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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许多地区宗族重新恢复，但实际上这种恢复，“更多地表现为仪式的恢复，而功能的恢复是很弱的”，而且“现在恢复起来的宗教组织不是一个可以发挥强制权威的组织，因为宗族的诸多职能为其他组织替代，也因为宗族成员的社会分化”。高丙中认为，“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外，家族活动的恢复基本上是文化性的，而非制度性的”，“活动所恢复的主要是家族符号和仪式的体系，而非功能实体”。
大体上同意，我个人是把“宗族活动”分为灵性（回答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力（抱团武斗）、财力（族产）三个主要层面来看。没错，我相信绝大多数“复兴的宗族”都是灵性层的，无论是重整族谱还是修复祖茔、宗祠，其实主要都是在“缓解死亡焦虑”这个灵性层面，这一点我认为在中国还是相当牢固的。
在一些“农业的农村”，人力层可能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人们对于“华北农村里的恶霸”的想象（董志民）大致就从这里来。
少数例外就是珠三角农村，又尤其是近郊农村，他们的宗族复兴当然有“传统”的因素，但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未能彻底开公社化倒车，使得农村的土地（以及一部分其他资源）在制度层面只能以村为单位“公有”，这就让宗族要么和村委会/村经济联社基本重叠（单姓村），要么成为村委会/存经济联社竞选中的voting bloc。这两种情况下，宗族的复兴都是财力层面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