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蒙古与斡罗思

一直以来存在一种俄罗斯属于欧洲的固有认知，同时又被刻上了所谓斡罗思是“文明地域”、草原是“未开化社会”的模式。这与贬低东方抬高西方的“思维模式”一样，都是19世纪式的负面遗产。这里想要建议的是，对于连接东西方的客观记载应展开比较研究。这时，对各地区都市和城池的综合把握才能变为非常易于理解的基准和标准。活动于欧亚大陆东西方的蒙古，究竟在哪里，又在多大程度苦战了呢？这是出自“文明”的比较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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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将后世的俄罗斯编年史囫囵吞枣地当成了史料。最近，栗生泽猛夫充满诚意的著作从正面就这一点进行了到位的分析，正如文中所指出的那样，13世纪同时代的斡罗思编年史很少，且几乎未提到蒙古的破坏和滥杀。然而随着时代的推移，斡罗思受害说渐渐“正当化”，而蒙古则被作为神降天魔不断放大。……
那是借希腊正教和俄罗斯沙皇主义之名的创作。以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作为基本史料诉说斡罗思的不幸和蒙古的残暴，已经成为一种惯常套路。蒙古被当成“拖后”俄罗斯的罪魁祸首，而所谓从这一恐怖的灾难中拯救出俄罗斯的沙皇等执政者和宗教人士就成了神圣的存在。蒙古，对于俄罗斯民众来说历来是恶魔，而对于执政者来说就是使自己合法化的麻药。
这里，客观的历史原像等尚十分遥远。知识的虚构，既是历史的虚构，也是政治性力量及其出场的准备。自俄罗斯帝国经苏联至今，蒙古一直是俄罗斯点燃爱国主义火焰的便利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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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9年，蒙古军营内发生了大事。窝阔台的长子贵由和察合台家族的不里，与主帅拔都产生了矛盾，在哈剌和林得到这一消息的大汗窝阔台大怒，下令将二人召回，同时要求拖雷家族的蒙哥护送二人返回。在夺取钦察草原的最初目的即将达成之际，蒙古西征军被推上了徘徊的歧路。
里格尼茨之战
……据说蒙古军在攻陷西南斡罗思的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后，一支部队离开拔都的主力军进入了波兰。1241年4月9日，这支部队在里格尼茨东南方的平原上，击败了西里西亚公爵亨利率领的波兰条顿骑士团联军。有人说包括主帅亨利在内波德联军有数千人至四万人战死，蒙古军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传说，此次战役被以德语称作Schlacht bei Wahlstatt（瓦尔斯塔特之战），是因为后来城市（stadt）被建起来后那里出现了尸体的缘故。不管怎么说，西方史学者常常将此作为世界史上著名的大事件而夸大其词、大书特书。
不过此次战役的确令人生疑，因为不见于同时代正规文献的记载。然而进入15世纪后突然被大肆传讲起来。首先这本身就显得不自然。当时的波兰尚缺乏全面的统一，亨利也还只是一股微不足道的力量。而且，就是条顿骑士团当时也很难保证能够动员一百人左右的兵力。所幸，骑士团的具体成员已大致理清，看不出此役前后其人数方面有什么特殊的变化。
关于此时的东欧和斡罗思，仅有著名的普兰诺·卡尔平尼的游记存世，他作为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使节到访蒙古本土，完成了往返全程。本应载有他1245年至1246年间见闻及传闻的报告，多为谎话、故弄玄虚和夸大其词，还时而若无其事地讲述妖怪的存在，实在无法令人相信并使用。至于里格尼茨之战，情形也是如此。
……从蒙古一方来看此事，情况会如何呢？这支蒙古部队的主将，波兰方面记载是名为Peta的王，据此当指察合台家族的拜答儿。同一记载中的那支队伍，据说兵力远超波德联军。拜答儿的确留在了拔都麾下，但身为察合台庶子的他，恕不详述，其直属的蒙古兵可能至多也就一个千户。即使这里包括被重组进去的钦察等族，终究又能有多少人呢？
总体来说，关于拔都西征军的规模，俄罗斯方面的记载说是五十万人或四十万人，学者们的说法是三万人到十五万人不等。但是同一时期，阔出的南宋作战也在进行中，而在蒙古本土有皇帝窝阔台的宫廷、政府以及中央军团，在东方三王家的核心斡赤斤麾下和镇守天山方面的察合台麾下，也各自拥有相当的军队。在伊朗方面，也至少派驻有两万人的留守部队。重申一下，《史集》所说成吉思汗去世时的蒙古军队，按千户计算有一百二十九个。
当然可丁可卯的计算是不可能的，但假设拔都西征开始时有三万人的话，不就相当不错了吗？因此，，估算的1240年以后的那一半只是附加了重编的“新蒙古军”的人数。不过这些人恐怕应当视为深入匈牙利的拔都主力军中的一部分，或者是拜答儿的另一将领所率领的一支仅具游击队程度的队伍。那么不管怎么说，即便曾发生过里格尼茨之战，估计也是很小的规模。
这样的讨论实际上也是很空洞的。例如，也有记载说亨利本人和家人、近侍等二十来个人一起逃难，途中遭到几个蒙古兵的袭击，悲惨地丢了性命。总之，所谓里格尼茨之战可以说仍然笼罩在迷雾当中，而问题就出在后世。
在所谓的近世和近代，亨利对于波兰和德国都成了非常重要的人物。自波罗的海沿岸条顿骑士团的领地至普鲁士王国的前身勃兰登堡领地的形成和发展，波兰和德国之间一直纠葛于复杂的利害关系中。据说是波德联军指挥的亨利，当时一方面是波兰统一的象征，同时又成了德意志吞并波兰的借口。其源头里格尼茨之战被改为德语的“沃伦城之战”，可以说是令人生厌的。这不由得使人产生对此缺乏敏感的史家们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想法。
吞并了波兰的希特勒，将缺了头颅的亨利的遗骨运往了柏林。在柏林的最后一天，他自己和亨利一起从地面上消失了。二人都是命运多舛。世界史上被大书特书的“沃伦城之战”，是德意志扩张主义所制造的历史幻影。
从真正的客观事实来看，正是拔都和贝拉四世发生激烈冲突的赛约河河畔之战才具有意义。贝拉在拔都撤退后不断巩固着效仿蒙古的国家体制，只是他所引入的钦察游牧民变成流亡集团骚扰各地，成了很大的负面遗产。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与“鞑靼之轭”
说到俄罗斯历史上的英雄，按年代顺序来排估计第一位应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然后是伊凡四世（雷帝）、彼得大帝等人。对于斡罗思或俄罗斯来说，他们每个人都发挥了使时代和形势发生大逆转的作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与蒙古的关系方面，作为“开始”和“逆转”的象征，前两人所具有的意义应当说是重大的。一般认为，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涅夫斯基在德意志、瑞典、立陶宛等西方势力的威胁下保卫了斡罗思，又在蒙古的到来及其统治的苦难中作为弗拉基米尔大公（1252—1263）调停斡罗思诸侯，以巧妙的交涉和管理手段与拔都所领的术赤兀鲁思保持平稳的关系，避免了破坏性事态的发生。以其去世后不久成书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传》为代表，他作为神圣英雄的声望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极高。然而其实际形象充满矛盾。关于蒙古和俄罗斯的关系的“开始”，不用说拔都等蒙古人，就连斡罗思诸侯也大多受到了来自后世的痛骂和谴责，唯独他一人笼罩在赞颂的光环中。这很奇怪。
除俄罗斯之外，有关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著作和论述也很多。这里仅做最简捷的介绍。涅夫斯基的称呼源于1240年他作为诺夫哥罗德大公在涅瓦河河畔打败瑞典军一事。“涅夫斯基”意为“涅瓦的”，成了显示其武功和荣誉的象征。只是，希望能够联系当时拔都军正在席卷西南斡罗思的情况来一并考虑。
1242年，涅夫斯基在冰冻的楚德湖上击退了条顿骑士团。凭借这两次战役，他成了斡罗思的救国英雄，不断得到人们的赞颂。后来在伊凡四世时期被列入历代皇帝之列，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爱森斯坦以其曾战胜德意志而将其比作同名的亚历山大大王，制作了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神圣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洞察到来自东方的蒙古的势力占绝对优势难以抗拒，遂为了俄罗斯伟大的未来牺牲自己归顺了蒙古，从而避免了无谓的流血和毁灭——这是通常的形象。当然，这也是近乎美丽的传说。亚历山大·涅夫斯基 俄罗斯的民族英雄。
又有一种说法，说斡罗思在拔都到来以后遭受了巨大破坏和血雨腥风的袭击，直到很久以后仍然被野蛮的蒙古吸吮着鲜血，直到被彻底吸光为止。把斡罗思画作牛，把蒙古画成操控套于牛颈之“轭”、摆出一副主人模样随心所欲的寄生虫。这样的图解和图景，的确易于理解。这就是所谓“鞑靼之轭”的传闻。
这个传闻产生于俄罗斯帝国时期，目的是使自己合理化。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神话和“鞑靼之轭”，怎么看也是二律背反的。坦然提倡二者，自然很奇怪，但实际上如果把它们都当作童话故事来看待，也就仅此而已，没有必要认真理会这类事情。
事实上，这两种情况都不曾存在。首先，使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换取名声的两次战役，实际上尚不清楚到底发生过没有。再者，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是驱逐叔父和弟弟，借蒙古人之力稳坐大公之位的。英国的俄罗斯史学者约翰·芬尼尔说：“所谓鞑靼之轭，不是始于拔都对斡罗思的入侵，而是始于亚历山大背叛自己的兄弟（1252）之时。”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
真实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是任何时代任何地区都常见的那种野心家，是投机型的，在此意义上是指灵活的政治家。而很幸运的是他的对手为拔都，因为拔都当时正是全蒙古帝国中首屈一指的实力人物，而且办什么事都很果断，容易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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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为东北斡罗思无名小镇的莫斯科的发迹，是通过承办向蒙古输送税收和贡赋达成的。就是说，是其自己主动作为蒙古的代理人来展开行动的。莫斯科是蒙古赐予的礼物。但莫斯科的兴盛应当说是经历了非常漫长的岁月才产生的。据统计，蒙古和斡罗思共存了二百多年。这只能说是已经形成了一种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