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虚无主义在何处？

收音机和电视提供给我们的，并非真实生活的经验，而是一种伪现实。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伪生活（坐在他人旁边消费，而非和他人一起消费）中伪经历（坐在沙发里消费）这种伪现实（为了大众消费而上演的事件）。
不管为了创造喜剧性和戏剧性的张力会有怎样的混乱突然暴发，这种混乱终将消失，并且似乎不会再次出现，而秩序终将恢复。于是乎，电视不仅在娱乐我们，还在教育我们：维持现状是善；破坏现状是恶。
屏幕提供了一种逃离现实的方法，而现实则被或明或暗地描述为我们必须逃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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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要求学生课堂上不要盯着屏幕而是集中注意力上课时，这通常只意味着学生们应该停止盯着自己的屏幕，转而去看老师的屏幕——那个挂在教室前方、所有人能一起盯着的屏幕。
把教育的目标视为信息的反刍，阻碍了学生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发展。在弗莱雷看来，虽然这样一种批判性思考能力的缺乏看上去是教育的银行模式的失败，但可以证明这种教育体系正在完全按照最初的设计发挥作用。
问题都不是社会无能于创造好的公民，而在于“好”只是对社会而言，而不是对人而言，尤其是对那些生活在为这些教育和道德体制所支撑的社会中的人而言。
弗莱雷所谓“叙事病”可以被视为尼采用虚无主义规定的疾病。
抄袭的学生因此常被告知他们做了错事，因为抄袭违背道德价值，因为抄袭是欺骗，而欺骗是有着坏品格的人才会做的事情。
由于教育的银行模式阻碍了学生们发展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所以学生们似乎很难达到这样的程度，即认识到教育体制本身应该为让抄袭显得合理负责。
教育能够让生活变得更容易和更稳定些。但如果成长需要挑战和不确定性，那么一种容易和稳定的生活就只是一种缓慢而稳定的死亡。换句话说，这样一种生活是虚无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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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克思，“劳动”是一个我们制作对象的过程。我们之所以需要这些对象，是为了发现我们自己是谁。当我们无法控制我们所制作的东西时，身份危机就会出现。
工业革命以来，“我们制作的东西”开始仅仅意味着“我们赚了多少钱”。于是，我们并非通过向他人展示我们是谁来定义自身，而是通过向他人展示我们的薪金支票来定义自身。
用通过劳动赚来的钱购买的商品和服务，一定是驱使我们在劳动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之后仍然继续劳动的东西。
这些商品和服务也已经失去了它们曾经拥有的意义。商品是大量生产得来的，因此不再能够从中识别制造者的个体性。
商品和服务并非因为我们通过它们了解其提供者才有意义，而是因为通过拥有它们所产生的感觉才有意义。这种新的劳动意义要想起作用，可以说必须具备这样的前提，即做人意味着空虚。

最初能够通过我们能做什么而非能拥有什么来满足自己，那么购买和消费的欲望就是不自然的，它本身就是我们已经购买和消费的东西。
我们对商品和服务的欲望与商品和服务本身没有关系。我们真正渴望的，是那些商品和服务能够赋予我们的社会地位，是我们通过与它们关联而获得的地位。
如果购买与消费的生活是我们知道的唯一一种生活，那么这种通过从事无意义的劳动赚取无意义的金钱，再去购买无意义的商品和服务从而实现无意义的满足的生活，就不可能被我们视为无意义的生活，反而会被视为真实的世界。
把一种无意义的现实视为现实，不是因为现实是无意义的，而是因为工人接受无意义的现实必然对别的人有利。
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这种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让工人们相信除了为活着而工作之外别无选择，明显有利于那些并非为了活着而工作的人，那些不需要为了活着而工作的人，至少是在还有可供他们剥削的工人时。
接受为活着而工作是唯一的生活方式的信念，就是接受虚无主义。
家庭里的虚无主义、学校里的虚无主义和工作中的虚无主义就不是同一种虚无主义态度的不同案例，而是同一个虚无主义体制的不同组成部分。
虚无主义最好不要被理解为在虚无主义者所到之处发现的一种个体性的经验，而应理解为一种由某种靠虚无主义维持的体制所产生的经验，而这种体制已经延伸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宣称虚无主义是完全真实的，不只是提出一种关于现实的本性的主张，而是在给出一种有助于形成现实的主张。
虚无主义是一个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在政治层面直面它，而非个体或神灵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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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摘抄完，先吃饭了。
——更新！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政治反而被视为一种活动，我们不是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而是作为目的本身参与这种活动，它定义了做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古希腊人认为他们自己——而且只有他们自己——才是人，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其他民族没有完成的东西：城邦的创造，政治空间的创造。
由于我们的动物必然性——像吃、喝与生殖这样的必然性——被视为在家中得到满足的需求，所以家庭被与强制而非自由相关联。于是，自由要求一种远离家庭的能力，抛弃自然强迫我们去满足的生命的必然性，换句话说，自由要求别的人成为奴隶。
所有不像他们那样作为户主的人，都视为生来就是服侍人的。
闲暇——或从满足个人的需要和家庭琐事中解放出来——不是被视为自由，而是被视为自由的前提。
城邦为政治进而为自由提供了一片空间。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外在于家庭的地方，公民们（也就是作为户主的希腊成年男子）可以在那里会面和交流。
城邦的那些不平等（希腊人＞非希腊人、丈夫＞妻子、父亲＞孩子），也成就了市场上(agora)的平等（公民=公民）。
市场是一处政治空间，因为那里公民能够作为人存在，能够平等地存在，能够免于强制并自由言说。
言论自由对古希腊人来说不是表达观点的途径，而是共享世界的途径。由于没有哪一个个体公民可能拥有完整的世界观，所以尝试形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就需要公民个体们聚在一起讨论各自有限视野下的世界。
政治描述为“建立共识”时。形成一个“共识”(consensus)，就是和(con-)他人分享一种世界观(-sensus)。与此类似，我们今天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政治协议应当建立在“常识”(common sense)的基础上。
政治最初并非相关于保护生命，以使我们能够作为个体来享受我们的自由；而是相关于创造自由，为了让共同的生活能够变得有意义。
现代，能够参与政治的人数量大大增加，但是由于我们又大大缩小了政治的规模，以至于让这样的参与变得毫无意义。
阿伦特把这种政治的意义缩减追溯至柏拉图。对柏拉图来说，真理不同于共识，且优于共识。多数人的政治辩论永远无法触及真理，因为人类经验不属于真理领域。

少数人能够参与更具真理性的讨论形式，柏拉图称之为哲学的“辩证法”，以区别政治的“雄辩术”。市场是城邦中任何户主都能参与关于经验本质的讨论的地方，而柏拉图的学园只有他的学生能够参与关于实在本质的讨论的一个地方。
柏拉图和学生们要求城邦为他们提供远离市场必需的闲暇，政治被柏拉图视为达到学术自由这一目的的手段。
学术自由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所要求的免于强制的自由，不仅是免于必然性和不平等性的自由，还有免于政治的自由。
柏拉图之后，政治活动和家庭活动开始被视为本身无意义的活动，而只是实现有意义活动之目的的手段。
未经检验的生活让经过经验的生活成为可能，所以其价值不是内在的，而是工具性的。
通过确立这样一种观念，即真理属于一个外在于经验的实在领域，柏拉图让专家抢占了为政治活动准备的舞台。
如果与他人讨论我们对现实的判断就是我们成为人的方式，那么用专家的判断替代我们的判断，就是在用以获得确定性为目标的科学计划替代以成为人为目标的政治计划。
共识也在政治里被确定性所替代，就像民主制被官僚制所替代。官僚可以运用科学家对现实的理解来为公民创造可能最好的生活。那么从这一视角出发，把成为人的政治计划区别于获得确定性的科学计划可能就是错误的。科学的进步就是人类的进步。
但是，阿伦特指出，我们对科学进步的信仰带给我们的不是真理和确定性，而是虚无主义和灾难。
被解放者确实自由离开家族并进入了公共领域。但就像政治活动已经变成专家的活动而非公民的活动，唯一留给现代公民的活动是工作。换句话说，被解放者的自由不是政治自由，而只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自由。
正是国家能够调配的生产力的联合，以及国家能够支配的强力的联合，让政治从实现自由的手段变成了对自由的威胁。
对经验的不信任一直存在，让我们无能于自行判断经验，导致我们越来越不愿尝试彼此达成共识，而越来越愿意（也越来越能够）尝试摧毁彼此。
判断时对经验的不信任已经导致我们只剩下偏见可依赖。当偏见变得完全脱离经验时，恐惧会让我们变成偏执狂，会引导我们把偏见变成意识形态和自我实现的预言。
对政治威胁的恐惧没有转变成复兴政治的追求，而是转变成生活在一个没有政治的世界的追求。
现代心理学是沙漠心理学：当我们失去判断能力——去受苦和谴责时——我们开始认为，如果不能在沙漠的条件下生活，我们就一定有问题。就心理学尝试“帮助”我们而言，它帮助我们“适应”这些条件，从而剥夺了我们唯一的希望，即我们虽然住在沙漠中，但我们不属于沙漠，我们能够把它转变成人的世界。
生活在沙漠中，就是被迫只关心生存，只关心动物的必然性，但后者妨碍我们体验人的自由。
对科学进步的信仰，以丧失对人性的信仰告终。
阿伦特的观点，尼采的虚无主义观太过心理学化，把虚无主义等同于一种疾病。即使这种疾病能够感染整个文化，但仍能被回溯至人类的生理层面。
对卡夫卡来说，也是对阿伦特来说，要想理解现代世界、官僚世界，至关重要的地方不在于心灵和肉体之间的关系，而在于人与地点的关系。
某一种地点（如市场）如何能够促使人们彼此间形成关系并共享一个世界，而另一种地点（如沙漠）如何能够让人们无法与他人形成关系，而只关心个体的存活。
如果说被迫远离彼此、被迫退入我们自己内部是虚无主义产生的原因，那么对虚无主义的个人主义回应就永远不会克服虚无主义，只会有助于虚无主义的永恒化。

失去政治，就无法建立共识，也无法聚在一起共享世界。这些都是虚无主义的政治体制出现的结果。
这样的体制并没有把公共空间从这个世界上移除，而是让这些空间非人化，排除了在公共领域进行政治活动的可能性，却只留下经济活动的可能性，只留下工作与消费的可能性。
由于我们的工作与消费其实更多关注自己的幸福，而非如何做一个人，所以这个世界被永恒化了。
满足于没有生气的生活中的非人的幸福，就是自杀，因为我们发现自己今天已经身处“虚无主义的客观处境中，在那里，无事情性(no-thingness)和无人性(no-bodyness)威胁着要摧毁这个世界”。

任何有逻辑的、理性的和标准的东西，都不能被视作理所当然的，都必须接受质疑和挑战。正是对这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的质疑和挑战，曾经被称为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