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fifty year memoir

Johm King Fairbank
作为美国一位出生中西部农业州(总人口不到1M)小镇的精英，出身中产和牧师(父祖父兼职农民和木工，父亲律师)家庭，费此书暗藏对国民party不满，从心底里是偏向共party，不知是否是大陆出版的原因。
King 来自母亲，源自祖母，巧合的是费名字是妻子的父母两个合并。
    立志研究中国，回想起来似乎是和我的家族渊源分不开的。尽管在当时，我认为我正在挣脱家庭带给我的影响。我的祖父约翰·班纳德·费尔班克（John Barnard Fairbank）来自费尔班克家族源远流长的班纳德·费尔班克世系，家族成员大多是公理会的牧师。1633年，这个家族迁移到马萨诸塞州。1636年家族祖先在戴德汉姆（Dedham）镇建造的住所至今依然存在。我的祖父1857年毕业于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的伊利诺伊学院，随后又于1860年毕业于纽约的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Seminary）。定居于伊利诺伊州的韦弗利（Waverly）之后，他主要在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印第安纳州以及明尼苏达州的一些大小城镇担任公理会教堂的牧师。这一时期他的身份不仅仅是牧师，同时还是农民和木工，他靠自己的菜园维系生活，住在自己盖的房屋内，但是他每到一处生活几年，当他在当地教众中的传教深入人心时，就会搬走。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告诉我他的父亲是卫理公会的一名牧师，主要居住于明尼苏达州靠近艾奥瓦铁道线的埃尔默（Elmore）地区，但是他每隔几年也会搬到另一个不同的镇上，宣讲一整套相同的教理。
家庭
    我的父亲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的韦恩堡，于1896年毕业于杰克逊维尔的伊利诺伊学院。由于立志要成为一名律师，他于1901年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获得学位。因为他主要在伊利诺伊州和明尼苏达州长大，当他开始律师执业生涯时，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一个人口不甚稠密的地方一南达科他州偏西部的地区。1911年，我们从休伦镇搬到了苏福尔斯市之后，他成为镇上非宗教类社会活动的领袖人物。他帮助建立了扶轮社和明尼哈哈乡村俱乐部（Minnehaha Country Club）。众所周知，他深受社区中追随者的爱戴，他也深爱着这些人。和祖父一样，他同时还是花匠和木匠。
母亲
    罗蕾娜·金·费尔班克（Lorena King Fairbank，1874一1979）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我是她的独子。我之所以笃定地坚持进行关于中国的研究，正是源于她传递给我的两个信念：第一个是面对挑战要有自信；另个就是，哪怕在地平线上消失也要保有安全感。的确，从1923年我16岁时离家到埃克塞特（Exeter）时起，我只是在探亲和假期时才回家。还有一次，我有4年半的时间在外奔波（1931年9月一1936年2月），其中绝大部分时间待在北京。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心中充满了欠疚，因此我写了很多信，但同时我仍然继续我的课题研究，并常常坚定地认为自己是独特而出众的，这种自我赞赏的心态源自母亲的鼓舞。
    我的母亲于1874年7月4日出生在艾奥瓦州的汉普顿市（Hampton）。・福（John Hereford）与帕米丽娅・安德鲁・金（ PermeliaAndrews King）所生的四个女儿之一。她的父母都是贵格会教徒，他们的家族都是从弗吉尼亚州迁到西部地区的。约翰是一位充满爱心的父亲。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他美丽的妻子为病魔所困、最终因轻微的癫痫发作而丧失记忆的情况下，他依然无比乐观坚强。他跟随一位法官学习法律，并获准成为辩护律师，后来当选为艾奥瓦州立法机关最年轻的成员。1881年，即南北达科他成为美国的州之前，他和几个朋友向西迁移，在达科
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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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后，当我在皮奥瑞亚、明尼阿波里斯（M1 nneapol1S人布鲁金斯（Brookings）诺思菲尔德（Northfield）、格林内尔（Grinnell）或是威奇塔（Wichita）进行有关中国的演讲时，我感觉我是沿着祖父的足迹。我的研究方向是通过对中国的研究来救赎美国，尽管这个方向可能更加狭窄和专业化。我的演讲会解释我们由于对中国现实的不了解导致了我们在中国、朝鲜以及越南的大量灾难，并且这种情况可能会再一次发生。我的祖父或许曾经向我现在的一些听众的祖父演讲过，但他并不如我这般世俗。他的论述要更加形而上，很少局限在具体的事物上。他也不会承担着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那样的风险：听众席上突然站起一位新近的观察员，他说：“24小时前，我刚从天国国际机场起飞，当时的情况根本不像你所说的那样。”
    我第一次在苏福尔斯市（Sioux Falls）扶轮社（Rotary Club）1I作有关中国的演讲，还是在1936年早期，当时我还没有在哈佛大学任教。我猜想那时我演讲的听众已经与受祖父传教的人数量相当，其中包括大约40个哈佛分社。由于当时已经是喷气式飞机时代，听众已经散布在各个地区，例如北京、新加坡、台北、汉城、圣地亚哥、密尔沃基（Milwaukee）入奥兰多、纽约以及巴黎。
中国
1928年，我对自己未来从事与国际法相关工作的计划还有些模糊。这个时候，韦伯斯特教授告诉我一个最新消息：一些中国的机密外交文献正在北京准备出版。这将打开外交史上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那个时候，随着有关世界战争起源的研究论文越来越多地出现，对于学者来说，外交史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人们去研究清楚：发生在什么时间，因为什么原因，谁对谁说了哪些话。再过7年，威廉·L。兰格（William L。Langer）的《帝国主义外交》（Diplomacy of Imperialism）一书设定了更广泛的形式，强调国家利益以及公众舆论自由。[在24年后，他的两卷本《世界危机和美国外交》（The World Crisis and AmericanDiplomacy）斯斯特代，那种令沉、完全深人地探索记录里的所有细节已经不可能了。]

    查尔斯，韦伯斯特建议我进行中国问题研究，这对于22岁的我来说，很有新鲜感，当然似乎也没别的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我将成为一位先驱者，将继续成为学术上的独一无二的人。而研究中国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巨大挑战。更重要的是，我习惯于不断挑战，扫除障碍，因此每隔两年就会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不懂中文，但很多在中国的外国人学会了中文，所以学会中文是完全可能的。同时，我认为哈佛以及美国都需要了解中国。显然我所要做的事情，是一种出于信仰的行为，就像我的叔祖父，他认为耶稣应该被印度以及所有其他的地方了解。
    查尔斯，韦伯斯特推荐我从马士（H。B。Mose）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入手，于是我从英国订购了全套厚厚的三大卷，并在横渡大西洋的途中研读它们。我睡在“新阿姆斯特丹号”正对着螺旋桨上方一个减价的次等舱里，旅途中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阅读有关鸦片战争的章节，这个主题让我很有些不舒服。马士博士对英国官方记录的总结表明英国对于清王朝的压迫一直持续到1860年，他们攫取种种条约特权，并且从此加强了对这个王朝的影响和控制。
苏慧廉
1874年哈佛大学毕业生马士在成为研究中国对外关系方面的史学家之前，曾经在中华帝国海关总署工作了35年。在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的序言中，马士说他一直计划用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的日记来写海关历史，但是赫德的后人拒绝了。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讲，我不得不通过伦敦的英国外交部的信件来接近中国，并且我决定将这种特殊的中英机构一中国海关作为我研究中国的出发点。
我的文学士论文导师由一位退休的传教士、中文高级讲师苏慧廉（Willian E。Soothill）博士担任。苏慧廉是一位极其友善的老人，他向我解释他正在校对他的中国佛教术语词典，所以他很高兴在下午茶的任何时间与我会面。不过，至少他同意帮我给已经退休不在伦敦的马士写信。
赫德
这是一个远在半个地球之外的自成体系的完整世界。如果马士博士没有成为一名历史学家，那么毫无疑问他也会像罗伯特·赫德爵士那样慢慢衰老直至死去。1907年，罗伯特·赫德爵士离开他工作55年的中国返回英国，回到了伦敦的家里，在妻子的絮叨中，他发现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用处的老人。而他的妻子早在1882年就溜回英国了。显然，海关工作尽管一切令人满意，但给太太们带来的只有发烧、厌倦、痢疾，这确实令人非常烦恼；此外，还有中毒，马士夫人至今仍然清楚地将中毒一类无聊的事情记在脑海里。
哈罗德 李 Harold Lee 与南洋烟草的郑肯Ken Cheang
我还发现贝利奥尔学院还有一位来自中国上海的学生郑肯（KenCheang，译音），他是一位体格健硕但有时候又让人费解的年轻人。他邀请他的朋友，来自彭布罗克（Pembroke）（和香港）的哈罗德·李（HaroldLe）和我们打网球。与对方相比，托尼·兰伯特和我发现我们有10英尺
高。我们来势汹汹地把球打过球网，但是每次哈罗德和郑肯都只是把球挑高打回来，最终我们由于拼命扣球导致体力透支而被对方击败。后来郑肯和哈罗德的姐姐结了婚，但是随后他每况愈下。而哈罗德，李则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友谊持续了50年。他的父亲在他小时候就将他送到英国读书，因此他接受的是双重文化的教育，既有英国背景又有中国背景。他最终成了香港的风云人物。后来我们在香港还见过很多次。
Wilma Denio Cannon
回顾我研究中国的准备工作，尽管做得不过尔尔，不过我应该说一半的原因是为了找到威尔玛。1929年圣诞节，我在巴黎再次与她重逢。她的父亲，沃尔特·B。坎农（Walter B。Cannon）是哈佛医学院的一名伟大的生理学家，在学术界极负盛名，当时正在巴黎讲学，因此威尔玛游览欧洲拉丁国家途中也暂时住在巴黎学习艺术。之后到了1930年春天，我在塞维利亚和格拉纳达再次见到她。同年夏天在哈佛又见面了，当时她还没有返回拉德克里夫完成学业。1931年，她以极其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绘画的本质：记录、记忆、传承与忽略”。
Eileen Power
回到伦敦之后，我拜访了韦伯斯特夫妇的一位挚友，艾琳·鲍尔（Eileen Power）教授，她长得很漂亮，眼光也很犀利，正像关于她的传说那样。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人们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研究是学术界的一块处女地。作为一名中世纪史学研究者，艾琳致力于研究前往震旦的古代欧洲旅行者。她参加了1929年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京都会议。她的同事R。H。托尼（R。H。Tawney）刚刚去中国游学，他的著作《中国的土地与劳工》（Land and Labour in China）于1932年出版。艾琳·鲍尔很支持我，尽管当时我只是一个身处困境的研究生，自称是中国研究的专家，却没有任何作品来证明自己。20年之后，在哈佛大学，我很高兴看到我的研究生们能够写出很优秀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这些论文水平很高，足可以收录在每年一辑的《中国论文集》（Papers onChma）中，论文被编入此书足以证明作者在此领域的造诣。专家的培养就如同养育子女一样，有其自身的需求。我们坚持出版《中国论文集》长达24年之久。
奔赴中国
在1931年春天的假期里，我的母亲来到了英国。我带着她参观了牛津大学，还拜访了马士、扬夫人和兰伯特三家人。后来我们再次去了巴黎，首次游览了意大利。夏天，我去坎布里奇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富兰克林看望了威尔玛，而她也来苏福尔斯游玩了一次。在这一系列社交活动结束之后，我也顺利结束了在牛津大学的学业，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1931年圣诞节，我和科特尼·扬一同从热那亚（Genoa）出发前往中国上海。拖着行李，我们登上了北德意志劳埃德航运公司（Nord Deutscher Lloyd）的货船“阿德勒号”（Adler，“鹰号”）。
吴淞口
通过了雾岚笼罩的台湾海峡，两天后轮船慢慢靠近海岸，来到了一片棕色水域，看到了长江入海口低矮的海岸线。突然，一支由4艘驱逐舰组成的日本海军舰队经过我们这里。这是一支快速舰队，每艘船的船尾都有
二面印着白底红日的日本国旗。迄今为止，日本国旗对我来说是最有潜力的国家的标志。它看起来就像绷带上的一抹血迹，似乎在说：“看，太阳现在已经升起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会为之洒尽热血。”日本对上海不宣而战（1932年1月28日一1932年3月4日），此时战争正在进行中。当我们随着这几艘日本船向北前行时，日本的驱逐舰围成一圈，正在轮番炮轰吴淞炮台。吴淞炮台位于黄浦江的入海口，上海港下游12英里处，目前仍在中国守军掌握中。
日本的现代海军始于1894年，那时，他们以纵列队形包围了中国新建的舰队，并将其驱逐出鸭绿江。中国海军指挥官是一位年老的骑兵指挥，他安排自己的舰队以横向排列，这样他们就只能使用军舰前部的炮塔来进攻。如今日本舰队又一次包围了吴淞炮台，对其进行猛烈的炮轰。
淞沪会战
    不平等条约对上海的控制力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从上海的外国公共租界Bund of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外滩登陆，距离日本巡洋舰“赤云号”（Idzumo）以及其他舰船只有几百码。他们当时正在炮轰闸北，这是上海的一个区，位于苏州河的北面。来自广东的第十九路军在被炮火炸成废墟的建筑下挖掘战壕，到晚上通过上百码宽的苏州河运送补给，因而日本海军也无法进行有效阻拦。此刻的日本刚刚将满洲吞并，尚未作好与英美对抗的准备，因而上海的中心、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公共租界依然是一个中立的避难所，就像之前军阀混战时一样。
Burlington Hotel
(沧洲饭店是当时的高档旅社和餐饮单位，但是，随着其他的更高档的旅社和餐饮业的兴起，沧洲饭店的设施陈旧落后，地位日益下降，已经沦落到中档旅社饭店，饭店一度开设“沧洲书场”以招徕客人。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日军进驻租界，饭店被日本人强占，成为日本军队的宿舍，抗日战争胜利后，业主虽然收回了产权，但是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沧洲饭店回天乏术，惨淡经营，日薄西山。建国后，沧洲饭店一度成为解放军南京军区招待所，不对外开放，沧洲饭店在上海人的记忆中慢慢的消失。1986年沧洲饭店老房子被拆除，建设为建设为“锦沧文华大酒店”，地址为南京西路1213号。恒隆广场)
    科特尼·扬和我在柏林顿酒店（Burlington Hotel）安顿下来，这家酒店是一座极具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完全仿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坐落在南京路向西伸长的静安寺路。随后我与圣约翰大学的教授这亨利（Harley F。MacNair，后来去了芝加哥大学）取得了联系。他刚刚删改完马士博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并添加了新的内容，使其成为一本新的著作一马士与宓亨利合著的《远东国际关系》（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他现在正忙于收容难民。晚上他带我们来到难民救济委员会，这是一座位于市中心的没有完工的建筑，里面容纳着成百上千来自闸北的中国难民，蜷缩在寒冷潮湿的草堆里，每个家庭只有用稻草捆绑着的很少的行李，那是他们全部的家当。在屋顶上，我们可以看到战火始终笼罩着苏州河北部。日本的侵略就像是一场自然灾害，无法阻止。西方扮演的角色只能为中国人减轻一点苦难，如同饥荒中发放救济粮一样。
马士博士给我介绍了他的继任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稽核科税务司魏尔特（Stanley F。Wright），事实上他正在完成一本鲜为人知的海关档案概要《赫德与中国海关》（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魏尔特先生带我来到上海俱乐部以及它的“世界上最长的酒吧”吃午餐，同行的还有其他的高级税务司。
Owen Lattimore
    在一位可靠的随行人员的陪同下，欧文骑着骆驼向西前往几年来鲜有外国人到过的地方。欧文在那里撰写了《通往突厥斯坦的沙漠之路》（ThDesert Road to Turkestan，1929年出版），这是一本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旅行历险指南，同时更多的是一位极具才华的观察家的记录，而作者从孩提时代就会讲汉语，之后又开始学习蒙古语。后来欧文获得一项基金，在哈佛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社会人类学研究。1932年，当时日本公然制造伪满洲国事件达到了白热化，欧文出版了《满洲，冲突的摇篮》（Manchuria，Cradle of Conflict）。该地区的现代国际史的布局，把它同中国早期历史联系起来，并且出色地勾勒出中国北部和西北边疆一带的非汉族部落政权兴衰的轮廓。这使得作者成为一名潜在的“地缘政治”思想家。关于地缘政治，这是一个术语，是由当时豪斯霍弗尔（Haushofer）以及其他关注“中心地带”和边缘区域的学者在欧洲普及开的。
之前欧洲人记录的内容一成不变，都是关于条约特权和利益的，一切都归于欧洲的海上入侵，在这样的环境下，此书就像一阵清风给人带来清新的气息。当时，很多权威专家出版了大量关于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等方面的书，关于满洲的也有三卷，包括了许多法律的细枝末节，但并未涉及当地民众以及他们早期的斗争。在我看来，欧文的主见一经阐发是不证自明的。他1940年出版的巨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4sianFrontiers of China）给予我很多我至今仍在探索的概念。和往常一样，当你追根溯源这些思想时，毫无疑问它们还是悬而未决，如果突然从其他地方寻找到了灵感，你如何能确信这就是正确的呢？欧文通过他的想象力，结合他的实地观察，建立了一个历史理论的城堡。也许那些对知识并没有多少建树的汉学家只会对其报以嘲笑，但是他超越了那些学者研究的领域，已是一位蒙古问题专家。
William White怀履光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场失去控制的古董争夺中，怀履光主教比其他人作出的贡献要多很多。在我们拜访之后的一年乃至更长时间里，主教一直都忙于抢救那些之前通过特殊交易从中国人手中获得的文物珍宝。
怀履光有着多重身份，“曾是河南主教，也是多伦多大学的中国考古学的副教授，同时还是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中国收藏区的主管者”。他在1934年出版了《古代洛阳古墓：公元前550年河南新郑一组五室陵墓的结构与内容纪实》（Tombs of Old Loyang：A Record of the Construction andConients of a Group of Royal Tombs at Chin-ts'un，Honan，Probably Dating550BC）[上海别发印书局（Kelly and Walsh）】，书中配有l87幅插图，由福开森作序，威尔玛绘制封面。这本书详细地记录了无名人士挖掘出的文物，而主教依然与这些不知名的中国挖掘者保持联络，从而得以到现场参观考察。他们在从事一组8座古墓的挖掘工作，里面有古战车、马饰、马的骨骼、墓葬家具、武器、礼器、翡翠宝石、玻璃制品以及钟和石编钟。
有一些上面还有刻有具体日期的碑文。但8座古墓中只有一座被完整地发掘出来，因为“需要耗费极大的人力来进行挖掘，其他的则是通过垂直竖坑挖到入口处才进人墓内。…这意味着许多大体积的古墓物件，比如巨大的三足铜鼎是不可能很轻易地从古墓移出的，而且有时候为了将文物移出，免不了要无情地将它砸碎”（第20页）。

怀履光主教简洁地记录道：“等到这些古物被编号登记之后，大概有80件青铜制品公之于世。然而当墓穴第一次打开时，挖到它们的人将这批青铜器藏在自己家里。”（第59页）
福开森的序言写道：“怀履光主教十分幸运”，他“通过可靠的担保人，跟进挖掘的每个的操作，并从墓内随葬品中获得很多样品一个对当地情况并不是十分了解的人，可能会使工作受到阻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最适合这类工作的人当时就出现在了那里”。
安阳
显然，这不是闹飞贼或是鬼鬼祟祟的盗窃事件，而是一项长期的有计划的发掘工作，必须要有本地有财力的人的支持。当时南京政府在河南还没有实质的权力。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刚刚恢复在安阳的挖掘工作，进展顺利，首批发掘中的一处是由经过培训的考古学家完成的。即使在安阳，挖掘出的古墓经过彻底研究后，被重新填埋了。（1972年想去那里看看，我们看到的是一片麦田。）用于耕种的土地实在是太宝贵了，因此新郑古墓被填上了。
南洋烟草
在上海我还遇到了我在贝利奥尔学院的朋友郑肯。也见在目口二的见弟姐妹住在像城堡一样极其奢华的石筑豪宅中。住所有一个游泳池、几个网球场、一辆戴姆勒牌轿车、两辆艾索塔-法西尼牌轿车，还有一些其他牌子的小轿车。他的祖父和叔祖来自澳门附近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孙中山出生的地方。他们早先去了海外当劳工，其中一些人客死他乡，而有的则在加利福尼亚、菲律宾或是秘鲁发财后回国了。到郑肯的父亲这一代开始在上海投资。郑肯的兄长们曾在剑桥大学读书，如今成了南洋兄弟烟草公
司的高管。这家公司成为杜克（Dke）家族经营的英美烟草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作为新近的暴发实业家，他们之前进入了房地产行业，如今拥有了两家电影院。郑肯不再是那个曾在湿寒的牛津大学里孤独而腼腆的学生了，而是成为享用着他们的财富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的一员。
    我再一次去上海是在1934年11月，郑肯开着他的艾索塔-法西尼带我们来到了市政中心，在吴淞以东6英里处。大上海的市政厅宏伟壮观，有着中国人“改建的神殿式的行政大楼和会议室”作为吸引新的城市发展的诱饵。正如我提到的，“其意图在于，不仅土地的主要所有者市政府，而且预先买进那里的土地的银行家们，都会借助土地升值而大捞一把”。然而靠土地发财的想法并没有实现。
通过一个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工作的朋友，我们参观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厂。我们看到了3000名女工，39个卫生间，现代化机械，每天工作10小时，而空气质量却很糟糕，但并无大害。与此对比的是基督教青年会成员带我们去的缫丝厂。
    在缫丝厂的童工，年龄一般是9岁到12岁，每天站着工作14个小时，中间有半个小时的午餐时间。他们不停地在混杂着水蒸气的茧盆里抽茧丝，以至于手上的皮肤脱落，这样辛苦的劳作换来的工钱是每天1角钱。
    在一家最大的纺织厂：
    眼窝深陷的女工，大概16岁，每天站着或跑着工作12个小时，照看着纱锭和隆隆作响的纺织机，轰鸣的机器声能将人补牙的填料震松。这让我想起了我在铁路一天工作12小时的日子。我无法想象整日对着那么多的纺织机，甚至休息的时候也只能躺在橡皮垫上。
Agnes Smedley史沫特莱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伟大的为社会正义而战的美国勇士之一。她身材矮胖，有着方正的下巴，1932年的时候看起来要比她生病患胃溃疡的时候强壮很多。她在科罗拉多矿区小镇的社会底层长大，那里是美国人的梦想变成噩梦的地方。她的父亲因酗酒而死，母亲因工作过劳而死，而她的婶婶则成了一名妓女。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靠着自己的智慧和个性而生存下来，她终身未婚，没有子女。她努力学习，终于成为一名记者。印度争取自由独立和她的印度情人教会了她许多东西。在德国她曾一度精神崩溃，并撰写自传（现在成为经典）。最终她以享有盛誉的《法兰克福日报》（Frankfurter Zeitung的通讯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
1934年11月在上海，艾格尼丝从莫斯科回来看望我们。她看上去很麦倦，而且一直处于焦虑状态。她的第二本书《中国红军在前进China3Red Army Marches，1934年出版）试图向西方公众展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农村的革命事业。就像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China，1938年出版）一样，之后深受大众喜欢。但是艾格尼丝与其说是记者，不如说是宣传者，而在我看来，埃德加·斯诺则恰恰相反。
Harold Issacs
    1934年4月，哈罗德和维奥拉搬到了北京，和我们做了一年多的近邻。他们的房子是威尔玛帮忙找到的，在大羊宜宾胡同1号（我们住在10号）。他们还随身带着翻译助理以及1000多页的珍贵文献资料。随后根据这些资料写出了一本经典之作《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Chinese Revolution）。此书由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作序，1938年在伦敦出版。这是一本当代历史的杰作，阐述了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及斗争的过程。书中对于1927年中共的灾难作出了解释，事实上是斯大林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与托洛茨基斗争而准备牺牲中国革命。这只是“可能的事实真相”，事实也可能并不是这样。年轻的中国革命家按照自己的期望来解释革命失败的原因，然而如今历史学家都倾
向于将其看成是难以避免的事实：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彼此还并不适应。无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为了打败那些以城市为根据地的国民党几个条件
    一农村根据地、军队、组织一都应该是必要的。如此看来，“可能的事实真相”依然存在争议。
由这些档案产生的最终希望的破灭可能在于：1931年5位颇具献身精神的年轻作家英勇就义，同时还有另外19位共产党领导人一同献身，他们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新任的领导阶层刚刚从莫斯科归来，很显然，他们出卖与其抗衡的人给国民党，借敌手除掉他们，一边又利用烈士来煽动情绪，一举两得。

哈罗德是托洛茨基的狂热崇拜者，他曾去挪威拜访托洛茨基。但是你不能称他为托洛茨基分子。伊罗生始终是伊罗生，对于我远离现实的历史学术研究报以善意的嘲笑。他以崭新的眼光看待一个个事物时，同人类的弱点对抗也在不断扩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新闻周刊》（Newsweek）的战地记者又回到了中国。后来他写的《心影录
    一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和印度的形象》（Scratches on Our Minds：American Images ofChina and India）是一部内容丰富并且具有独创性国际视角的研究著作。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他还写了其他的一些专题著作，关于美国黑人的作品《美国黑人的新世界》（The New World of NegroAmericans）、关于少数民族的作品《部落的偶像崇拜》（Idols of the Tribe）等。他不可避免地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没有博士头衔的教授，他依然傲慢地反对学院派的研究方式，但给学生很多启示。
蒋廷黼
经历了在国外11年的成长过程后，蒋廷黻于1923年回国，在南开大学任教。这所著名的学府最初由张伯苓在天津创办。新近有信息显示，他受聘南开大学是受到了成志会（Ch'eng-chih hui，一个实现个人抱负的组织）的支持。这是中国学生在外国组织建立的最有效的秘密兄弟会，其中包括张伯苓和其他几个南开教授。在国外求学期间，每到暑假大家就会聚集起来给予彼此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支持。在这方面，很值得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向其学习：20世纪20年代，海外归来的年轻人回到中国，想要重建这个被军阀割据的国家是需要相互帮助的。一日付诸实施，他们就发现，教授自己在西方学到的东西没有问题，但是对于中国的情况了解太少，没有任何可利用的资源，也没有中文参考资料，更没有太多机会进行研究。
    怀揣着他往常现实主义的态度，蒋廷黻很快就发现了美国教育与中国问题之间的巨大隔阂。归国的学生接受美国的教育，不仅思想上成为有着进步思想的美国式的改革者，同时也是杜威实用主义信徒。但是，蒋廷黻认为，“我们并不了解那些每天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事情产生的原因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当地政府里的中国学者“了解纽约和巴黎的政府，但是他们对于北京、汉口以及成都的政府几乎是一无所知”。
    1929年，蒋廷黻来到清华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对清华大学进行了改组和扩建。其中一个巨大的优势是可以确保每年有来自庚子赔款退款中的40万美元的收入。蒋廷黻开设了研究亚洲主要地区的课程，包括举办研讨会培训班。像查尔斯·韦伯斯特一样，他认为历史研究有助于国家之间的外交与和平。因此他渴望建立中国在这方面的记录体系，以此超越仅仅以英国历史资料为依据的马士博士的“历史蓝皮书”。同时蒋廷黻惊讶地发现，清王朝在1842年根本不知道英国是一个
什么样的国家，也不知道英国想要干什么。清政府几乎不知道他们自已应该怎么做。之后蒋廷黻对几个年轻人进行了培训，并将其安排去研究中国不同时期的外交关系。他给英国和美国的学术期刊投稿，以此证明如今的中国文献能够提供什么素材。
R H Tawney
如何取得进步，而是如何生存下去。1931年，研究英国中世纪的史学家RH。托尼[R。H。Tawney，著有《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eligion andthe Rise of Capitalism）]来中国访问，写下他的经典巨著《中国的土地与劳工》时，他提倡用一种现代化的规划来促使中国成为一个政权稳固并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国家。托尼比约翰·杜威晚0年来到中国，他给予像蒋廷黻这样从美国返回的学者许多支持，这些海外归来的人信奉稳步的改革而不是激烈的革命。托尼提议从长江下游的中心地区开始逐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这意味着以国民党的南京政府为中心，因为国民党始于广东地区而在华北一带并没有多少势力，南京一上海地区起到的作用就像普鲁士对于德国、皮埃蒙特（Piedmont）对于意大利的作用一样，这也暗示了以蒋介石作为国家的领导核心。托尼还是作为国际联盟的教育顾问来到中国，他的报告指出了中国一系列的不足并提出了补救措施。在他的两篇关于经济和教育的文章中，他提出了从当前准备开始的现代化的全部事项。而托尼1931年的“处方”和50年后中国提出的“四个现代化”非常接近。
    受到这些鼓舞，蒋廷黻提出的方案是从真正的土地改革开始做起，并最终改造国人的国民意识。对他来说，问题不在于做什么，而是如何才能做到。他公开推崇强硬的甚至带有独裁意呋的领导认为只有蒋才能担此重任。
在他的演讲中1，蒋廷黻简要描述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意识形态的崩溃。“从君主制分离出的儒家思想就像一个缺少大教堂墙壁支撑的飞拱，无法独自发挥作用。”他看到，中国受过现代教育的学者如何成为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混合体，但无法将它们兼容并包。当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在西方失去它至高无上的地位时，却被很多像蒋廷黻这样的知识分子所接受。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古代中国的思想造成了意识形态的极度混乱，此外归国学生的思想也很少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与大众脱节是很大的过失…我们阅读外国的书籍，将注意力放在人民并不感兴趣的事情上…[我们能够]在课堂上，在上海、北京的报纸上，甚至来到查塔姆研究所侃侃而谈，然而，我们无法让中国农村的群众理解我们，更不可能被拥戴为农民的领袖。”即使如此，蒋廷黻总结道：“历史让知识分子阶层成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们不会放弃这种职责。”
1972年，在周恩来的邀请下我重返北京，当时我应邀作一次演讲，现
场有90多位听众，我相信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外交部的官员。我开场就讲道，在我是一名学生的时候，曾受到老师蒋廷黻的帮助。在最近20年他担任台湾当局驻联合国安理会的“代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对抗之前，他曾经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不承认这种恩德，我不可能继续讲下去。这是我在1972年于北京饭店顶层完成的很无礼的开场白。但是我认为，我把我的听众首先看作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员，所以我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的。
    让中国通过现代化强盛起来以反抗日本侵略，这是蒋廷黻和其他人士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原因。这个原因，就如它想要实现的目的，无可避免地要改造这片土地上农民的生活。
中国专家
通过使用中国和英国的文献资料，我完成了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1858年条约签订之前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并且在中国社会与政治学会（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进行了演讲。这篇论文发表在1934年7月那期的《独立评论》上，该刊物由蒋廷黻负责。这篇文章涉及的相关中文文献资料，我并没有按照注音、汉字以及英泽这样的顺序进行排序，而只是插入了中文注脚。这让韦伯斯特·巴克斯特（Webster Baxter）教授以及其他被赠阅者感到有些难以理解。文章主要提到1858年间由于条约的效力，允许鸦片进口，开拓了鸦片的销售渠道，并采取非正式税收，因为进口鸦片已经无法阻止。
明义士
在济南，她们见到了明义士博士，他是加拿大传教士，也是考古学先驱。他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殷墟甲骨》（Orade Bones from the Wasteofn）提醒那些西方学者关注商代遗迹。在福开森博士的介绍下，两位女考古学家看到了其在济南的收藏品。她们甚至坐着上山的滑竿去探寻隋朝的洞穴遗迹。后来南行去了济宁，她们找到了令人尊敬的传教士埃姆斯先生（Mr Eames）。他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杰克逊维尔，在大学时就认识亚瑟·费尔班克。
武梁祠
    随后她们乘车到了嘉祥县，并找到了这些著名的石刻。她们发现墙上的石刻被水泥涂上了，成为一间频繁使用的教室的墙壁，没有受到任何保护，然而印有石刻的拓片已经流传了近百年。这些拓片也是三角形的，与石刻形状相符。威尔玛冒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想法，她想要修复这座祠堂建筑。
    两年之后回到哈佛，她开始重新整理拍摄的一组武梁祠拓片的照片，并按照它们最初在祠堂内墙上的顺序重新排列。人物图像很有帮助，按照图片指引，她认为西王母石刻所在墙面可能位于西边。她还认为祠堂的北墙应该有一个壁龛，后来在新近发掘的遗址中证实了她的推断。
    1938年威尔玛有关武梁祠石刻的文章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e）上。它表明，在传统上著名的手工制品中一个新的问题被提出，会引起多大反响。之后，威尔玛很快成为梁思成中国建筑研究协会的外籍荣誉会员，并继续以其他的方式进行着考古学方面的
修复工作。后来哈佛燕京学社的副主任格伦·巴克斯特（Glen Baxter）于1972年收集并出版了《文物修复历险记》（Adventures in Retrieval）一书。
教会
奇怪的是，在古老的山西，两大主要的现代服务机构一政府和教会似乎无法出现交集一一个不断壮大，另一个日渐衰退。
    在铁路上工作的士兵大部分是河北人，体格健壮且对人友善。除了为铁路公司工作，他们也会有扔手榴弹和其他体育锻炼的项目。在 少数村庄以及所有城市的学校和军训营（例如，被征用作为兵营的寺庙）都有篮球场，有些地方还有跳高用的架子。在霍州我坐在一所寺
庙学校后面的建筑物的屋顶处观看男孩子们踢球，他们就像美国孩子 那样喜欢穿着很少的衣服踢球娱乐。显然现代三民主义的学生把运动变成了一种学习课程。
    教会的好客以及为我们提供的住宿环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个镇上都会有教会服务处，他们随时准备接待你的到来，提供当地的报纸、指南以及联络方式，且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一点费用。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教会的全盛时期早已过去，但是他们的服务就像如今很多中国的旅行社一样，至少会告诉你尽可能多的有关当地的情况。梁思成和我们一样，对他们的帮助深表感谢，对在自己的国家却要依靠外国人的帮助未免会有些遗憾。
Edgar Snow
    我们曾在上海遇到过埃德加·斯诺和佩格·斯诺（Edgar and PegSow）夫妇，1934年他们刚刚结婚就来到了北京，并住在燕京大学附近。埃德加是一位极有天赋的记者，在密苏里新闻学院受过专门教育。1928年上海《中国每周评论》的美国主编约翰·本杰明·鲍威尔（J。B。Powell）使得埃德加的全球旅行计划暂时搁置，他任命埃德加为助理编辑。那时，鲍威尔支持新的南京政府，对老上海人来说，仍是一位令人厌恶的赤色分子，而埃德加·斯诺奉命沿着中国铁路线旅行，撰写吸引游客的游记。他从长江下游出发，经过南京到达北京以及满洲，最终乘火车来到了西北地区。在那里他亲历了1929年至1930年间可怕的西北大饥荒。在他1958年的传记《复始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中写道，这场使生灵灭绝的可怕经历让他决定投身于中国人民的事业中。他不是一位理论家，而是一名记者，但是他与宋庆龄及其他人的友谊将其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京沪蓝色特快
江下游以及沿海地区的情况有了印象。我们也了解了外国人在华的机构，特别是外交、教育机构以及教会各级机构。最重要的是，在有着现代思想的中国学术领袖圈里，我们结交了一些阴友，结识了许多人。例如，在上海一北京的蓝色特快列车上，我们和傅斯年相遇，并有过一次长谈，他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始人，之后分别任北京大学和“国立台湾大学”校长。1935年邀请坎农博士来京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教授林可胜博士，曾在爱丁堡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是位彻头彻尾的世界主义科学家。为了抵抗日本侵略，他组织了救护队为中国军队服务。后来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中国军队的卫生局局长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西南地区涌现了大批这样的人才。
圣约翰
来自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宓亨利教授和比他年纪大得多的新娘爱诗客（Florence Ayscough）刚刚来到芝加哥大学。爱诗客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中美的东西真正怀有深厚情感的人。他们的住所位于靠近中途娱乐场所的一条普普通通的街上，这是一座19世纪90年代建造的房子，如今已经被他们重新作了翻修。房子周围种着枝繁叶茂的梧桐树，还有月亮门、喷泉、灯笼、屏风以及一些艺术品，这一切营造出富有中国韵味或带有中国风格的氛围。爱诗客曾与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共同翻译唐诗，取名《枞树花笺》（Fir Flower Tablets）出版。为了能够将诗歌的文字中所要表达的神韵完全解读出来，她着重表明汉字字根的意思，甚至比原文作者想要表达的还要多。而宓亨利看上去像一位稳健的商人（与他的夫人相比，就好比无韵的散文之于韵律优美的诗歌），他爱慕他那富有诗人气质的夫人，欣赏她的中国传统美学与维多利亚风格相结合的审美风格，他们相互钟爱，成了我们的榜样。之后我和母亲一起拜访过宓亨利夫妇。我们都认为他们确实是情投意合。
    立出回五言加今他
顾立雅
    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曾和我一同在北京学习语言，如今他在芝加哥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和汉语课程。他看上去特别年轻，这让他很苦恼，实际上他比我们都要年长一些（1905年出生）。他在开始进行中国问题研究前曾是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名记者。他文笔很好，并且已经出版了一本著作，书名为《中国人的世界观》（Sinism：A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theChinese W%rld-iew，1929年出版），还获得了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然而，教授们彼此见面时，总是容易把他当成是一名学生。
卫雯列
1936年他出版的新书《中国的诞生》（The Birth of China）第一欠向西方读者全面介绍了位于安阳的商朝文物发掘所得出的结论。
    在耶鲁大学我们见到了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经在雅礼协会（Yale-in-China）任教两年，并以研究世界范围内基督教传教史为其主业。尽管如此，在耶鲁大学他是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1848年初版，l883年再版]及其子、中国问题专家卫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的继承者。赖德烈博士曾深入中国问题研究的真空地带，以攻读他的关于美中早期贸易的博士学位，同时于1934年完成并出版了两卷本著作《中国的历史与文化》（The Chinese：：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这套不带偏见的书是公认的极其优秀的著作，由一位充满理性、公正并且坚持不懈地探寻事实本质的学者撰写。赖德烈亲切而友善地帮助每一位来寻求帮助的人。他涉猎堆积如山的原始资料，然后写出手稿，我相信，除了周日外，每天上午他都要投人其中。1948年他曾在美国历史协会演讲，内容是关于基督教对历史的解释。
其他汉学家
    在哥伦比亚大学我们再次见到了毕格（Cyrus Peake）和他资格较老的同事富路德（Carrington Goodrich），在华文学校我向他寻求建议时，富路德曾认真倾听我的自我叙述。他幼年时期成长于中国北方的传教士家庭，这种背景最终使其成为一名汉学家中的佼佼者。他的博士论文《乾隆年间的文字狱》（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lung，1935年出版）已经使他成为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一颗新星，在接下来的40年间，他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哈佛威德纳library
在图书馆的等级评定中，威德纳图书馆仍然是级别最高的图书馆，由美国历史学会的历任会长们评定，这是我们认为很好的规则，哈佛历史系的等级也高居榜首。
哈佛研究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禹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我们在1939年至1941年间合作过三篇系列文章，分别论述清代公文的传递、清代公文的不同类型和用途以及清代朝贡体制规则与施行办法。[所有文章都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学刊》，之后合订成论文集《清代行政研究》（Studies in Ch'ing Administation）。]
    有关中国的研究题材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壮大，1970年哈佛大学出版了吴香林（SilasH。L。Wu）的《清廷的通讯系统和清帝的统治》
（Communications and Imperial Control in China）。其他的新发现成果在A北、北京以及耶鲁大学等一些地方也陆续出版。我们一直努力想要获得项根据，以便了解中国人是如何管理他们自己的。
在富兰克林市度过的几个夏天，是我在哈佛大学5年见习期中不可或缺的经历。这几个夏天允许我扩展博士论文的主题，结合了中国与英国不同的观察角度。于是我从中国的外部边缘问题开始入手，最终写到从北京角度看外部问题，从边缘逐渐发展到核心。《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到1953年才完成并出版。这完成了我为培训他人而进行的自我训练，让我恰好赶上了战后中国问题研究蓬勃发展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