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魂牵梦萦的台北

    我魂牵梦紫的台北


    朦朦胧胧中，不知有多少回，我徘徊在一排四层楼房的街头 巷尾，仿佛楼上有我牵挂的人，有我牵挂的事。似乎年老的父母就在里面，却怎么也想不起他们的电话号码。
    二O一九年夏天，徐枫邀请我去台北参加电影《滚滚红尘》修复版的首映礼。有一天晚上，朋友说第二天要去看房地产，对看房地产我没什么兴趣，只随口问了一句，去哪儿看？一听说永康街，我眼睛即刻发亮，要求一起去。朋友知道我也住过永康街，
看完房地产，体贴地提议陪我去看看我曾经住过的地方，我不记得是几巷，到底三十多年没回去过。仿佛天使引路，我径自走到永康公园对面的六巷中，在一家门口估计着是不是这个门牌号码，刚好有人出来，我就闯了进去，一路爬上四楼。当我见到楼梯间的巨型铁门，我惊呼：“就是这间！我找到了！”原来梦里经常徘徊的地方就是永康街、丽水街和它们之间的六巷。顾不得是否莽撞就伸手按门铃，应门的是一名十八岁的女孩，我告诉她我曾经住在那儿，请她让我进去看看，她犹豫地说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刚才跟着我一起上楼的郝广才即刻说：“她是林青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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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完第一部电影《窗外》，我们举家从台北县三重市搬到台北市永康街，一住八年，这八年是我电影生涯是最辉煌、最灿烂和最忙碌的日子，也是台湾文艺片最盛行的时期。
     重重的铁打门闩嘎吱一声移开，一组画面快速地闪过我的脑海——妈妈在厨房里为我煮面、楼下古怪的老爷车喇叭声、我飞奔而下、溪边与他一坐数小时、铁门深深地闩上、母亲差点报警。那年我十九，在远赴美国旧金山拍《长情万缕）的前一晚。
      走进四楼玄关似的阳台，竟然没有变，一样的阳台，母亲曾经在那儿掐着腰指骂街边另一个他。
     走进客厅，真的不敢相信，仿佛时光停止了，跟四十多年一模一样，我非常熟悉地走到少女时期的卧室，望着和以前一成不变的装修，我眼眶湿了，妈妈不知多少回，坐在床边用厚
厚的旁氏雪花膏，为刚拍完戏累得睡着了的我卸妆。转头对面是妹妹的房间，走到另一边是父母的房间，他们对门是哥哥的房间，突然间我呆住了，那张Cappuccino色的胖沙发还在，静静地坐在哥哥的房间中，那是我不拍戏的时候经常坐着跟母亲大眼对小眼的沙发。
    我站在客厅中央，往日的情怀在空气里浓浓地包围着我。八年，我的青春、我的成长、我的成名，都在这儿，都在这儿。这间小小的客厅，不知接待过多少个说破嘴要我答应接戏的大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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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puccino胖沙发

      琼瑶姊和平鑫涛也是座上客，在此我签了他们两人合组的巨星电影公司创业作《我是一片云》的合约，这也是唯一的一部“一林”配“二秦”。在这小客厅里，也经常有制片和导演坐在胖沙发上等我起床拍戏。
       小时候住在偏远的乡下村子里，都不知道有台北这样一个地方，没想到有一天飞上枝头，不但定居台北，竟然还有三个台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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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跟我握手呢。在我二十岁的时候，到中山堂看我自已主演的《八百壮士》。电影结束了，灯还没亮，隔我三个座位有位先生站了起来，跟着导演和周围的人都站起来了。那人态度温和有礼气宇不凡、导演介绍我是女主角，他跟我握手，我第一个感觉，这人的手软得跟棉花一样。从前听父母说男的要手如绵、女的要手如柴才是富贵命。导演看我愣在那儿，马上加一句，这是蒋经国“总统”，我还没回过神来，他已经被簇拥着离开了。第二位是他还没当上“总统”的时候，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在圆山饭店的“立委”鸡尾酒会，酒会中场，走进一位长相、气质和风度都极度完美的翩翩公子，好看得不得了，当他握我手的时候，真希望时间能够停止，让他再多握一会儿，他是马英九“总统”。第三
位跟我握手的“总统”那时候已经卸任了，有一天我在高尔夫球场，见到一位老先生正在开球，那球打得不是很远，但旁边围着的人一致鼓掌，氛围有点奇怪，我看他一个人坐上球场的车子，好奇地望望，感觉有点面熟，不敢确定地上前问道：“请问你是‘总统
先生吗？”他微微点头称是，并跟我握了手，他是前“总统”李登辉。
      九岁时搬到台北县三重市淡水河边。中兴桥离我们家很近，那时最开心的是大人带我们坐着三轮车，经过中兴桥到台北吃小美冰淇淋。高中读新庄金陵女中，放学总是跟着住在台北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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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搭公共汽车，过中兴桥吃台
    北小吃店的甜不辣配白萝卜，上
    面浇点辣椒酱，那滚烫甜辣之味
     至今记得。高中时期，儿乎每个
     周末都跟同学到台北西门町逛街、
      看电影，我们穿着七十年代流行
     的喇叭裤、迷你裙、大领子衬衫
      和长到脚踝的迷地裙，走在西门
      町街头不知有多神气。我就是在
    是在高中毕业前后那段时间，在西       门町被人在街上找去拍电影的。
      台北的大街小巷、阳明山的老外别墅、许多咖啡厅通通入了我的电影里，如果想知道七十年代台北的风貌，请看林青霞的文艺爱情片。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八四年我都在台北拍戏，这十二年共拍了六七十部电影，台北火车站对面的广告牌经常有我
 的刊板，我读高中时期流连无数
 次的西门町电影街，也挂满了我的电影招牌。我人生的转变比梦还像梦，回首往事，人世间的缘分是多么微妙而不可预测。
       白先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里的女主角住在台北市仁爱路，仁爱路街道宽敞整洁，中间整排绿油油的大树，很有气质。我喜欢欢仁爱路，八十年代初，我用四部戏换了仁爱路四段双星大厦的寓所，电影的路线也从爱情片转成社会写实片，拍写实片，合作的人也写实，那时候手上的戏实在多得没法再接新戏。有个记忆特别鲜明，一天晚上，制片周令刚背着一个旅行袋，旅行袋里全是新台币，拿出来占了我半张咖啡桌，人家一片诚意，不接也说不过去。他走了我把现钞往小保险箱里塞，怎么塞都不够放，只好把剩下来的放在床头柜里，好多天都不去存，朋友说我真胆大，一个人住在台北，竟然敢收那么多现金，而且还放在家里。
      八四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拍戏，偶尔回到台北拍几部片。九四年嫁入香港，结婚至今二十五年，我魂牵梦萦的地方还是台北。这次回到永康街，才知道梦里徘徊的地方，我进不去的地方，就在永康公园对面六巷×号的四楼。


                             二O0二O年一月