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地带

破坏国际秩序的第一个事件其实发生在远离欧洲的地方，那就是日本1931年9月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中国呼吁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暴行发出谴责，国联却几经拖延才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冲突的背景情况并建议解决办法。委员会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才提出报告，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但同时也认为日本在中国东北有合法利益，要求中国予以承认。这个判决固然谨慎，但宣布的时候为时已晚。1932年，日本在中国东北这一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广袤地区建立了“伪满洲国”这个傀儡政权。国联没有强制性力量迫使日本放弃它侵占的领土，而积弱分裂的中国又无力用武力夺回领土。日本的侵略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激烈批评，但批评无济于事，只使得日本于1933年2月愤而退出国联。外交上的孤立助长了日本的激进民族主义，使日本急剧转向锐意扩张的军人寡头统治。中国东北事件暴露了国联的虚弱无力，进而显示了英法这两个在国联占据主导地位国家的软弱。英国若加强它在远东的海军力量，将给它已经捉襟见肘的防卫资源再增压力。无论是在远东还是在欧洲，这都是绥靖政策的诱因。
此事使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关系一度趋于紧张，但它对国联的地位造成的破坏要大得多。欧洲小国把国联的软弱看在眼里，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对它的支持，并寻找其他保证安全的途径。瑞士重申中立，虽然它实际上希望靠意大利来抗衡法国和德国的影响。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不再相信法国是可靠的盟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西班牙、瑞士及荷兰一样，看到国联的主要成员国居然奖赏侵略者，放任其攫取领土，因而认为继续支持制裁制度不再有任何意义。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后，国联变成了高唱理想高调，实际毫无用处的机构。作为维护和保障欧洲和平的工具，国联已死。诡异的是，它在“裁军”议题下的最后一份报告发表于1940年6月德军横扫法国之际。
1936年3月7日，2.2万德军开赴非军事区。集结的3万德军中只有3,000人在警察部队的护卫下深入莱茵兰。没有发生军事对抗。正如希特勒所料，西方民主国家事后提出了抗议，但除此之外并无举动。希特勒毫发无伤地取得了到那时为止最大的胜利。历史证明，那次是西方民主国家在不诉诸战争的情况下阻止希特勒的最后一次机会。它们为何没有采取行动呢？毕竟，德国只有一支小部队进入了莱茵兰，而且给他们的命令是，万一受到驻扎在那里的西欧最大规模军队的威胁，就立即撤退。如果法国通过展示军力阻止了德军的前进，那将是对希特勒的重击，会大大削弱他在德国军民心目中的威信。这会产生何种后果我们不得而知。如果希特勒1936年重新实现莱茵兰军事化的企图以不光彩的失败告终，他就很可能无力推行后来那些被军方重量级人物视为鲁莽危险的行动。然而，希特勒掌握了法国方面的情报，知道法国基本不会采取军事措施阻止德方的行动。希特勒动手之前，法国领导人就差不多排除了使用武力将德国军队驱出莱茵兰的可能。动员军队每天要花3,000万法郎，这在财政上和政治上都是无法承受的。即使事实上没有动员军队，巴黎也险些爆发金融恐慌。此外，法军无法立即投入行动，它需要16天的动员期。而且，法军只会为保卫法国的边界而战，不会为了莱茵河边的非军事区打仗。法国的公共舆论也反对军事还击。就连希望惩罚希特勒的人也觉得不值得为莱茵兰而战。
在英法两国仍企图靠外交手段对付不守规矩的国家同时，德国和意大利的独裁者越走越近。1936年初，德意两国的关系仍算不上友好，但当年秋天，它们就建立了同盟。11月1日，墨索里尼宣布罗马-柏林轴心形成。墨索里尼开始从大独裁者变为区区合作伙伴，虽然他本人尚懵然不知。这两个易变难测的人掌握着各自国家中几乎绝对的权力，他们统治的德意两国一意扩张，对欧洲和平构成了日益增大的威胁。7月，失去了意大利这个后盾的奥地利无奈同意了德国的要求，德国对奥地利的影响因而大大增加。在德意轴心正式确立之前，它们两国就联手在西班牙采取了行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决定在军事上支持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领导的民族主义叛乱。
所有独裁政权都有如下的共性：消除（或严重限制）多元的政治代表制，限制（或废除）个人自由，控制大众媒体，终止（或严格限制）司法独立，以及扩大警察权力来粗暴镇压政治异见者。所有独裁政权也都采用某种形式的伪代表制度，都声称自己代表“国家”或“人民”，体现人民的主权，服务于国家的利益。它们通常都保留了某种形式的国民大会或议会，尽管这类机构都受到各种滥用、操纵或控制。然而，实权无一例外地掌握在“强人”手中，而强人的权威靠的是军方和安全部队的支持。在所有独裁政权中，军方的作用都是决定性的。独裁国家的军方全部奉行民族主义的保守意识形态，一律激烈反对社会主义。多数独裁政权以平定内乱、恢复“秩序”、维持精英的现有权力为目标，并不构成国际危胁。
当时即可清楚地看到，有三个国家与众不同，它们是：苏联、意大利和德国。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它们之间意识形态的对抗明显加剧，一方是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另一方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认识到，这一对抗已经把欧洲拉入了危险地带。欧洲爆发战争的黄灯警示已经亮起。普通的专制政权无一威胁到欧洲和平。但是这三个非常规的活跃国家，尤其是斯大林的苏联和希特勒的德国，引起了西方民主国家日益加重的担忧。许多保守右派害怕共产主义甚于害怕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自20年代起把这三个政权划为一类，称之为“极权”统治，以有别于“专制”统治。另一方面，不仅共产党人，大多数左派都认为，将苏联共产主义与意大利和德国的政权归为一类是大错特错，德意同属邪恶的法西斯主义，不过是不同的变种而已。无可否认，这三个国家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大相径庭，但是在统治方法上却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包括对社会的严格控制、对反对派和少数派的恐吓、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一党制，以及不遗余力地动员群众。如果革命一词指的是为了实现根本改变社会这一乌托邦目标发动的大规模政治行动，那么可以说它们都是革命的政权。它们都在原则上要求个人的“完全投入”（实践中则有所不同）。在控制民众方面，它们不满足于仅靠压服的手段，而是想用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来动员民众，把他们“教育”成全身心投入的坚定信徒。因此，它们都是与“普通”专制迥然有别的活跃国家，但它们在实践中彼此有多相似呢？
斯大林不再能得到党的最高领导层毫无保留的支持。有些人寄希望于颇有威望的列宁格勒州委书记、政治局委员谢尔盖·基洛夫（SergeiKirov)。可是，1934年12月，基洛夫在列宁格勒的办公室内被射杀了。年轻的刺客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Leonid Nikolaev）曾与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有过关系。斯大林没有忘记，季诺维也夫以前曾经反对他，支持现在被妖魔化为最大敌人的托洛茨基。事实上，因为基洛夫生前和尼古拉耶夫的妻子眉来眼去，所以尼古拉耶夫打死基洛夫很可能是出于个人原因，没有政治动机。但是，斯大林认定此事是政治阴谋。刺客经过草草审讯后就被枪毙。无论人们有何种疑问，都从未能够证明斯大林与基洛夫的被刺有任何关系。但是，斯大林很快将基洛夫之死为己所用。他赋予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任意逮捕、审判和处决的权力。季诺维也夫和同样支持过托洛茨基的列夫·加米涅夫被判处长期徒刑。列宁格勒有3万多名真正的或被指认的反对人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其他边远地区。接下来的5个月内，近30万党员遭到清洗。斯大林若是在基洛夫被杀后不久读了警察的报告，他的恐惧偏执还会进一步加剧。当时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他们杀了基洛夫。我们会杀了斯大林。”此外还有其他要除掉斯大林的说法。斯大林的疑神疑鬼至此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1936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向他报告说，人在国外的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斯大林的又一个老对手尼古拉·布哈林的支持者保持着联系。于是，斯大林下令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带出监狱，在公审大会上重新审判，罪名是从事包括暗杀在内的“恐怖主义活动”，并指控说，基洛夫被杀后，他们暗杀名单上的下一个人就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判处死刑，1936年8月被枪决。在布尔什维克早期领导人和中央委员当中，他们是第一批遭清洗的，但远非最后一批。1938年，布哈林也被公审，随后遭到处决。至此，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人人自危，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中央委员会的139名委员中有110名被定为“不可靠分子”而遭逮捕，一般下一步就是枪决或者发配到古拉格去受苦。几乎所有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党政领导人中都有人被捕。1934年党代会的1,966位代表中有1,108人被抓。苏联共产党这个独立的权力基础正在被摧毁。大批管理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成为被清洗的对象，这也是苏联的经济增长在1937年后戛然而止的原因之一。清洗一旦开动，就产生了自动向前的惯性。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向政治局提出了逮捕25万人的目标，准备枪决7万余人，剩下的判处在监狱或劳改营长期服刑。到1938年底清洗结束时（可能是因为它造成的巨大破坏影响了工业生产），内务人民委员部远远超过了它为自己制定的目标。被逮捕的人数接近150万，近70万人被枪决。就连自1936年起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绰号“铁刺猬”的“大清洗”总执行者尼古拉·叶若夫(Nikolai Yezhov），也在1939年锒铛人狱，次年被处决。1939年，监狱及劳改营中的囚犯和被流放至蛮荒之地的人加起来有近300万。他们的境遇可说是生不如死，无数人饿死、累死，或被任意处决。斯大林其人冷酷而睚眦必报。(就连他的鹦鹉都遭到了清洗；只是因为那只鹦鹉老是学他粗鲁的吐痰声音把他惹烦了，他就用烟斗猛敲鹦鹉的头将其打死。）他经常疑神疑鬼，但空穴来风，未必无因，有些事情的确使斯大林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安全堪虞。20世纪30年代苏联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也不单是斯大林偏执心态的极端表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几百万野心勃勃的干部和恭顺奴性的公民参与了高压政策的执行。有人受害，但同时也有人得益。得益的是为政权服务的人。无疑，在政府的宣传蛊惑下，很多人相信苏联国内潜伏着各种“破坏分子”“颠覆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富农”，以及间谍和奸细。因此，使用高压来消灭“敌对分子”受到了许多人的欢迎，加强了他们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伟大事业的认同感，也巩固了他们对斯大林的信任。就连许多受迫害、受歧视的人也认同苏维埃的价值观，拼命想靠拢政府。政府鼓励人民彼此揭发。任何稍微“偏离正统”的言论都可能招致可怕的夜半敲门。
红军也未能幸免。希特勒的德国和日本在1936年11月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Anti-Comintern Pact），这意味着苏联将两面受敌。在这个时候，（人们可能会以为）斯大林最不希望的应该就是红军的强军努力受到干扰。然而，令人震惊的是，1937一1938年间，“大清洗”几乎摧毁了军队的高层指挥。
自1933年起，这些病态的幻想变成了具体政策。希特勒上台伊始，就于1933年4月1日发动了一场全国范围内对犹太人商铺的抵制，之后又通过了第一批把犹太人清除出公务员队伍和在法律界与医疗界歧视犹太人的立法，使许多犹太人意识到自己在德国没有未来。1935年，第二波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开始，其高潮是1935年9月通过的《纽伦堡法案》，法案规定犹太人与“德意志血统”的人通婚为非法，褫夺了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为后来几年扩大对犹太人的歧视打下了基础。1938年的又一波，也是最严重的一波迫害导致了当年1月9日至10日之间全国范围内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因为屠杀中犹太人店铺和住房的窗户玻璃被打得粉碎，这场屠杀被讽刺地称为“水晶之夜”（Reichskristallnacht）]。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迫逃离德国。在那以前，犹太人已经被逐渐排挤出经济活动，失去了生计，成为苟活于社会边缘的人下人。德国所谓的“人民共同体”建立在种族歧视和迫害的基础上，其突出特点就是排斥被认为不属于它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