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以群分 E综合征 |（dehumanization）“ 去人化” p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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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削弱了伤害他人带来的情绪反应呢？
神经外科医生伊扎克·弗里德（Itzhak Fried）指出，放眼世界各地的暴力事件，你会发现相同的行为特征无处不在。
人们的大脑似乎不再正常运行，而是进入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他提出，就像医生能在肺炎患者身上发现咳嗽和发热症状，人也可以在施暴者身上寻找并识别出具体的行为：“E综合征”。按弗里德提出的理论，E综合征的特征在于情绪反应减少，令暴力行为能反复出现。还有“超唤起”（hyperarousal），德国人称之为“陶醉”（Rausch），即进行暴力行为时的飘然得意感。E综合征还会集体传染：如果人人都这么做，它很快就扩散开来。
如我们早前所见，看到他人的疼痛，会激活人自己的疼痛网络。这是共情的基础。好了，现在可以把有关共情的问题推入下一阶段了。确定了上述基准条件后，我们做了一点非常简单的调整：屏幕上仍然出现六只手，但每只手都配上了名词标签，分别是“基督教徒”“犹太教徒”“无神论者”“穆斯林”“印度教徒”“科学教徒”。一只手的图像被随机选中，接着被放大到屏幕中央，手会被棉签擦拭或被针头扎。我们的实验问题是：看到“非我族类者”疼痛，你的大脑是否同样在乎？
我们发现相当大的个体差异，但平均而言，看到自己群内人疼痛，人的大脑表现出更强烈的共情反应；而当疼痛者是群外人，大脑的反应较弱。考虑到这些只是一个名词标签带来的作用，结果不可谓不明显：只需要很少的东西就够划定族群了。
对人基本地分个类，就足以改变你的大脑对另一个人疼痛的前意识反应（pre-conscious response）。好吧，或许有人对按宗教划分有些看法，但这里有更深层的一点值得注意：在我们的研究中，就连无神论者，对标有“无神论者”的手的疼痛也表现出了更强的反应，而对其他标签的共情反应较弱。故此，究其根本，研究所得的结果和宗教无关，而在于你属于哪一支队伍。
可见，人们对群体外成员的共情较弱。但为了理解暴力和种族灭绝这类事情，还需要更深入一步，去探究“去人化”（dehumanization）。
这位参与者看到自己群内人疼痛后，其大脑的前扣带回出现了很强的神经反应。当他看到群外人疼痛时，前扣带回却不怎么活跃。
荷兰莱顿大学的拉萨纳·哈里斯（Lasana Harris）开展了一系列实验，带着我们更进一步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哈里斯想要寻找大脑社会网络中的变化，尤其是内侧前额叶皮质的变化。在人与他人进行互动、想到他人的时候，这一区域会活跃起来，但如果我们应对的是无生命物体，如咖啡杯，它就不会活跃。
哈里斯给志愿者看了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照片，如流浪汉或瘾君子等。他发现，人们看到流浪汉时，内侧前额叶皮质的活动较少，更接近看物体时的状态。
他指出，关闭了把流浪汉视为人类同胞的系统之后，人就不会再因为没给钱而感觉糟糕，不会再体会那种不愉快的压力了。换句话说，流浪汉被“去人化”了：大脑看待他们更像是物体，不再像是人。这不足为奇，这样一来，人就不太可能体贴地对待他们了。哈里斯解释说：“如果你不能好好地把人当人看，专为人类保留的道德准则也就用不上了。
“去人化”是种族灭绝的关键组成元素。一如纳粹把犹太人看成东西而不是人
只有经过大规模的“去人化”，种族灭绝才有可能发生，而洗脑正是完成大规模“去人化”的完美工具：它直接侵入了负责理解他人的神经网络，调低了我们对他人的共情程度。
我们已经看到，大脑会受政治议程摆布，将他人“去人化”，从而暴露出人类行为最阴暗的一面。能不能为大脑设置程序避免这种情况呢？20世纪60年代，美国一所学校里进行的实验说不定提出了一条可行的途径。
那是1968年，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遭暗杀后的第二天。艾奥瓦州一座小镇上的老师简·埃利奥特（Jane Elliott）决定在课堂上展示偏见是怎么一回事。简问自己班上的学生是否明白因为肤色就遭人评判是什么感受。同学们大多觉得自己明白。但她拿不准，所以就发起了一场日后注定要名垂青史的实验。她宣布，在这间教室里，蓝眼睛的学生是“更优秀的人”
简·埃利奥特：棕眼睛的人不能使用饮水机。你们必须用纸杯。棕眼睛的人不能跟蓝眼睛的人一起在操场上玩，因为你们没他们那么优秀。教室里棕眼睛的人要戴项圈，这样我们就可以从远处判断你们的眼睛是什么颜色。打开教科书127页……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嗯，大家都准备好了，可劳里还没准备好。准备好了吗，劳里？
学童：她是个棕眼人。
简：她是个棕眼人。从今天开始，你们会注意到我们老是会花大量时间等待棕眼人。
过了一会儿，当简四处寻找她的码尺时，两个男孩开口了。雷克斯·科扎克（Rex Kozak）告诉她码尺在哪儿，而雷蒙德·汉森（Raymond Hansen）热心地提议：“嘿，埃利奥特老师，您最好把它在桌上放好，以防棕眼人控制不住。”
最近，我和雷克斯与雷蒙德这两个男孩见了一面，他们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他们都有着蓝眼睛。我问他们还记不记得自己第一天的行为是什么样的。雷蒙德说：“我对自己的朋友们很坏。为了让自己得到表扬，我刁难自己的棕眼朋友。”他回忆说，自己当时一头金发，眼睛也很蓝。“我简直就是个完美的小纳粹。我想方设法地捉弄那些几分钟、几小时之前还跟我非常亲近的朋友。”
第二天，简翻转了实验设置。她向全班宣布：
棕眼人可以摘下项圈了。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把项圈给一个蓝眼人戴上。棕眼人可以多休息5分钟。蓝眼人任何时候都不得接触操场上的器械。蓝眼人不得跟棕眼人玩耍。棕眼人比蓝眼人更优秀。
雷克斯这样形容翻转之后他的感受：“那夺走了我的一切，我的世界前所未有地崩塌了。”雷蒙德被分到“下等”组之后，感觉到深深的失落，他没了人格和自我，他觉得自己几乎没法正常行动了。
生而为人，我们学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换位思考。但孩子们通常得不到有效的锻炼，让他们能换位思考。当一个人被迫去理解站在别人的立场是什么样时，就打开了新的认知途径。经历了埃利奥特夫人的教室实验，雷克斯更加警惕地反对种族主义言论，他记得自己对父亲说：“那是不对的。”雷克斯温柔地回忆起了那一刻：他感觉自己坚定不移，作为一个人，他在逐渐改变。
蓝眼睛/棕眼睛实验的天才之处在于，简·埃利奥特让两组人互换了地位。这让孩子们汲取了更深刻的教训：规则系统可以是随意设定的。孩子们了解到了世界的真理并不固定，而且也不见得就是真理。这次练习给孩子们带来了力量，帮助他们看透政治的迷雾，形成自己的观点——这显然是我们希望所有孩子都具备的技能。
教育在防止种族屠杀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只有了解形成“群内、群外”的神经动力，以及宣传洗脑植入这一动力的标准伎俩，我们才有望打断“去人化”通路，结束大规模的暴行。
在这个数字超链接的时代，理解人类之间的联系比以往变得更为重要。人类大脑天生就硬接线了互动的能力，我们是一个出色的社会物种。虽然我们的社会驱动力有时会被操纵，它仍然是人类成功的核心所在。
你或许以为，“你”这一概念的范围仅限于你皮肤的包裹之内，皮肤之外就不是“你”；可你又有一种感觉，并没有办法清晰划分出“你”和周围其他人的界限。你的神经元和这星球上每个人的神经元，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庞大超级有机体里互相作用。我们对“你”所做的界定就是，“你”是一套小网络，从属于一套更庞大的网络。如果我们希望人类获得更光明的未来，就一定会继续研究人类大脑怎样互动——这既是危险所在，也是机遇所在。因为我们不能回避这一刻在大脑回路里的真相：我们彼此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