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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用人纳谏是以忠君为政治前提，那么，一旦事有异常，就会态度立变。例如，魏征死后不久，发生了侯君集谋反被杀和杜正伦以罪左迁的事件。侯、杜两人，魏征曾经称赞他们有宰相之才，推荐重任。现在，唐太宗开始怀疑魏征结党营私，对君不忠。另外，又听说魏征私下把前后谏录给起居郎褚遂良示阅。于是一怒之下，不仅解除了原以衡山公主嫁给魏征儿子叔玉的婚约，而且摧毁了御撰的魏征墓碑。
  还有一个例子，也很典型。谏臣刘洎向来疏浚敢言，经常直言切谏，受到唐太宗的赞扬，被列为魏征亡后杰出的谏臣之一，位至门下省待中。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征高丽，留刘洎辅佐皇太子李治。太宗从辽东回来后，患了痈肿，刘泊悲伤地对同像说：“疾势如此，圣躬可忧。”褚遂良诬告他想“行伊（尹）、霍（光）故事”，不忠于李唐王朝。尽管马周证明刘洎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唐太宗却偏听偏信，下诏宣称“泊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①《资治通鉴》卷一九八。遂令刘洎自杀。刘洎之冤死，固然与褚遂良的门户倾轧有关，而主要的是唐太宗怀疑他“谋执朝衡”，不忠于君。《新唐书·刘洎传》赞语云：“鸣呼，以太宗之明，蔽于所忿，洎之忠不能自申于上，况其下哉？”可见，唐太宗的“任贤纳谏”，贯穿着忠君这条宗旨。在他看来，忠君的即使言辞激切，也虚怀听受；不忠于君的即使意见合理，则拒之门外，甚至不惜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