达契亚，并从公元105年统治到公元258年。达契亚人留下了大量的考古遗迹，并被罗马尼亚人视为祖先。在罗马统治时期，他们接受了征服者的语言,现代罗马尼亚语由此发展而来。这种罗马时代拉丁化的说法一直受到匈牙利人的质疑，他们认可达契亚人确实在罗马人统治时期生活在特兰西瓦尼亚，甚至愿意承认达契亚人可能已经学会了统治者的语言。但是,匈牙利人声称,达契亚人要么是在罗马人迁往多瑙河以南的时候离开的，要么就是在罗马统治结束到匈牙利人于9世纪未出现之间消失的。因为在这漫长的儿世纪里,他们无法与在此期间统治特兰西瓦尼亚的哥特人、何人、格皮德人(Gepids)、阿瓦尔人(Avars)和保加尔人相抗衡。匈牙利人声称罗马尼亚人是在12世纪，尤其是13世纪从多瑙河以南返回了此地。
为了表达这此相互矛盾的观点，双方费了很多笔墨、伤了感情。毫无疑问，当罗马人征服这片土地时，达契亚人生活在特兰西瓦尼亚，他们完全有可能在罗马人统治的150年里学会了更文明的征服者的语言。同样合理的假设是,那些最适应罗马价值观的人跟着罗马军团离开了，而大部分留下来的人湮灭在随后6个世纪的动荡生活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到9世纪末,特兰西瓦尼亚就没有达契亚-罗马尼亚人(Daco-Romanians)了。相反,可能还有一些达契亚人，但他们的数量肯定比罗马人到来时少得多。他们的存在可以解释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罗马尼亚人不断从多瑙河以南重新移民到这里，因为多瑙河以南远没有多瑙河以北安全,生活在多瑙河以南的罗马尼亚人会通过亲戚寻找更安全的地方。换言之,我相信罗马尼亚人有权要求继续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但匈牙利人也是对的,他们指出,生活在那里的罗马尼亚人在12-13世纪急剧增加。不管真相如何,毋庸置疑的是,当特兰西瓦尼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国时,罗马尼亚人至少占了其人口的一半。
公认的匈牙利人征服匈牙利的时间是896年。但有关他们从匈牙利平原向东、经西部山区边界进人特兰西瓦尼亚的时间还不太确定。其间有多次迁移,共持续了大约一百年,最终的征服是在1003年。当时,古罗马的阿普鲁姆(Apulumm),即今天的阿尔巴。尤利亚(Alba lulia),变成了由圣斯特凡(St. Steven)任命的特兰西瓦尼亚的统治者、匈牙利卡穆斯(comes, ispán)的住所久拉费耶瓦尔(Gyulafehérvár）。在这一任命之后,特兰西瓦尼亚与匈牙利的历史开始并行发展，包括贵族统治下的其他人口的增长，以及将国家划分为多个郡，每个郡由国王任命的一名卡穆斯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匈牙利各郡发展成为贵族统治的行政区。特兰西瓦尼亚的发展则有所不同。
瓦伊达（即vajda的匈牙利语音译）与“三个民族”（即匈牙利人 塞凯伊人 萨克森人）和罗马尼亚人。
匈牙利人并不是最后一个从欧亚大草原向西推进的民族,特兰西瓦尼亚成为匈牙利王国的东部防御区。它被置于一名皇家特别官员瓦吉达(vajda,即沃伊沃德)的管辖之下。瓦吉达获得了几乎仅次于国王的独立权力，早在1263年就有权为1457个特兰西瓦尼亚郡任命管理者。除了克罗地亚的班(ban, banus),瓦吉达是国王唯一的官员，他实际上在王国内部管理着一个小王国，只要得到王室的同意,他甚至可以在自己的管辖区举行集会。这不仅使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贵族享有特殊地位，而且使他们成为特兰西瓦尼亚三个“民族”中的第一民族的成员。“民族”(nation, natio)不代表现代民族国家,它只是指一个群体一一在此特指匈牙利贵族一一他们拥有充分的政治和法律权利。到14世纪末，这个第一民族的成员中出现了几个非匈牙利人家族。著名的匈雅提家族就是罗马尼亚裔家族成为匈牙利“民族”成员的最好例子，
匈雅提家族的例子说明了罗马尼亚人面临的问题。毫无疑问,在我们看来，匈牙利人的价值观不是今天意境下的民族观念，而是封建主义的观念，即一旦圣斯特凡接受了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价值观和基督教，他就会审视特兰西瓦尼亚的居民，不管他们的种族亲缘如何,都要走封建的等级路线。当匈牙利人采用这一制度时，,旧的领导阶层在政治上就获得了贵族身份,但当时罗马尼亚人还没有这种成分。
当罗马尼亚人从较低的社会阶层上升到较高的社会阶层时一一尤其是在匈牙利统治的最初几个世纪，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算太难一一他们会自动成为所提升到的阶层的一员，并把其余民众抛在后面,因此不可能发展成为中世纪意义上的“民族”。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和其他问题也随之增加，直到罗马尼亚人成为唯一没有“民族”的人。此外,在特兰西瓦尼亚获得独立时,所有取得这种地位的人都认为他们不适合成为一个整体。
除了匈牙利人之外,所谓的萨克森人(Saxons)和寒凯伊人(the Székelys, secui,szekler)也有自己的民族。这两个民族中,后者很难从种族上定义。根据传统,他们是匈人从欧洲撤退时留下来的后人。虽然他们第一次出现在文献中时说匈牙利语.并且在种族和语言上与匈牙利人有明显联系,但他们不是9世纪从欧亚大草原迁至匈牙利的那些人中的一部分。他们先是住在特兰西瓦尼亚东南部自己的公社中,后来生活在郡里。他们履行边防警卫的职责,作为交换，他们享有完全的自治权,被视为贵族,可以选择自己的卡穆斯。他们的生活方式，,即使不算部落生活,至少也是按照公社组织起来的原始的游牧生活。因此，他们中的任何人都很难成为大领主或大地产的所有者。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过着自己的生活,遵循着自己的传统习俗和规则。自匈牙利的封建统治之初，他们就被视为贵族，自动成为特兰西瓦尼亚的第二民族,他们必须服从国王和瓦吉达,但他们通过自己的卡穆斯与国王和瓦吉达沟通。他们不纳税，并每年从自己的公社中选出当地官员。就在特兰西瓦尼亚成为一个独立公国之前,他们成了各方争夺的焦点。
萨克森人有权选择自己的卡穆斯,他们只对瓦吉达和国王负责,并用500“马克”(“mark”)换取了财政税的豁免权,马克是国王贝拉三世(Béla Ill, 1172-1196年在位)时期使用的货币单位。萨克森人的兵役固定为境内服役500人，境外如果由国王率领则为100人,如果由其他人率领则为50人。此外，他们有权选举自己的牧师和法官，只有在法官无法解决争端的情况下，他们才会上诉到皇家法庭。他们也有权经营自己的集市,并去往国内任何地方的其他集市进行交易，而且税费都是免除的。《安徳烈亚努姆》把萨克森人提升到了特兰西瓦尼亚第三“民族”的地位。
这三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政治和教会组织，并在自己的事物中实行自治。匈牙利人和塞凯伊人从一开始就有了自己的贵族，很快萨克森人也有了自己的贵族并发展出一个规模可观的特权群体,即格雷夫人(the gräves)。随着萨克森人城镇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的重要成员成为这个“民族”真正重要的组成部分。
到1526年,特兰西瓦尼亚诸多方面的发展使其顺利成为一个公国。瓦吉达们拥有巨大的权力，并且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还拥有塞凯伊人卡穆斯的称号。三个“民族”虽然在匈牙利议会中拥有代表,并受该国法律的约束,但早在14世纪,他们就拥有自己的议会了。这一独立性因三个民族的正式联盟以及扎波里耶作为最后一个强大瓦吉达的行为而得到加强。这三个“民族”仍然是特兰西瓦尼亚的“政治”民族，社会阶层保持不变。其结果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他们在特兰西瓦尼亚存续期间成为一种独特的政治安排。
作为长时期匈牙利与特兰西瓦尼亚基本法的韦尔伯齐《三一法典》
在国王的命令下，经过多年的努力，斯蒂文·韦尔伯齐[Steven (Istvan)Werböczy]向议会提交了他的匈牙利法律汇编，该议会于1574年对草原城镇奥皮达和农民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措施。这部法律汇编之所以被称为《三一法典》(Codex Tripartitum),是因为它有三个主要部分。该法典为国王和议会所接受，但由于一些强大巨头的反对，从未正式颁布。然而,在三年后,韦尔伯齐在维也纳出版了这部法典,并成为王国的基本法。它的影响非常大，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充当着“法律”的角色。议会所做的不过是制定与之相符的解释和条例。在某种程度上，这种151关系类似于奥斯曼帝国的沙里亚和卡努法之间的关系,尽管《三一法典》从未产生什么宗教意义.
当这部新法典成为匈牙利的基本法时，特兰西瓦尼亚还是匈牙利的一部分，该法典也为其所接受。但与匈牙利分离后，它不仅仍然是特兰西瓦尼亚的基本法典，而且与匈牙利人相比,特兰西瓦尼亚议会更严格地限定自己仅扮演法律解释者的角色。其结果就是,特兰西瓦尼亚遵循着与匈牙利王室相同的法律,而匈牙利是一个屡次与之发生战争的国家。
虽然哈布斯堡统治时期的《三一法典》及相关事件影响了匈牙利国王及其政府
的地位,但特兰西瓦尼亚的君主、瓦吉达的继承人依然保留了之前的绝对权力，且不受免职的威胁。绝对权力,加上议会将自己的职能局限于法律解释的倾向,使君主们实际上成了绝对的统治者。由12个人组成的议会很难充当遏制君主权力的工具,因为其成员是由君主任命的,可以由君主随意罢免。
特兰西瓦尼亚的“双重附庸”性质
然而,这些几乎无所不能的统治者也不过是附庸,并且不是一个君主的附庸，而是两个强大君主的附府:匈牙利国王和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这种双重藩属是16世纪和17世纪的独有现象,但特兰西瓦尼亚从未把它当回事儿。他们奉行自己的政策,并反复与两个领主作战。
“特兰西瓦尼亚的七宗罪”：“四种公认的宗教”、“三个民族的联盟”。
三个宗教
匈牙利的改革史大体上与中欧的宗教改革运动同时发生。有趣的是,它最早的保护者是拉约什二世的妻子、哈布斯堡家族的玛丽女王。她在匈牙利人中不受欢迎,这使得路德教起初很难传播，仅限于斯洛伐克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德意志定居者。在特兰西瓦尼亚，布拉索夫的约翰・霍恩特鲁斯(Johann Honterus)成为路德教的伟大信徒，他首先占领了这个城市，之后很快又占领了大部分萨克森人居住的地区。宗教改革运动由此从萨克森人传播到匈牙利人。这种发展首先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约翰・扎波里耶虽然仍然是罗马天主教徒,但在宗教事务上表现出极大的公正性,这源于他曾因是奥斯曼人的盟友而被逐出教会。到伊莎贝拉女王重返特兰西瓦尼亚时,尽管大多数贵族及其家族仍然是罗马天主教徒,但绝大多数非罗马尼亚人口都已成为路德教徒。
到1556年，加尔文教不仅出现在匈牙利，德布勒森(Debrecen)变成了它的中心，其主要传教者是马丁·卡门尼奇[Martin(Márton) Kálmáncsehi],而且还出现在了特兰西瓦尼亚。当年，卡门尼奇在科洛兹瓦尔组织了第一次宗教讨论会,但他没有收到任何门徒。三年后,他的继任者彼得・米卢什-朱哈什(Péter Méliusz-Juhász)将科洛兹瓦尔的神职人员转变为加尔文教徒。到1564年，大多数匈牙利人都成为加尔文教徒,而萨克森人坚持他们的路德教信仰,并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教会。
1564年,特兰西瓦尼亚议会通过了一项新法律，赋予“科洛兹瓦尔教”(Religion of kolozsvár)和“塞本教"(Szeben, the Lutheran,即路德教)与罗马天主教徒平等的权利。每个地方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但那些遵循其他信仰的人有权留在自己的城镇，自由地信奉自己的宗教。但这一非凡的宽容法令并没有延伸到东正教信徒、犹太人或少数亚美尼亚人身上。1564年颁布的法令实际上是按照“三族”模式的“三种公认的宗教”。其他宗教被容忍，但信徒没有权利，神职人员也没有特权这一显著的发展是基于统治者约翰-西吉斯蒙德的同情心才得以实现的,他的主要兴趣是神学。他的首席顾问迈克尔·科萨基(Michael Csaki) 和他的私人医生意大154利人乔治·布兰德拉塔(George Blandrata)也强烈地影响了他的新教倾向。
第四个宗教与三个民族 特兰西瓦尼亚社会的特征
巴托里之后,民族和宗教开始融合。萨克森人是路德派教徒,塞凯伊人是一位论派教徒,匈牙利人是加尔文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这不仅使“民族”之间的分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而且还在本可以改善罗马尼亚人命运的道路上设置了双重障碍。1572年,巴托里承认阿尔巴尤利亚为古老的东正教主教区。然而，东正教的存在只是被容忍，反宗教改革的运动使其运作变得非常困难。实际上，要让这个主教区带头改善东正教信徒的地位是不可能的。
总之，约翰-西吉斯蒙德去世时,特兰西瓦尼亚的基本法律制度已经确立。它有二个君主,是两个国家的附庸,但其统治实际不受议会的约束。它有一套双重法律,即《三一法典》以及自身立法机构或君主通过的法律。最后,它有一个独特的社155会和政治制度,建立在三个民族的联盟与承认四种宗教的基础之上。这里与早期的瑞士有一种模糊的相似之处。在瑞士，寡头统治、信仰路德教的德国人、信仰天主教的意大利人，还有日内瓦的加尔文教徒,都得到了群山的保护。但也有一个很大的差异,与早期瑞士不同的是,至少有一半特兰西瓦尼亚的人口,即东正教罗马尼亚人,被排除在国家的政治、社会和宗教结构之外。
斯蒂文·巴托里（匈牙利语称为巴托里·伊什特万）
巴托里时期开局顺利。斯蒂文·巴托里是一个学识渊博、有着杰出的外交和军事才能的人，但他也是一个非常强硬甚至残暴的统治者。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是在波兰度过的,在那里，他是波兰最伟大的国王之一。对波兰、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来说，他去世时没有留下子嗣可能是不幸的。他在波兰的所作所为确保了他能青史留名，而一旦成为特兰西瓦尼亚的君主,他亦能迅速恢复特兰西瓦尼亚的秩序。起初，他亲自统治公国,1576年移居波兰后,通过他的兄弟克里斯托弗统治,最后又通过他的侄子西吉斯蒙德统治，但每个人都把他视为君主。他的威望创造了一段平静繁荣的时期，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独立史上，只有一个时期能与之相提并论。
匈牙利历史学家认为斯蒂文·巴托里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懂得特兰西瓦尼亚的独立是“未来强大的匈牙利”所必需的,他认识到哈布斯堡家族和奥斯曼帝国同样危险,而来自哈布斯堡的危险更为紧迫。这就解释了史学家为什么看好巴托里中立但稍微偏向奥斯曼的政策。很明显,巴托里确实在两个大国之间进行了非常巧妙的斡旋，一方面与奥斯曼帝国保持和平，另一方面不断将枪口对准哈布斯堡家族。但实际上从他成为特兰西瓦尼亚统治者的那天起，他对波兰事务的干涉就使人们很难接受对其政策的这种解释。诚然，任何匈牙利爱国者，即使是没有个人野心的人，也会反对哈布斯堡家族夺取波兰王位的企图,但我们永远无法确定巴托里在这种情况下儿乎不会采取任何其他行动的动机。他的举动更像一个聪明而且野心勃勃的人，试图在波兰和重新统一的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的王位上,缔造个自己及其家族的处于欧洲事务最重要位置的新权力结构。
乔治一世拉科齐（匈牙利语称为拉科齐·捷尔吉一世）与加布里埃尔·贝斯伦（匈牙利语称为贝特伦·加布里埃尔）
随着加布里埃尔·贝斯伦的加入，特兰西瓦尼亚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开始了。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他的继任者乔治一世拉科奇(George I Rakoczi)于1648年去世。他们都是能干的人，是优秀的士兵和管理者。他们也都成为欧洲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在三十年战争中为新教徒一方战斗。他们的能力和重要性不容否认。按照匈牙利历史学者的说法,即他们的行为拯救了匈牙利的新教，甚至挽救了匈牙利在哈布斯堡王朝稳步发展的特殊地位,这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两人的动机令人怀疑,原因有二: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匈牙利的爱国主义。两人都有伟大的计划,并设想自己将登上匈牙利和波兰(甚至是靡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王位。就像伟大的斯蒂文·巴托里,他们梦想着建立一个伟大的中欧帝国。除此之外,他们的许多举动都无法用任何其他理由解释。考虑到欧洲的总体情况和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已相当成功,尽管他们从未获得想要的一切。贝斯伦被选为匈牙利国王，但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外交家，没有为自己加冕,而是利用自己的优势,在1621年的《尼科尔斯堡和约》(Peace of Nikolsbourg)中争取到了哈布斯堡家族的极大让步。两位国王在多瑙河公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们的统治下,多瑙河公国产生了共识。而奥斯曼帝国无法有效阻止其“附庸国”的这种权力游戏。
这两个特兰西瓦尼亚人仿效巴托里的做法,通过没收土地财产发家致富,并建立完全独立的土地财产和议会,使得他们能够按自认为合适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他们的士兵大多是雇佣兵,靠其不断增长的财产获得收入，因而不受特兰西瓦尼亚当局的管辖。这至少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让民众免除军事责任。他们两人(特别是贝斯伦)对文化感兴趣。在他们的统治下,重商主义在特兰西瓦尼亚出现，大大增加了国家收人和与多瑙河公国间的贸易。乔治一世拉科奇去世时,特兰西瓦尼亚是一片繁荣的土地。所有人都承认它是独立的，它是所有欧洲朝廷都看重的一方力量。
特兰西瓦尼亚的生存与独立
奥斯曼帝国在那里的领主地位比在多瑙河公国要弱得多。直到1658年，页品从未超过4万杜卡特。与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儿亚相比,这个数额微不足道(参见表6.1)。此外,特兰西瓦尼亚没有负担特别税，既不必像东边的领地那样不断贿赂伊斯坦布尔，也没有义务以固定数额和固定价格向奥斯曼帝国“定向出口”。因此，在斯蒂文·巴托里、加布里埃尔，贝斯伦和乔治一世拉科齐的统治下,特兰西瓦尼亚经济繁荣。最后,与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相比，当奥斯曼干涉特兰西瓦尼亚事务的时候，它的君主们,特别是西吉斯蒙德。巴托里和乔治二世拉科齐,开始了真正危及奥斯曼帝国利益的冒险活动。特兰西瓦尼亚塑造自己命运的机会比奥斯曼在国的其他两个附庸国要大得多,而且在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接触中可以经常非常巧妙地利用奥斯曼帝国的领主地位。
哈布斯堡王朝的干预,无论是帝国扩张还是反宗教改革，都比奥斯曼帝国对特兰西瓦尼亚事务的干涉更危险。但即使如此,哈布斯堡王朝从未以全部力量针对特兰西瓦尼亚,因为皇室的许多其他利益以及匈牙利王室各党派之间的分裂一直阻碍着哈布斯堡王朝集中力量对付特兰西瓦尼亚。如果处理得当,即使面对这种危险,特兰西瓦尼亚也可以成功应对。
特兰西瓦尼亚与多瑙河公国的关系
如前文所述,特兰西瓦尼亚与多瑙河公国的关系远不止是简单的商业关系。鉴于三个公国的地理位置和共同的问题，它们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合作是不可避免的,尽管特兰西瓦尼亚、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君主从未恰当地利用过这种合作。虽然多瑙河流域局势的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重大政治合作的原因,但相对稳定的特兰西瓦尼亚未能发挥必要的积极领导作用也是一个原因。不过，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被罗马尼亚人统治，特兰西瓦尼亚被匈牙利人统治，这一事实不应归咎于缺乏合作。民族主义在本章所讨论的儿个世纪里并未成为一股力量，虽然特兰西瓦尼亚的统治阶层确实看不起他们的罗马尼亚农奴,但双方都没有会阻碍政治和军事层面合作的“民族仇恨”。
历史学家对特兰西瓦尼亚外交事务的诠释，以及贝斯伦（贝特伦）和拉科齐家族的起家之地帕提姆（匈牙利语称为利塞克 Részek 是指近代早期匈牙利王国与当代的一个历史和地理区域，由匈牙利本土的东部和东北部组成。一战后的《特里亚农条约》将这区域一分为三，这片区域大约有60%在罗马尼亚，20%在匈牙利，20%在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在二战后被移交给苏联，现位于乌克兰。）
正是出于绝对君主在外交事务中的压倒性利益，人们才发现了特兰西瓦尼亚失去独立存在所固有的机会的主要原因。它的所有君主都在打仗。约翰·扎波里耶的战争基本都是防御性的,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而他的继任者们的战争则主要是侵略性的。在这方面，像西吉斯蒙德、加布里埃尔・巴托里和乔治二世拉科齐这样的无能者与最能干的斯蒂文。巴托里、加布里埃尔·贝斯伦和乔治一世拉科齐没什么区别。
历史学家,主要是匈牙利历史学家，就这些持续不断的侵略战争提出了几种解释。他们指出,特兰西瓦尼亚地处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和波兰之间，但处境要比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好。特兰西瓦尼亚的君主明白，领导东南欧人民进行斗争是他们的命运和责任。他们在解释特兰西瓦尼亚人的战争时强调了宗教原因再提到这此君主的匈牙利爱国主义精神,并强调这此战争阻止了哈布斯堡这个超级大国从宗教和政治上对匈牙利王室的完全征服和同化。毫无疑问,这此观点很有道理。人们不应忘记，贝斯伦和拉科齐家族并不是特兰西瓦尼亚人，他们起家的地方在帕提姆,因此他们对发生在匈牙利王室的事件深感兴趣。
虽然个人野心和建立王朝的愿望无疑在特兰西瓦尼亚君主们不切实际的政策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君主也是从他们无法忘记的“遗产”开始的。他们继承了扎波里耶,扎波里耶与他的第一批继承人有亲属关系，他曾被选为匈牙利国王,因此巴托里家族对匈牙利王位有一个不甚明朗的要求。斯蒂文。巴托里成为波兰国王后,他的家人和拉科齐家族的人遂相信他们也有权进入这个王国。在现代欧洲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君主自愿放弃对土地的所有权，特兰西瓦尼亚也不例外。他们的野心有所谓的法律依据,在宗教战争的年代里，他们的国家实行了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的宗教宽容政策,因此，他们可以相对容易地扩张其野心。在历史学家们的解释中加人这些情况以及君主们的个人野心，就有可能更好地理解巴托里、贝斯伦和拉科齐的行为。
然而，一个基本缺陷仍然存在。即使是有能力的君主也被他们的目标蒙蔽了双眼,没有意识到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而且,这此君主的行动削弱了他们的权大基础,并使得特兰西瓦尼亚能够发挥预期作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正是这种误判和对权力的渴望摧毁了“三个民族”的力量,削弱了特兰西瓦尼亚人的凝聚力。同时这种误判也破坏了行省的经济，当乔治二世拉科齐的第一次严重失败使特兰西瓦尼亚失去任何恢复能力,并导致其独立生存迅速终结时，这种情况变得显而易见。特兰西瓦尼亚的统治者把他们的政策建立在一个愿景上，而不是现实上。这是他们政治制度的根本缺陷。
“七宗罪”与奥斯曼人带来的变化
如果杜布罗夫尼克捍卫独立是因为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系，那么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的独立要归功于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家族的对抗。奥斯曼帝国“保护“下的附庸国并不都像杜布罗夫尼克那么幸运,特兰西瓦尼亚就不断受到哈布斯堡军队的人侵。奥斯曼军队的人侵是某些特兰西瓦尼亚君主所采取的政策造成的，因为他们的决策往往不计后果,其明智程度远不能与杜布罗夫尼克元老院相比。尽管特兰西瓦尼亚仍以西方为导向,但其社会问题还是源于自身的“七宗罪”，而不是引人的奥斯曼体制。当然，奥斯曼人的到来也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最重要的还是它与东方贸易的重新定位,特别是与多瑙河公国的贸易，这使得三个地区之间建立了持久的联系。奥斯曼帝国开创的独立年代也加剧了特兰西瓦尼亚与匈牙利其他地区在社会和政治事务上的差异，而在其他情况下这或许不会发展至如此显著的程度。在特兰西瓦尼亚，奥斯曼帝国的影响是间接的,但具有重大和持久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